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斯疫症還未平息，已經凸顯了中港臺三地的不同社會、政治、文化的生態。正如我曾經講過，「從歷史的角度看，這一次只是繼承中國自引發歐洲中世紀黑死病到十九、二十世紀諸流感的『自古以來』傳統。今次整個事件不外乎再一次說明瞭中國人骯髒成性、賤視人命、迷戀面子、仇視信息流通、甚至還停留在弗洛伊德所說的口欲期即視食如命等種種普遍病態。」的確，一個囊括了以上幾種特性的民族，因「病從口入」而闖下彌天大禍、人瘟漫天是早晚的事，這一點從中國本土瘟疫、瘟神之事不絕於書，以及中世紀以還世界多次瘟疫源自中國就可證明（見附表）。只是中國人溺信「無後為大」拚死繁殖，加上信息封閉，瘟疫彷彿沒有在中國歷史上留下傷痕。
中國表現回到滿清中葉光景
所以，薩斯疫症在中國爆發以至波及全球，在相當程度上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體現，是一個停止獨立思考了兩千年的衰敗文化的體現。這是經兩千年積澱下來的文化（不是文明），只能慢慢改變（自然也不能說在人類滅亡之前一定可以改變），大革命只屬妄想，撤掉一兩個庸官並無礙於整個文化的基調，甚至只是虛應故事，製造新的包攬一切罪名的「四人幫」。這樣的文化因素雖屬毫無疑問，卻是為絕大多數中國論者所忽視或刻意迴避的。當前的中國是一個只有小童心智卻四肢相當發達的人，他是以力而不是以德服人，也是以力而不是以德擠進了國際文明社會，結果他以其小童心智並沒有力量去履行國際文明社會一員的責任，而惱人的是，「不容干涉內政」的萬用警告並未能像制服國際文明社會一樣的制服病菌。
儘管中國政府還未有胡鬧到以「不容干涉內政」這樣的老法寶來對付病疫，但在其它方面還是充滿中國特色。譬如企圖以重刑來嚇唬違反疫症規則的人，以重金獎勵舉報匿藏的病人，將洋大人像猴子一樣的愚弄，以天朝之態以自身也嚴重短缺的物資安撫聽話的奴才如香港，也以天朝之態懲罰不聽話的逆子如臺灣，加上各地民眾不惜自毀對外通道、封村自保等等，中國大陸官民的表現將我們帶回到起碼是滿清中葉的光景。
臺灣：怨氣衝天的薩斯孤兒
在這次薩斯疫症中，全世界都被中國所害，而當中最感到憤憤不平的自屬臺灣。臺灣人對於中國大陸隱瞞疫情禍延全球，一開始就咬牙切齒，一些傳媒為此將SARS叫做「中國肺炎」。但更加令臺灣當局和民眾氣憤的是，臺灣一方面被迫接收了「中國肺炎」，卻因為中國政府的阻撓，無法像其它受害國那樣及時得到世界衛生組織的協助。
由於中國政府反對，臺灣一直未能成為世衛的成員，以致世衛只能把臺灣當成是中國的一個省。臺灣當局早在今年三月初出現第一宗通報薩斯病例後，就向世衛求助，但在中國政府的反對下，世衛一直對臺灣的求救充耳不聞，一直到五月二日，也就是臺灣通報第一個薩斯病例之後的第七個星期，北京眼見臺灣情況日見嚴峻，自己承擔不起後果時，才同意世衛人員到臺灣施救，足足將救治行動延緩了兩個月。中國當局身為世衛成員，不但敷衍塞責，弄虛作假，殘害全球民眾健康，甚至肆意阻撓世衛救治被他殘害的人，這豈是一般的王八無賴做得出來的！臺灣人對中國或中國當局的厭惡，倍增可知矣。
由於中國當局從中作梗，臺灣人在對抗薩斯過程中吃了不少啞苦。他們在電視上看起來較激動的反應，可以理解。不過，臺灣人和臺灣醫護人員在對抗薩斯過程中似乎有欠公德、理性的做法（在電視上看是如此），還是值得探討的。我看，原因除了是因為覺得這是中國當局加諸他們身上的無妄之災之外，他們的所謂「非理性誇張」表現應與他們的文化背景有關。
臺灣直到十七世紀，仍然是「番民有生熟二種......男女相悅即野合......之地（《皇清職貢圖》語），現在佔臺灣人口八成的本省人多從十五世紀起陸續自福建、廣東移入，由此得以稍稍遠離禮教中土並走進化外之地，是以臺灣本土人都明顯比傳統漢人豪放、善於抒情、弱於壓抑，他們在薩斯疫症上的「誇張」舉動，跟他們在國會跳上議事桌上打架是有著同樣的文化根源。
