誰都知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這句名言，只是它出自汪精衛執筆的孫中山遺囑。毛政權與孫政權不同，毛實行的是沿襲，兩千年的秦始皇式的中央集權制，而且毛自以統治最為有效。
毛澤東對所謂接班人的憂慮貫穿於他最後十年的執政過程中。早在林彪事件爆發時，已清楚反映出毛澤東這種永遠有想說想做，但自己不說不做的多疑多慮的君主心態。一九七一年十月，也即是毛去世的前五年，由毛授意向全黨全國公布了一份不是「遺囑」的遺囑。說它不是遺囑，畢竟毛尚在人世，未以遺囑冠名；說它是遺憾，是它「藏之深山」的方式，是因毛澤東這份名義上致其夫人的密信中的擔
心萬一「我死後」。史為明鑒，毛澤東時時擔心自己猝死或被謀殺，起自於全國上下雀躍歡呼其「萬壽無疆」、「絕對權威」的始初。毛澤東將密信分別保存在幾個文獻資料館，存無定期，必要時別人取得或由自己取出，更加顯示他洞察一切的無比英明，無論毛是否健在，都對毛的千秋江山持續產生「聖旨」作用。它兼密詔與遺囑於一體，可見毛澤東的遺囑不可能是說幾句世俗臨終托咐的話，而實在是集權
統治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
簡言之，毛澤東天衣無縫的治國韜略，落到孫中山由人代筆留言、潤色甚至有機會被「篡改」的地步，在毛看來那當然是倉措的，是要失算的，對社稷黎民是極不負責的。
林彪事件後，毛指示全國「要不斷地總結經驗」，毛又向全國談及他總結自己，他說，「我一生做了兩件事，一是打敗國民黨，推翻蔣介石政權；二是發動了文化大革命」，而且他還說，對前一件事反對的人少，對後一件事反對的人多。一位政治老人的孤獨及傷感溢於言表。從他日趨虛弱的身體狀況估計，此時他密不可宣的遺囑框架已就，所不同的是根據存活的時段，隨時將接班人選作必要調整即可
。毛的晚年沒有親撰長篇文章，所有指示都為語錄形式發布，除了那篇漚心瀝血、一字一句認真準備的不是遺囑的遺囑《給江青同志的一封信》之外。對一個深知「言之無文行之不遠」並以文治天下的毛澤東來說，遺囑應是他留芳百世的最後篇章。作為政治舞臺作秀一生的壓軸戲，遺囑繼續左右世人作出毛所期望的「蓋棺論定」，讓毛家王朝與天地共存。
人們都記得，「文革期間」中國所有報紙曾在頭版頭條位置全文發表過胡志明的遺囑，其中「見馬克思」之說法成為後來中國高官自謂「死亡」的代名詞。胡志明事先為全越共與民眾準備好自己的遺囑，越政權按慣例及時向全國公布，符合共產集權統治的常規。遺囑關係到領袖在民眾心目中的「永久」形象是否依然、權威是否延續、政權是否鞏固以及接班人是否明確等一系列重大問題，而更為突出的
是毛澤東逝世前正處非常時期：毛的形象因貶周抑鄧而不能與以往尤其是與「文革」初期相比；其權威無論由當時主政的哪一個來傳遞則人人懷疑；整個政權系統、國民經濟和社會各階層的動盪不安正處於一九四九年毛執政以來的最危機狀態；而毛已許久未發表「高瞻遠囑」的指示，已數月未在電視中露面，一直未明確他的接班人。此時的毛澤東，也只有借遺囑訴諸生前未以權威形象作賭注去壓垮對立面從而一度被耽擱的心願，為達到自己未實現的政治目標再作最後一次的強施於人，趁作古之際挽回自己的臉面。無怪乎當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下午，中國最優秀的播音員向全國沉痛公告毛之死訊時，人們第一個反應是「怎麼沒有公布主席的病危通知？列寧、斯大林有連胡志明也有，我們毛主席怎麼沒有，死得太突然了」！第二個反應是準備聆聽主席遺囑的發表。但除訃告之外，等待的結果只是日後由中共中央宣布建造「毛主席紀念堂」和出版《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官方輿論藉此大肆聲張中共最高層貫徹已故領袖意志，將專制政權鞏固下去並將「文革」進行到底的決心，至少這在客觀上轉移了人們對主席遺囑的期待，同時將華國鋒出任共產黨首腦的程序作為按步就班那樣，自然而然讓民眾接受，突然彷彿有無先帝遺囑無關緊要，反正有華主席在，他還年輕有為著吶！於是原本毛耶穌的湖南韶山沖遷到了山西交城的山、還有交城的水，因為誕生新領袖的唯一法寶「個人崇拜」已率先嗚鑼開道，它出臺於華等人控制的唯一輿論工具《解放軍報》。
二、探尋毛澤東遺囑的意義
毛澤東逝世不到一個月，中國發生了震驚世界的宮廷政變。這場直接憑藉武力支持政變所廢黜對象是毛澤東的夫人、親信、代言人，按中國傳統是典型的「清君側」。事發後中共中央發文件向全國解釋道：「長期以來中央對王、張、江、姚等人進行了耐心的幫助和教育。」對這種說法，即便是痛恨「四人幫」的人也免不了幾分噁心：政治這個東西真是騙人，不要臉！誰是中央？在那個年代裡，中國人搞不清自己的名字可以，搞不清「中央」是要槍斃的。以中共歷屆次黨代會文件為準，按時間順序以新華社發布的時事政治報導為依據，在毛澤東執政併發動「文革」的最後十年，始終保持並實施著「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權威效能的，只有毛澤東加「四人幫」其中三個個人。