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擔心這一做法有可能使高等教育歸於無序，使學生陷入恐慌。因為，在並非選拔性的高等教育培養和考試中實行這一辦法，違背了「行為預測可能性」的基本理念。「末位淘汰」源自「優勝劣汰，適者生存」的競爭法則，它的核心內容，就是讓所有參與競爭者通過某種形式的考核或者選拔後，對排名末位或者靠後的予以淘汰。「末位淘汰制」可以保證競爭參與者的積極競爭狀態。
但是，實行「末位淘汰制」的前提，應當是有淘汰的必要性和現實性。也就是說，只有當某一競爭群體中必須有人被淘汰的時候，這一制度才有存在的必要性和正當性。例如，在高考等選拔性考試中，一個學生很優秀，但如果別人都比他更優秀，他仍然面臨被淘汰的可能。
與選拔性考試完全不同的是，高等教育中的考試不屬於淘汰性競爭，而僅僅是過關性考試。打個比方說，在高考中，如果某人得了99分的好成績，但如果其他所有人都是100分，他仍然會被淘汰；但在非選拔性考試中，只要設定60分的過關標準，即便一個人剛好只有60分，並且其他所有人都超過了他，他仍然應當被認定過關，而不能因為他排名最後而淘汰之。
對課程學習實行「末位淘汰」，可能導致一種結果：對學生而言，不知道自己拿多少分才不至於被淘汰，因為只要自己不是滿分，就有因名落孫山而被淘汰的危險；對老師而言，則失去了衡量學生成績的既定的「合格」標準，因為所有的結果都要在全部學生的成績出來並排名後才能得知，因此預先設定的「合格」標準就失去了意義。
在這裡，我們不妨做一個假設性考察：一場考試下來，如果教師按照原來的改卷標準，恰好發現所有參加考試的學生都在60分以上，那麼，按照學校關於「不能有100％及格率」的死命令，教師必定會提高標準，將原來可以得60分的同學判定為60分以下。荒唐由此而生：理科試題一般都有確定的答案，教師怎麼修改答卷標準呢？如果考文科，教師似乎有辦法，但還有一個問題：教師修改了考試前的既定標準，這就意味著，對學生答卷的標準和要求是不確定的。
談到這裡，有必要提及法治社會一個基本原則－－－「行為預測可能性」，它的核心含義是，任何人對於自己的行為，都可以在行為前就依據一個已知的標準，確切地知道自己所為將有什麼樣的後果。從法律的規則性講，就是法律應當對人們的行為模式設定一個既定的明確標準－－－什麼是違法，違法的後果如何，等等。
相反，如果對於人們的行為沒有一個事前的確切標準，像古代社會的「刑不可知，威不可測」，人們不知道自己的行為是否合法，而只有在行為後，根據統治者的心情或者其他新的因素，才知道是否違法，那麼人們在做任何事情的時候都會心驚膽顫，因為行為人不知道自己將面臨什麼樣的結果，這是非常恐怖的事情。
雖然考試不及格和行為違法有明顯的差別，但在「預測可能性」方面，實行「末位淘汰制」的考試制度，和「刑不可知」並無二致。
也許，部分學生「60分萬歲」的心理是北大實行「末位淘汰制」的原因，從這點上講，北大的出發點是好的。但問題在於：將學生不求上進的原因歸於60分及格制度本身，而沒有探究學生不求上進的本源。
其實，「60分萬歲」的根本原因在於標準太低，對於一個平時根本不讀書的學生來說，只要在考試前突擊一個星期，即使不作弊也能拿到60分甚至更好的成績。因此，高校只有加強對上課、作業實踐和考試的標準管理，在考試前設定一個只有通過平時認真努力學習才夠得著的60分標準，並且加強對舞弊的查處力度，學生的積極性才能真正調動起來。
在一個科學的標準下，即便所有的學生都恰好只考了60分，也是教育的成功；並且，如果有了一個科學的標準，即便學生排名最後，只要他過了既定的標準，也沒有必要淘汰，因為他已經達到了既定的培養目的，是一個合格者。
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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