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紀裡,非暴力不合作運動在許多國家都取得過勝利,那麼是否凡暴力就應該詛咒並最終放棄呢?二十世紀最偉大的智者、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的領袖甘地被問美國記者問道:非暴力運動是否能打敗希特勒?
甘地也無法正面回答,只能說:不經過痛苦和傷害是不行的,人們要通過承受傷害和痛苦將社會的不公正顯示在世人面前,使這種不公正變得如此明顯。非暴力不合作運動在印度、美國、南非等地的勝利都確實如此。
一九六○年三月二十一日,在南非的Sharpeville,警察向數千名和平示威的人群射擊,導致69人死亡,其中有8名婦女和10名兒童,至少180人受傷,警察共發射705發子彈。正是這一屠殺,導致南非暴力反抗興起,與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相輔相成。南非政府受到了廣泛的譴責和制裁,民權運動得到了世界的關注和支持直到最後勝利。世界的新聞界一直報導著南非政府的不義和黑人的抗爭,功不可沒。
同樣,在美國民權運動中,電視直播讓全國看到警察毆打並使用警犬攻擊和平進軍的示威者,直接導致了民權運動的迅速壯大,最終促使《民權法案》誕生。
但這些勝利的前提是,這必須是一個正常的社會,儘管其中有如此多的不公正;其次,社會的大多數人能夠知道這些暴行的真相,大多數人能夠表達意願並對政府產生影響;更重要的是,這個政府必須不是反人性的。比如,英國政府中雖然無法避免有少數無人性的人掌握權勢,但是其政府機制決定了這種人不是主導力量,也無法成為主導,自由開放的新聞傳播使得暴行無法被掩蓋,公眾的力量能夠通過輿論來顯示。
同時,即使是信仰非暴力的和平主義者,也無法否認暴力存在的必要。
美國的阿米什人是絕對的和平主義者,他們的英雄是在遭到印第安人襲擊時不抵抗而全家遇難的人,他們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都拒絕服兵役。也只有在美國這樣的社會裏,他們才可能以信仰的緣故,在戰爭期間受到憲法的保護。不過他們必須在戰時參加跟軍事沒有直接關係的義務勞動,比如市政建設。
甘地在二戰期間放棄大好機會,堅持將獨立運動推遲到戰爭結束。因為他認為,雖然自己反對暴力,但是在享受別人投入戰鬥而帶來的安寧時,自己就不應該趁機取巧。
如果暴力是以自衛為目的,任何人也無法否認其正當的意義。即使絕對的和平主義者,也只能自己放棄自衛的權利,而不能剝奪他人在自己生命受到威脅時反抗的權利。如果在個人和群體的生存已經沒有指望的時候還要侈談非暴力,只是讓屠殺更方便地進行。
比如,非暴力不合作在希特勒德國是絕對不可能有任何希望的。即使六百萬猶太人遭到了屠殺,德國公眾對屠殺並沒有多少瞭解,而且公眾的主流態度是仇恨和蔑視猶太人,美國和歐洲其它國家知道猶太人在大屠殺之前的處境,除了少部分人,主流的態度是冷漠和幸災樂禍。直到納粹暴行被暴露在世人面前之後,公眾才開始反省。缺乏公眾的關注和支持,就絕對不可能有非暴力不合作運動。在這種環境中,暴力反抗是唯一的選擇。同樣,在亞美尼亞、印度尼西亞、盧安達、波黑、科索沃的種族屠殺中,在巴基斯坦軍隊屠殺東巴基斯坦(現在的孟加拉國)的知識份子和約三百萬平民時,在蘇聯清洗兩千萬人的年代,在現在的朝鮮、伊拉克,非暴力都只能是廢話。
在兩千多年的漂泊中,猶太人四處遭受歧視、欺壓甚至殺戮,即使在被送進毒氣室和屠場時,他們還是那麼逆來順受。然而華沙的部分猶太人,在隔離區內的猶太人被屠殺殆盡的時候,終於拿起武器跟德國軍隊作戰,他們明知道這沒有勝利的希望,但是這種戰鬥即宣告了他們作為人的尊嚴和榮耀。隔離區最終被炸成廢墟,他們就在廢墟中作戰,直到部分倖存者最後不得不撤離到鄉村打游擊。一直到戰爭結束,德國兵也不敢在夜間進入已成為廢墟的隔離區。
很多人感到奇怪,為什麼猶太人、中國人和其它地方的大屠殺受難者,如此溫順,一群群被少數士兵趕到屠場而不反抗。
其實對大部分人來說,暴力從來都不是一種選擇,即使是在明知要被屠殺的時候。在不知道自己被屠殺的命運時,人們會有幻想,會順從;在血淋淋的殺場,人們的恐懼已經淹沒了勇氣,絕望使得反抗的念頭都已經不可能產生。當我看到記錄片中猶太人大步跑向墳坑前被射殺的情景,不禁熱淚盈眶。兩千多年來,被屠殺的中國人何嘗不同樣如此。
中國歷史上比猶太人所遭受的更慘酷的一次次殺戮,人們不僅被殺戮、被強暴,甚至被當作軍隊的糧草,就連目睹親人遭難的人也順從地成為幫凶。比如張獻忠屠武昌時,殺盡婦孺老弱,將成年男子全數充為士卒。張獻忠的軍隊就是這樣徵集來的。屠川時,兵丁中同樣有大量是在四川抓獲的。張獻忠不僅殺盡百姓,同樣殺戮這些士卒。這是怎樣的煉獄!
