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70年代，長在紅旗下，從小極愛開始，自然也看了不少共產主義的書籍，思想上也十分的「紅」，事事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準繩（真的不誇張，我這個人早熟），黨說什麼就聽什麼。1989年，我如願第一批入了團，就在這事發生了影響我一生的大事（在這之前，我一直對我的社會主義祖國充滿自豪，就連86年底的學潮剛開始我都不相信）。憂國憂民的我模仿早期共產黨員的樣子，組織了學習小組，專門討論民運的發展。誰料想事情發展到後來是那麼令人痛心疾首的結果。之後又是91年的東歐劇變，看著不停改變的政治書，我逐漸從夢中醒了過來。大學畢業後，我因為家庭原因回到了家鄉，在一家特大型國企工作。說來我也是所謂「幹部子弟」，但我特煩共產黨那套「關係論」，也沒「找人」，於是他們就讓一個大學生去倒班了。我們單位的工人素質是很高的，我跟他們相處得很融洽，沒事教教他們技術，更多時候我是向他們宣傳民主。
國企的民主氣氛是令人壓抑的，甚至有一些「紅色恐怖」，工人們也老老實實地聽話，黨團工作雖說基本不搞，但也要有政績。我覺得團的工作很有問題，一年就只管收很多團費，團幹部也儼然成了官僚，跟我領導的團工作沒法比，簡直是背離了我當初入團的目的。於是我按照《團章》中規定的「團員有退團的自由」，要求退團。結果是令
人驚訝的，我的所有各級領導集體給我開了個批鬥會，原因並是我叛離了共產主義，而是說我影響了他們的政績和前途。最後他們說如果我退團，全體工人都拿不到「雙文明」，那是很大一筆錢。考慮到更多人的利益，我妥協了，違心地去找書記「承認錯誤」，擺平了這件事。
但事情不能就這麼窩囊地結束。後來團換屆，我聽說又一個無能之輩通過「競聘」（請注意不是競選，而且其投票結果光廠長書記就佔了50％）當上書記，然後才到團員大會上走形勢「選舉」，於是決定大鬧會場。那天我清楚記得他們第一次在大會上看到有人投反對票時的驚訝眼神。更令他們驚訝的是我主動站起來發言，說我要學習一下那個在蘇共黨代會上為了打破單一候選人的慣例而毛遂自薦跟戈爾巴喬夫競選總書記的工程師，參加書記選舉。會場一片嘩然，台下坐的那些觀摩的書記們可能這輩子頭一次看見這種場面。當然「選舉」的結果在「計票委員會」的研究下我落選了。這個結果在我意料之中，但有些人的反映卻讓我感到悲哀。有些人在背後說「他是不是有（精神）病啊？」。在共產黨這麼多年的高壓統治下，人們早已麻木，對自己的法律賦予的權利也漠不關心了，反倒對起來抗爭的人橫眉冷對。
雖然我落選了（其實讓我去當那個書記我還不干呢），但我的名聲大震。我的本意也是奔著工會主席去的。共產黨領導下的工會就像它當年評價「資本主義工會」一樣是「黃色工會」（而且更貼切）。怎樣為工人們爭取權益？我一直想成立工人自己的組織，但獨立工會是不允許的，所以我只能採取奪權的方式。沒想到可能是事先聽說了我的
意圖，我們書記根本就沒通知我開會。那天書記的開場白就是「按照不成文的慣例，由書記兼任工會主席」（在他們看來工會主席沒有權，沒人願意幹，而且由書記兼還省了一個崗位，還體現了黨對工會的領導）。我的工人師父們也乖乖地按他提供的名單投票，只有一個人還想到了我，投了我一票（回來他們都說:那天你沒來，要不肯定會把票投給你）。「選舉」的結果當然還是在「計票委員會」的研究下，我們書記當選。
日子過了真快，又要開16da了，我帶領工人重新學習了《勞動法》和《工會法》，結果由我起草了一份《工會小組學習報告》，上面說：在學習了勞動法和工會法後，我們認為工會的最大指責維護職工權益。為了貫徹「三個代表」精神，請工會主席出面解決幾個違反勞動法的問題。(他們都說在我的文章中出現了我最討厭的三個代表很滑
稽。）這下可捅了馬蜂窩，那個小老頭看我教育他三個代表，立刻教訓我的小領導（他不敢跟我辯論，因為他講不過我）。我這個小領導說來也是89年衝在前面的，但這麼多年的社會已經把他磨成了一個共產黨員（為了「前途」），他把我訓了一頓，說我是「越級匯報」。接著又有很多人來訓我。我感到好像回到了1957年。
1989年後，中國確實進步了，但民主方面卻大幅倒退。每當我看64錄像和小說時總是熱淚盈眶，但更多的人卻忘記了64，一心扑在錢上，這倒無可厚非，但他們沒有想到實施民主的好處。我想我還得孤獨的奮鬥下去，畢竟已經有更多的人覺醒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