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十年代初期的所謂「公私合營」「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許多工商業者在財產被政府吞併後，紛紛跳樓自殺，被市長陳毅稱為「空降兵部隊」；從「反右」到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時期，許多人自殺，跳樓是其中的主要方式之一，這些人被稱為「自絕於人民」。現在，一些拿不到應得工錢或因傷殘而陷於絕境的民工及家屬，在絕望之餘跳樓自殺，或者以試圖跳樓來引起社會關注，竟然被毫無心肝的記者嘲笑為「跳樓秀」。
「秀」，這是洋話，民工們大抵是不懂的。但「跳樓」是很明白的，正常的成年人都知道跳樓會死人。對於吃苦耐勞、如野草一樣堅韌的中國農民來說，在各種惡劣環境中活著是一種從小鍛練出來的技能，雖然這同時也是一種苦刑。「好死不如賴活」，如果不是生的痛苦超過對死亡的恐懼，誰會走絕路？而向來逆來順受、安分守己的農民，如果不是走投無路，誰會用自己的生命作討還公道的籌碼？
農民，中國人口的絕大多數，他們唯一的罪就是生在農門，注定是賤民。當他們滿懷希望，為著養家餬口這點並不過分的目標，到城市打工，他們卻早就被城鄉隔離制度剝奪了尊嚴。當他們一年累死累活干到年底，已經壓榨他們到了極限的老闆卻不付工錢，他們一點本已謙卑的希望都被剝奪了，除了生命他們還有什麼資本？何況沒有收入，在城市裡生存都難以保證。然而，在以「無冕之王」自居的一些記者老爺們眼裡，農民以死來抗爭不過是一種「秀」，雖然確鑿有些民工自殺死亡了。
因為，農民的生命從來就輕如草芥。
在權勢集團、知識階層、城市人看來，農民「愚昧」「素質低」，儼然是自然界的公理。犧牲農民的利益，於是就成了順理成章的事實。在大飢荒初顯端倪的時候，城鄉隔離的戶口制度出臺，為了確保城市，農民被隔離在「廣闊天地」中，連逃荒都成為罪行，數千萬人無聲無息地死於飢荒。以後，這種比種族隔離更邪惡的戶口制度，不但保障了政府通過統購統銷、以城鄉工農產品剪刀差壓榨農民，讓農民處於絕對貧困，而且將農民由自由民變為農奴，農村戶口就是永久奴隸身份的烙印。與城鄉戶口制度伴生的收容制度，就是對農奴「加強管理」的手段。沒有地方黨政組織同意而「盲目流動」的農民正是收容的對象，他們包括逃荒到城市乞討、上訪鳴冤的農民。這是為了「國家形象」而設立的「福利」政策，是民政部門的職能。
然而，正是「愚昧」「素質低」的農民，冒死實施土地大包干，才挽救了「瀕臨崩潰」的中國經濟。隨著土地承包制度推行全國，農村基層政權鬆弛，農民才有了自由的空間，他們能很容易得到地方的「介紹信」，到城市推銷農產品，換取其它商品進行推銷。正是「愚昧」「素質低」的農民，靠雞蛋換糧票、糧票換商品的活動，成為八十年代經濟活動的主要力量。農民進城經商和鄉鎮企業的發展，是中國經濟起步、發展的根本動力。八十年代中期，是幾十年來農民最自由、最滿懷希望的時候。
隨著外資不斷流入，農民進城的規模越來越大，自由的農民又觸動了極權制度的神經。「加強管理」的政策再次出臺。