在這十年裡，其他高層裡所謂「中央政治局委員」除了個別幾個沒有文化看不懂馬列書的大老粗，不是叛徒就是野心家、陰謀家；不是走資派，就是「從來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不是「死不改悔」，就是晚節不保、「逆流」，總之沒有一個是光彩的、清白的，按毛的用人標準，特別是按他們這四、五個人的同一立場來衡量，就再無哪一個能在中央政治局保持十年不犯「路線錯誤」的記錄。短命天子華國鋒，他在毛中央的時間也一樣不夠長，不足數，平素無才無能，好事壞事都幹得不夠格，從來在中央不搶也不要發言權，即使有點心思也始終放在肚裡不吭氣，臉上看老實（他的官運本來就是從五九年大災荒的窮鄉餓著肚子高喊「人民公社好」而感動毛的），直到最後被人硬推著幹了一陣子傀儡的活，衝著自己一向唯唯諾諾當作老娘的人舞拳頭，充當總司令，不管怎麼樣算是打破了自己幹好事的記錄。
如果沒有這場政變，後來鄧小平的復出乃至二十年的改革開放都無法設想。此類說法不錯，但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四人幫」下臺？
有人說是「四人幫」不得人心。
若不得人心就倒臺的話，他們這夥人早就倒臺了；得人心也不一定在台上，胡耀邦那樣受全國民眾擁護，但他不得不下臺。粉碎「四人幫」是一種政治行為，從事此類行為的人甚至可以與「四人幫」在思想上、組織上一致，但在政治目標上選擇不同，如粉碎「四人幫」的主要人物之一汪東興即是。粉碎「四人幫」還是一種政變行為，因無司法程序的「逮捕」，而且對象是一批經黨的大會、人大確認的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那只是政變而已，或者就是毛澤東曾給江青的信中所稱，屬於「右派打著我的旗號反對我」。
至今有一點能完全肯定，粉碎「四人幫」不是出於毛澤東的本意，不是遵循毛的遺囑行事。這是「四人幫」倒臺一個月內，便得到事實上的證明：從中央各部委辦到全國各地，上萬名黨的高級幹部被逮捕、隔離審查或撤職，毛澤東與「四人幫」一夥十年苦心經營的「文革」派系骨幹隊伍被徹底摧毀。
問題是發動政變的人究竟感到什麼威脅，或迫不得已一定要在毛死後不久，這段敏感期內這麼干呢？官方黨史一直是以毛死後，「四人幫」一九七六年十月四日在權威報紙上發表《永遠按照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一文作為問題的答案。粉碎「四人幫」後，中共中央以文件的最權威形式向全國解釋道：「他們這麼做是打出了篡黨奪權的信號，他們要動手了！」這就是所謂「及時、果斷粉碎『四人幫」
的原因。
按堅持毛澤東思想的原則，或者按華國鋒的堅持「文革」的態度，永遠按照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有什麼錯？問題的關鍵是「四人幫」確實在該文章中傳遞了一個信號，是他們首先暗示全黨全國：毛主席還有話要說（有毛的遺囑的可能）。說「他們要動手了」，無非是「四人幫」要拿這份遺囑並搶先公開告示全國。這個信號是這樣表達的：「毛主席臨終囑咐我們『按既定方針辦』。」當時看了這篇文章，人們都感到話裡有話，便有人認為毛主席到底還有遺囑，有人認為這還不算是遺囑，或許是先提一句其中的話，還有人索性以此作為「毛澤東遺囑，為研究中共黨史、『文革』史解秘」。足見「四人幫」為毛造輿論事出有因，使得政變者亦不敢根本否認，只能玩用「皇上對你說還是對我說」之類的宮廷鬥法，說毛是講「照過去方針辦」。經中共黨史界考證，毛既講過「按既定方針辦」，也講過「照過去方針辦」，華國鋒在一九七六年夏季中央計畫會議上講的正是「按既定方針辦」，只不過「四人幫」再也搶不到時間和地位來說明這些話了。
在粉碎「四人幫」兩星期左右，中共中央第一批文件向全國傳達，文件在準備上欠成熟，分為印刷與口頭記錄兩個部分，但人們清清楚楚知道傳達的一項主要情節，而在日後的黨史研究中卻被忽略。文件稱：「主席逝世，中央政治局立即舉行緊急會議，江青在會上又哭又鬧，吵著要汪東興把手中的公文皮包交給她。華主席明確告訴江青，主席所有的文件都由汪東興同志負責保管。由於江青『四人幫』
一夥的吵鬧，主席遺體的處理、毛主席紀念堂重修和毛選五卷的出版等重大問題得不到及時討論。」江青到底要的是什麼？一定是毛澤東生前未發表的文件，所謂與「四人幫」的生死較量，以及日後的政變都從爭奪主席生前留下的文件開始的。
如果不以毛澤東遺囑的存在為前提，中國當代史上的精彩片斷就得不到令人信服的解釋：「四人幫」會不會動手？「四人幫」如果動手，按宣判他們的罪狀的用語是要「搞反革命政變」。「四人幫」本來就未掌握軍權，怎麼能直接搞兵變呢？而華等人「革命的政變」在「四人幫」發表那篇文章後，僅隔一天就取得成功。人們沒有再思考一番，既然「四人幫」僅靠上海十多萬武裝民兵根本控制不了北京
，管不住全國，華等人為何一口咬定他們會動手呢？曾有史學家分析這是一種宣傳，是希望軍隊與民眾相湃酚釁涫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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