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中描述了愛因斯坦與德國科學家埃瓦爾德一次對話。埃瓦爾德訪問美國時在普林斯
頓拜訪了愛因斯坦。臨走時愛因斯坦說:「請代我向勞厄問好。」埃瓦爾德問:「也向普朗克和索末菲問好嗎?」愛因斯坦回答:「代我向勞厄問好。」埃瓦爾德當時頗有點不理解愛因斯坦的問答:為什麼愛因斯坦只向勞厄問好,連普朗克都不順帶問候一聲?在認真思考之後埃瓦爾德明白了,他後來寫道:「普朗克是一個悲劇角色,英雄只有一個,他是馮勞厄,而不是普朗克現在我才真正明白了這一點。」
埃瓦爾德明白的是:除了勞厄以外,愛因斯坦不能原諒德國知識份子在兩次世界大戰中的表現。赫爾曼寫道:「愛因斯坦的主要觀點也許可以總結為以下三點:(1)德國知識份子對20年代初納粹的興起、並在幾個月內就奪取了政權,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2)沒有跡象表明德國知識份子對納粹黨的罪行有自責和負罪的感覺;(3)沙文主義不可能在德國消滅,它將永遠是世界的一大禍害。因此必須永遠解除德國的軍備,必須阻止德國有一個強大的工業。」
前兩點愛因斯坦應該說是很有道理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正如赫爾曼教授所說,「所有德國學者(知名的學者和年輕的同事)都信仰國家主義。」正因為如此,所以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的10月,德國學者們發表了一個臭名昭著的文件《告文明世界宣言》,為德國軍國主義分子發動的罪惡戰爭辯護。93位德國最有名氣的學者包括普朗克、倫琴在內都在文件上簽了名。只有包括愛因斯坦在內的三位德國學者,立即對這一份可恥的文件提出嚴厲的譴責,並且針鋒相對地發表了《告歐洲人書》。
事後,包括普朗克在內的許多學者為自己的簽名表示後悔。但是,不到十年,德國學者又故態復萌。當納粹分子開始猖狂地向文明世界暴露其嘴臉時,愛因斯坦稍有反擊,他的同事們就會勸告他,不要和這些人一般見識。他們甚至對愛因斯坦的「激烈」態度和行為表示不可理解!連勞厄也勸告愛因斯坦說:「想成為納粹的人畢竟是少數。」正是由於這種不負責任的妥協態度,使得納粹勢力一天一天地壯大起來。普朗克就悲嘆說:「納粹像一陣狂風橫掃我們的國家,我們什麼也幹不了,只能像風中的大樹那樣聽憑擺佈。」大部分德國學者就是這樣,先是認為納粹成不了氣候,不贊成與他們辯論,揭露他們的無恥企圖;後來當他們壯大起來以後,雖然感到憤怒、羞恥,卻又認為無能為力,只好更加嚴密地把自己縮進象牙塔之中去。
勞厄是惟一的一個例外。當他終於覺醒以後,立即開始了他的反抗行動。他是退役軍官,退役軍官協會要求退役軍官加入納粹外圍組織,勞厄堅決不加入;猶太人科學家哈恩流亡在國外不幸去世,勞厄公開讚揚了哈恩的偉大的科學貢獻;納粹提出什麼《德國物理學》,以此污蔑、反對愛因斯坦的「猶太人物理學」,勞厄公開駁斥了這種卑鄙的陰謀;當納粹黨人想控制德國科學,又是勞厄挺身而出堅決反對,結果陰謀未能得逞。勞厄因此博得了世界各國科學家包括愛因斯坦的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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