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重視的是，接班危機可能在各種政治勢力的妥協之下獲致解決，但潛伏在繼承危機之下的真正問題卻不可能得到紓解，最多隻是將引信暫時 拆除而已。除非中共新一代的領導人從制度面對政黨、政府、社會進行全 面調適、改造，則一旦目前困擾中共的許多問題同時爆發，有可能出現燎原之勢。
從外交的角度來看，江澤民手中的一張王牌就是他主政以來，美國與中共的關係尚稱平順，透過華盛頓，台海危機往往可以降溫。同時，在布希 政府攻打伊拉克聲浪甚囂塵上之際，江澤民還在出訪伊朗時故意留下一個 伏筆，宣稱中國的主要戰略目標之一就是防止美國攻擊開發中國家。當然 ，他指的是伊拉克、利比亞、伊朗等「邪惡軸心」國家。由於第四代中國 領導人在操控兩手策略方面顯然還不太純熟，因此，這就讓江澤民有更大的理由與其政治對手進行討價還價。
從內政的角度來看，江澤民希望將「三個代表」寫入黨章，不僅是希望讓自己的歷史地位翻兩番，也有藉「三 個代表」來結合大陸政治、經濟、知識菁英三大力量的用意。江澤民認為 ，他的「三個代表」理論雖說脫胎於鄧小平的「三個有利於」的說法（即 有利於發展生產力、綜合國力與人民的利益），但他畢竟也做了發揚光大的貢獻，尤其是允許私營企業資本家入黨，更是他的得意之作。在更上層的政治層次上，「三個代表」是促成大陸政治、經濟、知識菁英大結盟的催化劑，一旦三大菁英成功結盟，江澤民認為中國大陸的政治可以更為穩定，共產黨的領導也可以更為鞏固。
問題是「三個代表」即使在理論層面也漏洞百出，遑論在現實層面所引起的反彈了。首先，今天大陸只有兩大勢力，也即政治菁英與經濟菁英，但後者除了納稅之外，還必須依附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以及認對後臺政治老闆才有存活空間。因此，有人批評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論，搞結合三大菁英，不過是為子女繼續在工商界享受榮華富貴預為鋪路而已。
其次，號稱三大菁英之一的知識菁英，根本就不具資格代表文化界與知識界，見識比不過歷經反右鬥爭與文革的老一代知識份子，甚至也沒有投 入1989年民運的知識份子的理想。他們大多心態保守，滿足於現狀，對任 何政治改革都嗤之以鼻，對政治不想批評，追求的是較好的生活，國事之 下事不幹他事，早已成為文化買辦，喪失知識菁英應有的思辨能力，既無 為民表率的能力，自然也不具代表文化界與知識界的資格。
第三，「三個代表」雖然號稱代表人民的利益，基本上是將農人、工人這兩大類共產黨的天然結盟對象排除在外的，這也難怪工農階級對「三個 代表」論是有強烈反感的。
從經濟的角度來看，如果工農階級對「三個代表」的無法認同只是反映在理論層次，問題倒還不大。但目前對中共不滿的城鄉貧困人群，主要由 工農階級構成，是中共改革開放的未獲益者，特別是失業或下崗的「國有企業職工」，其社會地位和經濟地位從九十年代改革開放深化之後就一路下滑，對政府與共產黨也特別不滿。1989年天安門事件爆發時，由於農工階級對經濟情況尚感滿意，因此未參與由知識菁英與學生領導的民運，但未來如果再度爆發民運，工農階級的自發性投入，將使民運一發不可收拾。
過去10年來，北京政權的運氣可說相當好，社會對貧腐的反感、金融危機、法輪功事件、下崗工人的鬧事、銀行擠兌、台海危機，都是一個一個各別爆發，中共可以好整以暇地分別處理。但是，中共是否能永遠如此好運？當各種事件、危機如果同時蜂擁而至，中共如何因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