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姐，我想跟爸爸說話，他還健在嗎？」
「爸爸活著，可是他聾了，聽不見，不能接電話」，
「為什麼？為什麼聾了？」
「人老了，一點也聽不見，他住在我這裡。」
腦海裡又浮現了悲慘的片段，父親是保定軍校畢業的軍人，敵偽時代留在北京賦閑在家裡，不肯為敵偽作事；解放後在家裡安享晚年。文革風暴來臨，歷史是抹不掉的，不管有無罪惡，一律是「反革命」。父親喜歡的古玩、字畫，破四舊時遭一掃而光。掛牌遊街，最後紅衛兵逼他喝下「DDV」。當我到家時，他已被打得皮開肉綻昏倒在地，傷口上還被撒了鹽和煙灰。我忍著悲憤，借了手推車，把爹推到部隊醫院。醫生先問：「什麼成份？」
我說：「成份不好，請您本著人道精神救救他吧！」灌腸後，我又把他推回家中，從此，他再也不能發聲，耳朵也聾了。
一個夏日的早晨，一位好心的工友偷偷的對我說：「你父親還在屋裡呀？今天紅衛兵在先農壇開會，學校裡走得沒人了，你還不趕快把你父親送走。」感謝他的提醒，我趕緊把父親送到兩千里外的老家。這些事我不能在電話裡告訴弟弟。
電話裡我和大弟相對哭泣。
「二姐，你有幾個孩子？他們在上學嗎？」
「我的兒子六六年大學畢業，分到大山上，和工人同吃、同住、勞動。女兒六六年初中畢業，到黑龍江參加知識份子上山下鄉勞動鍛練，學本領。」
「好哇，到農村去學本領，太好了，不會再像咱們小時侯，韭菜麥苗分不清，肩不能挑擔，手不能提籃！」大弟還真開明，終於給電話監聽得人一點安慰。
他又問了許多親戚的近況，我還是本著報喜不報憂的原則一一回答，因為我知道說多了對自己無益。
最後，「二姐，我要給你寄錢去，我在美國一家航空公司做事，已經作了十幾年，我會寄錢給你。」
這下子可把我給嚇壞了，接受美國的寄款，豈不成了特務經費？恐懼心理使我說話也語無倫次。「不要，不要，千萬別寄錢，我生活很好，不愁吃，不愁穿。真的用不著寄錢。」
我每月78元工資，六口之家，勉強維持，比起當時常說的，世界上還有三分之二的人還在水深火熱之中呢！我滿足了。
45分鐘的電話挂斷了，我帶著喜悅而又沈重的心情，來到駐軍辦公室找軍代表匯報。「老楊，我接到弟弟從美國打來的電話，我的社會關係又轉到美國了。」
「好哇！你可以給他們寫信，談談你的幸福生活，別談政治。」我感謝他的「寬大」，可是我心裏還是揣著一塊石頭。
中美建交了，改革開方之後，使我有機會於八十年代兩次赴香港與哥哥弟弟們團聚。又使我在九十年代兩次赴美探親。在國外我遊歷了許多地方，使我大開眼界現在我已到了當年娘的那個年齡，比起二老，我的老年是幸福的。每年我都會到二千里以外的老家，去探望二老。但往事怎堪回首？
世界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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