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對著帶血的刺刀……， 從來沒有人懷疑此詩真偽，一直被選入中小學課本。
1月16日《南方週末》載何蜀先生文章《〈我的「自白書」〉是烈士遺詩嗎？》，用翔實的材料指出此詩是《烈火中永生》、《紅岩》的作者羅廣斌、劉德彬、楊益言等人集體創作的，並非如《烈》、《紅》書所說，敵人審訊時陳然烈士不假思索奮筆疾書。就這樣，這首騙了億萬青少年假烈士名托偽之作才露出了「廬山真面目」，於我真有晴天霹靂之感，原來那麼神聖的東西轟然倒坍，《烈》、《紅》、《詩抄》是我最喜愛讀的書，曾要女兒多看幾遍受教育。既然詩、情節都敢造假，不知書中還有多少水分沒擠出？
聯想到去年7期《書屋》何蜀先生另一篇文章《文藝作品與歷史上的中美合作所》所披露的中美合作所真相，更叫人大呼上當跌掉眼鏡。中美合作所是中美兩國在反法西斯戰爭中建立的情報合作機構，在二戰中發揮了巨大作用，為盟軍提供了許多重要情報，如美國空軍擊落山本五十六的座機，就有該所軍統局人員電訊偵測、破譯密碼的功勞，該所1946年七八月間就結束使命了。《烈》、《紅》書及由此改編的電影《烈火中永生》、歌劇《江姐》等大量文學作品描寫的令人恐怖的集中營－－中美合作所都是子虛烏有，是「文藝為政治服務」的產物。
即使文藝作品允許虛構，也有一定的「度」，大的歷史背景、基本的歷史史實絕不能編造，編造離了譜無異於害人騙人，不管出於多麼高尚的目的、動機。如果允許胡編亂造，歷史豈不成了妓女，誰掌權（話語權）就和誰睡。這是我們宣傳中一個老毛病，幾十年如一日：凡是革命的正義的事業，就往好裡吹、注水胡編，反正說謊也不必承擔道義上良心上的自責；凡是反動的非正義的事業，就往壞裡說、注水胡編，反正他是壞人，怎麼說也不為過。前述兩例都是極好佐證，我再就歌樂山烈士之事舉一例，前年單位組織接受傳統教育，觀看重慶歌樂山烈士紀念館工作人員演出的話劇（名字忘了），表現烈士們在獄中鬥爭、就義的情景，據說在全國各地演出反響頗好。烈士們在就義前給黨組織寫了一封信，其中有加強幹部監督、發揚民主、反
腐敗之類的時髦話語，特別切合今天現實。當時不少同志懷疑，一是解放五十年了，以前從來沒聽說過烈士這麼「與時俱進」的話語，怎麼今天才想起來宣傳？這麼深邃的思想，《烈》、《紅》書怎麼一點沒提？二是烈士們再有想像力，恐怕也想像不到今天如此嚴峻的反腐敗形勢，他們不是神；況且當時正是中國革命最後勝利之時，革命者充滿著勝利豪情，依常理，應該是理想實現的激動、喜悅以及對建設新中國的憧憬、遠眺、前瞻，負面因素不會考慮太多。所以我懷疑這是編劇為拔高烈士、提高票房之計，當然只是筆者猜測，不敢證實，但造假看的多了，也就看出點門道了，八九不離十。盼著有更多的「何蜀先生」，把極左年代製造的眾多「西洋景」揭穿，表現出史學家說真話的勇氣和基本的專業精神。
浴火鳳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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