本來，中國人均只有一畝五分耕地，在人口大省甚至只有七八分耕地，農民絕無可能靠務農「共同富裕」，他們唯一的出路只有進城務工、經商。八十年代中期農民經濟狀況整體改善，隨著城市經濟的發展，又逐漸被高漲的通貨膨脹吞噬；黨國加強農村基層組織建設，通過財政下放，將基層官、吏的利益跟其職能直接掛鉤，於是鄉村政權為所欲為，直接在農民身上徵收高額賦稅，成為廣大農民重新陷入貧困的直接根源；朱鎔基任內搞的教育、醫療產業化，使得農民在這兩個最重要的方面開支大大增加。一方面是收入有限，一方面是支出急劇增加，更多農民迫於生機，不得不加入打工者的行列。
為了對進城農民「加強管理」，黨國從中央到地方制定了各種政策，發放身份證、務工許可證、暫住證這「三證」，以及諸如計畫生育證、健康證等其它一系列證件。與此伴生的，就是城鄉各政府機關通過發放各種證件斂財敲詐農民，以及城市警察、聯防隊、城管、民政諸部門勾結起來，利用職權，以舊有的收容制度綁架、搶劫並勒索進城打工的農民，而農村警察、聯防隊則採用搶劫、綁架和勒索來收取賦稅或者敲詐回鄉農民，每年都有徵收稅賦時殺死或者逼死人命的諸多案例。
在總設計師「白貓黑貓」的偉大「理論」指引下，隨著這些職能部門的腐爛，貪慾惡性膨脹使得警察、聯防、城管、民政等政法部門的人員天良喪盡，手段越來越惡毒、殘暴，被綁架的人員早已經超出農民，城市白領、商人都已經逐漸成為受害者；其罪行也不僅僅限於剝奪公民人身自由和財物，進一步發展到開辦奴隸工場、販賣奴工甚至將女性賣入妓院！為了盤剝，對被綁架人員進行毆打根本就算不得什麼，乃至虐殺被綁架人員都已經司空見慣。孫志剛被虐殺，他不過是無數受害者中的一個，由於他大學畢業生的身份屬於精英階層，藉著SARS給新聞管製造成的縫隙，他的死亡才引起全社會的關注。麻旦旦等無數無辜女性和無數不知名姓無辜的男性被誣為娼妓、嫖客，他們被侮辱、被踐踏甚至被虐殺，就沒有這麼好的「運氣」能受到全社會關注，包括去年回家奔喪途中被誣為嫖客並被打死的大學教授程樹良。
在戒毒所將戒毒女性、收容所將被綁架的女性賣入妓院，而最近剛虐殺了孫志剛的廣東省，官方斷然否認有收容無暫住證人員的規定，然而這一切罪惡卻在廣東和全國各地普遍上演。無論字面上如何，這絕不是個別、偶然的事件，而是制度化的罪惡，城鄉隔離的戶口和暫住證制度、權錢掛鉤的權力承包制度，就是這些罪惡的具體制度保障。
農民，生而卑賤，他們是中國社會最無助、苦難最深重的一群，他們佔中國人口的絕大多數，如果知識階層和城市人口不關注他們，不為他們吶喊，自己的利益被侵犯也不過是遲早的事，比如城市居民的房產被官商勾結掠奪，與農民被壓榨並無二致。人的權利是相同的，別人的權利被侵犯時事不關己，當自己成為受害者時，同樣會被社會漠然處之。在個體一盤散沙的社會，普通個人沒人能跟制度抗衡。只有在其他人遭受苦難表示同情和關注，為他人吶喊，才能形成社會正義的力量，個人才不是孤立無助、走投無路的。
對農民受壓榨漠不關心，對無以為生的下崗人員侈談必要代價，對法輪功和其他由於信仰遭迫害和虐殺的人幸災樂禍，對為民請命的人惡毒咒罵的人，不要以為制度的罪惡不會降臨到自己和家人、親戚、朋友的身上。
不要以為自己是精英就天然高人一等，農民固然是偉大領袖們「死掉一半還有一半」壯舉的主體，城市人和知識精英們又何嘗不是「殺他二十萬，穩定二十年」、「凍死蒼蠅未足奇」的對象？
在極權制度下，城市人和知識精英們的生命，和農民一樣，輕如草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