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８９６年，張仲德譯出《歇洛克呵爾晤斯筆記》，刊登於上海《時務報》，含四篇探案故事；「呵爾晤斯」是福爾摩斯最初的譯音，華生則譯為「滑震」。它比日本譯本還早三年，當時柯南道爾在英國文壇剛嶄露頭角。書中詭秘情節、嚴謹推理及第一人稱敘事為中國公案小說所匱乏，令讀者稱奇。１９０１年，董鼎、張在新又合譯了《毒蛇案》、《寶石冠》、《紅髮會》等七篇；次年，文明書局出版了《續譯華生包探案》；１９０３年，商務印書館重出《補譯華生包探案》，收探案小說六種。到了１９０４年，著名翻譯家周桂笙、奚若合譯《福爾摩斯再生案》，全篇有１３個故事。這篇譯述較為尊重原著，保持原初敘事結構，語言用淺近文言，使原語文化與本土文化保持相對平衡。其後名家林琴南亦譯過《歇洛克開場》，不過敘述流暢、以白話文翻譯的《福爾摩斯案全案》，那是１９１６年由程小青、周瘦鵑等人完成的。
翻譯是一種「雙文化」現象，涉及中西文化的滲透和組合，有時必須與時代大環境相適應。比如福爾摩斯在起居室槍擊牆壁情節，儘管展示其個性，但對清末讀者匪夷所思，何況當時為流行虛無黨的時代，同福爾摩斯維護法制形象大相逕庭。又如，他與華生關於注射可卡因的對話，在禁止鴉片的年代國人難以接受。為此譯者作了合理的裁剪和刪改，以貼合社會環境，建立有效溝通，雖不免淺薄、稚拙，亦顯示良苦用心。它在中國翻譯文化史上為後世保存了十分有趣而又無奈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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