為什麼暴行得以順利進行?我只能得出一個答案,那就是缺乏反抗的勇氣。在恐懼控制下的人,甚至可以被屠殺自己親人的魔王驅使,去殺戮其他毫無反抗的人,直到最後自己也被宰殺。
我們必須意識到,在任何時候,勇氣都是一個人最重要的品格。
在生命受到威脅的時候,敢於拿起武器反抗,這需要勇氣。古往今來的屠殺受害者給我們留下的教訓就是,絕對不能放棄暴力反抗,一定要有自衛的勇氣。
在通常社會中,這種極端的情況不一定會發生,但是各種不公正卻時刻在發生,尤其是在一個不公正的社會裏。面對不公正,勇氣尤其重要。這不是靠一時血氣或者求生本能可以激發出來的,它需要信念。非暴力不合作正是最重要的抗爭手段,勇氣就是它的基礎。
相對而言,非暴力很容易做到,而不合作則很難,這需要有勇氣堅持信念、承受痛苦。在過去幾十年中,在中國的歷次運動中,不合作者屈指可數,那麼多人痛哭流涕、痛改前非,而合作者並未因為屈服就能免於屈辱和痛苦,只是人們以為,屈服就可能會少受些痛苦。然而,強權的力量正是來自於人們的屈服和順從。這強權,不僅僅是政府,還包括一切可以支配他人的個人或者團體。
在現代中國,人們普遍缺乏勇氣。一個韓國女人可以讓一百多男人跪下,雖然他們並沒有過錯,而唯一有勇氣拒絕下跪的人卻要承受失業的後果。要忍受屈辱和傷害的太多太多,打工的男男女女被迫脫衣搜身、關狗籠、遭毒打、超強度無償加班、被剋扣工資、甚至沒有報酬並被剝奪全部押金,在危害健康和生命的場所幹活,以至發生火災時無法逃生被燒死,或者慢慢中毒死亡等等。對這些,屬於賤民的打工者都選擇了順服。而賤民階層以外的城市居民,在政府鎮壓法輪功的過程中,難道不是同樣地順從?
然而,在大多數國人習慣地對一切淫威和暴虐屈服的時候,法輪功信徒們的勇氣,卻贏得的全世界廣泛的支持和尊敬。雖然他們在中國被宣傳成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邪教,雖然他們被關押,遭到非人的折磨,已經有數百人被折磨致死,但他們堅持非暴力抗爭,絕不屈服。這樣的勇氣真是五十年來的異數。
儘管我絕不接受他們的教義,但從人的角度,他們的勇氣值得我由衷欽佩。當然,同樣有勇氣的還有其他遭到壓制的地下教會的信眾,一些為民主不懼風險、身陷囹圄的人士,還有為民請命的英雄等等。但當作為一個群體,能夠如此堅韌,如此不屈不撓,如此組織有序,如此忍受痛苦,他們的勇氣,確實是最值得讚賞的。
必須看到,法輪功的非暴力抗爭,是現實條件下的產物:即相對開放的社會,信息傳播不再被政府徹底壟斷,中國政府的行為受到國際社會的監督。正是中國經濟對國際社會的依賴,才使得這種監督成為可能。否則,對一個「什麼這制裁那制裁,我們不怕」的強權,就沒有任何國家能夠「干涉內政」。
在五十年前的中國,幾百萬地主、「反革命」被轟轟烈烈地屠殺,沒有任何阻力;在四十年前的中國,數千萬人成為餓殍,無聲無息;文化大革命時的中國,一個人僅僅由於出身就會被抄家、驅逐、監禁甚至虐殺,由於一首歌甚至一個字寫錯就會被監禁,由於言論或一篇文章就被槍殺,司空見慣。在那種封閉的環境中,絕對不可能存在非暴力抗爭。一切反對者都會被明目張膽地,或者悄無聲息地消滅掉。
正因為中國的經濟已經極大地依賴國際貿易,網際網路使得信息傳播極其迅速,政府無法再全面封鎖真相,才使得殘暴得以及時曝光,受到國際社會的強烈譴責,並受到經濟制裁的威脅,迫使偉光正不能放開手腳進行大規模屠殺。而在十三年前的中國,十四年前的緬甸,同樣是和平示威,政府軍卻能夠毫不猶豫地射殺數百手無寸鐵的示威者。
同時也必須看到,中國的新聞資源被政府壟斷,網際網路的封鎖越來越嚴,對於基層政權的暴政,就不容易及時揭露,而且受害者也未必能引起足夠的同情和支持。所以才會有「嚴厲打擊上訪」,專門針對百姓這種非暴力抗爭途徑的惡行才會普遍存在。而中國最廣大的農民所承受的苦難最深重,農村基層是中國社會矛盾最尖銳的地方。跟農民相比,城市平民雖然有某些特權,他們同樣受到政府的壓迫,同樣處於無助的狀態。
那些橫徵暴斂、魚肉百姓的惡霸貪官為逼取苛捐雜稅,膽敢大量拘禁無辜百姓,毒打甚至槍聲他們;膽敢明目張膽地入室搶奪財物,逼死人命;膽敢侵吞公共財產,製造冤案陷害查帳的村民,甚至膽敢托啄鄙保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