唯中國文化畢竟以「有私無公」著稱於世，大多數祖籍中國的臺灣人不容易出污泥而不染，特別是到十七世紀末起被中國政府統治了兩百年。加之臺灣過去有系統的良性殖民統治不足五十年，似不足以矯正「有私無公」的中國文化餘毒，在這一點上跟經過英國人一百五十年良性殖民統治的香港有點差距。
另外，臺灣醫護人員看起來沒有香港醫護人員那麼「無私」，我看還有兩個原因，一是基督教文明對香港的教化還是比臺灣大一點點，其次是臺灣醫護人員的薪酬比香港的同行低幾倍。臺灣政府醫生的起薪點只約有台幣六到七萬元（即港幣一萬三千五到一萬六千左右），月薪達三十萬台幣的已屬相當不錯（即港幣不足七萬），至於護士當然更低。而香港政府醫生的起薪點高達四萬港幣、月薪十萬港幣的比比皆是，顧問醫生月薪高達廿多萬港幣，醫院管理局頭頭每月僅薪金近四十萬港幣，至於護士則從起薪一萬六千至頂薪八、九萬港幣，比臺灣醫生的待遇還好。難怪，不少人說，拿香港醫護人員的薪酬，特別在目前這個經濟環境，他不但也會十分「無私」，「死」都願意。
香港：中國形式主義的受害者
江澤民有一句經典廢話：中、港兩地「河水不犯井水」。事實是，除了深圳水庫時而向香港泄洪，每令新界北部洪水滔天之外，也不定時的向香港輸出疫症。香港和中國之間沒有中、臺之間那樣的海峽隔開，是香港和大陸命運相連禍福共享的保證。不同的是，發生在香港的會舉世皆知，發生在大陸的就如藏在層層雲霧瘴氣之中。
所以，香港蒙受薩斯疫症浩劫已是宿命，特別是香港在中、英兩國強逆香港民意被交回中國後進一步和中國融合，彼此的病菌自然更如坐直通車了。所以，香港的薩斯瘟疫首先可說是本身嚴重管理不善的中國強行收回香港的其中一個代價，儘管這是許多人感到難以啟齒的。
也由於來自中國當局的箝制，香港在對抗這次薩斯瘟疫中受創甚深。至今香港的感染個案累積數目為一千七百多例，當中醫護人員個案近四百例，比例逾百分之廿幾。連《文匯報》的社評也說，「如果再加上普通病房病人及初期探訪者在醫院受到感染的比例，本港醫院內交叉感染的情況委實十分嚴重。」為甚麼香港政府每年花近三百四十億到公共醫療服務上仍然會有這樣嚴重的醫務人員感染和院內交叉感染呢？至今各方專家包括世衛病毒專家索爾特等（Mark Salter）已經提出了相當不錯的解釋：醫護人員防護措施不足、休息不足過度疲勞以及各醫療分區擁兵自立各自為政等，但卻未能指出問題的真正根源。
為甚麼年花近三百四十億巨資而無錢買防護措施（臺灣一年的公共醫療開支才不足八百億港元），為甚麼醫護人員特別是醫生動輒連續開工三十個小時或以上，那不正是因為醫務人員薪金太高？！較早時廣州能做到醫護人員零感染，其中一個重要措施就是前線醫護人員每班只工作四小時，在香港這可能嗎？香港的醫護人員（特別是已經入職了一段時間的），就像香港其它公職人員包括教師、社工，一個人就拿了發達國家同類職位起碼是兩個人的待遇，當然工作量是超過一個人的，因而身體健康自然欠佳，這是斂財的代價。三百多億當中的八成都是員工薪金和福利開支，原來用來買口罩、買防護衣的錢都已經變成員工薪金了！哪裡還有餘錢添置應急的物資呢？如此，物資怎能不短缺呢？因此才會出現大陸向港捐贈物資「以表關懷」的鬧劇，以及各醫療分區一方面要爭奪「短缺」的資源，另一方面又要拉幫結派、不務正業，以期鞏固來之不易的肥缺。
既然薪酬過高已經令香港整個公共醫療體制陷於困境，為甚麼當局不予適度降低呢？這就要回到中國一手造成的老問題裡去。當年中國當局為了減輕香港人回歸獨裁中國的恐懼，不惜百般討好，甚至在基本法第一百條中承諾公職人員待遇絕對不會低於回歸之前，但在金融風暴後特區政府出現巨額財赤後仍然為了面子，死也不肯修改基本法中這項規定，並以「減人不減薪」來彌補基本法在這方面的缺陷，後果可以想像。這種完全不理性的資源分配破壞極大，英國人在香港留下的優良文化遺產-如信息自由和基督教文明，在薩斯疫潮中只可能造就廣為人知的動人故事，但不能扭轉敗局。中國對形式主義的固執，已經讓香港付上慘烈的代價-聯繫匯率、庸才治港、死守基本法 ......，薩斯瘟疫僅屬其中一端而已。
（鐘祖康：香港時事評論家 / 原載《開放》2003年6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