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士們當年的奮鬥，是要讓可愛的中國從灰燼中爬起，是要免除「下一代的苦難」。那麼，幾十年以至多半個世紀之後，他們的下一代，他們以下的一代代中國人，是不是已經與苦難脫離了關係？我們的中國究竟是更加光明還是更加黑暗？
當然，我們所能聽到看到的，是「大多數」感覺良好。是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關鍵是你要朝什麼地方看。新近回過國的人，多數回來後，會感慨至深地說：國內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市場繁榮，物價穩定。按說這樣的評法一點也不令人見怪，因為做如此說法者，他們之中的多數都是「困難時期」苦於「瓜菜代」的那一代，糧票布票肥皂票中扣出的一代，參照系不一樣，這樣的「憶苦思甜」，情有可原。可是，更有人發揮到中國經濟是帝國主義走向滅亡時代世界經濟衰退大流中的「一枝獨秀」，這就有點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
自從馬克思那個時代起，世界上就不再有單純的經濟學，代之而起的是政治經濟學，每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發展，都與當時的政治環境不可分割，更不要說我們在討論不同國家，不同政治語言間的經濟現象。一切經濟現象的前面和後面，都有比經濟或貨幣更加深刻的東西。
接受或開放對資本主義的資本輸出氾濫，輔之以本身初級或組裝產品出口盈餘，說明中國的所謂神話般的「起飛」的內在實質是藉助於中國的廣大的廉價勞動力。這個廉價勞動力市場，不是由純經濟或市場經濟來決定，而是以中國現代的政治結構來決定，其中最主要的部分，是由中國農村經濟衰敗時逃離農村而外流的農民所組成。這眾多的失土的農民－－我們仍叫他們農民，是因為他們的身份證規定了他們只能是農民，即使是不再務農，他們也無法揭去中國社會打在他們門面上的欽烙金印，他們是流放的大族，只不過是從農村反向流放到城市，而且不被城市所認可吸收而已－－他們不但人在流放，更是我們現代經濟「繁榮」的放血一族。
「三證不全」，缺乏教育，就是他們身份的「政治經濟學」定義。難道不是嗎？其中，缺乏教育制定了他們的經濟手段，「三證不全」，則是他們被歧視的政治條件，純粹的人為的條件－－使他們成為社會的次等公民。這樣的政治經濟學下，他們只配去填充幾乎所有那些高強度低收益，高風險且完全沒有勞動保護的勞動崗位。從個體戶經營的奴隸式的小礦坑，到不法台商的包身工式的作坊間，他們被禁止追求他們應有的權益，被禁止組織自己的工會，為什麼？就因為他們不是國家認可的「工人」，無論他們人在何處，他們都將永遠是社會主義的農民。
二十一世紀的中國，燈紅酒綠、紙醉金迷之後，用人命和鮮血澆灌出了我們的「一枝獨秀」，因為我們是後來的圈地運動，我們是後來的羊毛風潮，我們趕上了血腥積累的大好年華！
更不要說淪落入城市紅燈區的色情行業的廣大農村婦女，真正的一枝獨秀。
中國不殘酷嗎？
有幾個回國考察或探親的，能有機會，能有「閑情逸致」去接觸當今中國社會的底層以至最底層？就連國內的新聞專業人員，有幾個敢於揭露開發「社會主義的陰暗面」？就算真有富於同情心的體驗到他們的苦難，寫成文字，又有哪一家黨國喉舌膽敢把社會真實作以真實暴露？
可憐方志敏已成烈士，其他三十年代的文豪們也已作古，我們今天已經完全重現了中國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社會大觀，可再也沒有現實主義大師與真魂。
如果說中國對中國農民的殘酷所致使的農民淪落是中國犧牲了今天，那麼我們腐爛的教育則是正在犧牲著中國的明天。在今天的中國，我們正在為明天源源不斷的中國特色的廉價勞動力，開闢廣闊的人力資源！
福建的農民在奪路而逃，水上或陸上；北大清華的研究生在奪路而逃，託福或ＧＲＥ；現在是西安的學齡兒童也在奪路而逃，投親或避難。為什麼？還不是不願意成為「一枝獨秀」的廉價犧牲。
這不是很殘酷的現實嗎？
鎮壓學生運動，槍殺學生，已經成為共和國最光輝的歷史篇章，現在，中國的歷史更發展到連一個無心道出「皇帝沒穿衣服」的學子都不能相容的極端。一個在考捲上直書中國政府鎮壓法輪功「殘酷」的學生，被勒令退學，強迫洗腦，這不更加是雙重的殘酷嗎？殘酷迫及再下一代，這是我認為最殘酷的中國所在。
這就是我們的教育？是訓練青少年早熟地說謊，還是強迫他們「自然地」融入作假的中國社會？是保護中國新生代的靈魂還是「拯救」他們的無邪？如果說前一年的考題是提倡「誠信」，而後一年就論卷量刑，那麼我們的教育豈不是再一場的「引蛇出洞」的更現代的「陽謀」。
只不過這一回陰險毒辣的迫害對象，是中國的學齡青少年。
殘酷的社會，本身就是殘酷的樣板，殘酷的模式，複製出殘酷的人，複製出殘酷的人生，複製出殘酷的人性。在這樣殘酷的社會中，要想不殘酷也難。現代的中國，實在是殘酷的一枝獨秀。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本性殘酷的社會經常又是世界經濟衰退大潮中的一枝獨秀。覆蓋全球的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中，希特勒領導下的納粹德國，實行一個主義，一個領袖，一個政黨，還真是最經典的最實在的全球經濟一枝獨秀。要不然他敢於挑戰全世界的一切「現有秩序」？
就連當時的美國，都深深地陷入經濟危機，羅斯福使盡全身解數推行ＮＥＷ ＤＥＡＬ，自顧不暇，更不敢正面對希特勒納粹說個「不」字，儘管在大洋的屏蔽之後叫賣「孤立主義」。而我們的革命導師斯大林，竟然也幹得不錯，雖然說不上什麼一枝獨秀，可也有一番姿色。
可是，要提起注意的是，希特勒的一枝獨秀，斯大林一番姿色，都是資本主義林園之外的異苑奇芭，是當時與世界資本主義主流「對著干」的新生事物。尤其是德國，絕不是中國特色的靠勞務輸出之類的為資本主義提供廉價勞動力的放血來實現自己的經濟起飛，而是在各個科學領域全面領先。德文一時間成為全球科學界中最吃香的文字，就連二戰後的幾十年間都持續不敗。
我們的現代的中國特色的新型「一枝獨秀」，看是要和誰比，比起小布希搞得一塌糊塗的美國，還有點那麼意思，可要真比比希特勒，那最多只能算是一番姿色。
我們敢獨立於資本主義世界之外靠自己的創造力白手起家嗎？人家希氏可是一戰戰敗後的爛攤子上起家，比起一窮二白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我們敢重新樹起挑戰世界資本主義的大旗，用一種先進的，哪怕是形式上口頭上先進的，思想指導世界新潮流嗎？何不直面說破，所謂的「中國特色的小康」，不過是發達資本主義世界的附庸而已。
最後再加一條類比：無論是希氏的一枝獨秀，還是斯氏一番姿色，都是對內血腥鎮壓殘酷統治社會條件下的經濟奇觀，按說殘酷也可能是促成奇觀的社會推動力之一，或者說是推動的主力之一。殘酷與奇觀，可能並不相悖，甚至相輔相成，可是，真正促成這種種奇觀最後瓦解的，不能不說是奇觀面具後的殘酷。
我們還準備殘酷多久？
(《楓華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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