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中國大陸有一句著名的政治口號，叫「黨指到哪兒，咱打到哪兒」，「文革」以後，整個社會對於共產黨的信任破產，這句口號不知被哪個天才改成了「黨打到哪兒，咱指到哪兒」。
以前還有一個故事。說是有一個人射箭，回回都是十環。旁人請教他訣竅何在，他答曰：「先將箭射出，然後再畫靶心。」
在人治而非法治的中國大陸，從「鎮反」、「肅反」、「三反」、「五反」、「反右」、「文革」、「六四」到鎮壓法輪功，歷次的運動與鎮壓沒有一次有絲毫的法律依據；在國家法定的最高權力機構人民代表大會及從上至下的一切執法機構事實上都是獨裁者個人意志的附屬物的時候，在黨可以先將箭射出再畫靶心的情況下，討論鎮壓法輪功的「合法」與「非法」本來是毫無意義的。
然而，這一次有所不同。在新的國際國內形勢下，為了裝點「改革開放」和「依法治國」的門面，為了給鎮壓尋找藉口和依據，並由此欺騙世界輿論，鎮壓者打著「依法」如何如何的口號，堂而皇之地劫持了整個國家機器，用警察、監獄、勞教所、洗腦班、電棍、酷刑等取代了「文革」中的紅衛兵、「牛棚」與武鬥雙方的棍棍棒棒，將幾十萬煉功民眾未經法律程序長期囚禁折磨，一千多人被刑求致死；無數人被折磨致精神失常；無數人被迫流離失所；上億的煉功民眾及數億的煉功人家屬長達數年生活在壓力和恐懼之中；各級黨政機關、軍隊、大中小學、科研機構、新聞媒體、企事業單位、公安部門、法院、檢察院、監獄、拘留所、勞教所，甚至監獄、拘留所和勞教所的犯人和在押人員，都被裹脅到鎮壓之中，或主動或被迫地充當幫凶，犯下了大小性質不同的罪行；四分之一的國力被用於維持曠日持久的鎮壓，從而給國家和民族帶來了空前的災難。
換而言之，鎮壓者一直在試圖給這場從頭至尾、徹頭徹尾的非法鎮壓披上「依法」和「合法」的外衣，除了隨著鎮壓的持續而不斷地制訂出新的「法律依據」和「法律」條款外，也一直在鎮壓的合法性上欺騙著全世界人民。因此筆者不得不不厭其煩，以彼之予，攻彼之盾，完全站在中國現存法律法規的基礎上來論一論這場鎮壓的完全徹底非法性。
鎮壓的實質及其先天非法性：以暴力和「法律」改變人的思想
首先要討論的是鎮壓的實質。
鎮壓的實質是將法輪功這一種功法、思想、信仰體系和修煉這種功法的民眾消滅。
消滅功法、思想和信仰體系採取的是先收繳、銷毀法輪功書籍和音像資料，再開動所有的宣傳機器對法輪功及其創始人進行轟炸式造謠誹謗，以使民眾不但沒有機會瞭解法輪功，還因為煽動式的宣傳而仇恨之。為達到這一目的，鎮壓者不惜製造了震驚中外的「天安門自焚」偽案及一系列法輪功信眾「自殺」、「殺人」的聳人聽聞的「慘案」，來試圖從「名譽」上將要消滅的對象徹底「搞臭」。
相對來講，消滅信眾的「任務」就艱鉅得多了，因為這只有兩個途徑：一個是將信眾從信仰法輪功「轉化」到認同鎮壓者對法輪功的「定性」和「取締」，另一個是將不能從思想上「轉化」的人進行肉體消滅──這包括「打死算自殺」，以及將不能「轉化」的人無限期長期囚禁兩個方面。
也就是說，鎮壓的實質是想用暴力和「法律」改變人的思想。
但凡有一丁點法律常識的人都知道，法律是只針對人的行為和行為所帶來的後果的。思想的問題根本不是法律所管轄的範圍。從這一點上說，「法律」被濫用到根本不屬於法律所應該適用的範圍，這就從根本上決定了這場鎮壓從一開始就是非法的，或者說，鎮壓的非法是先天性的。
鎮壓是江澤民以個人意志劫持國家權力的結果
在後來被中國官方媒體反覆渲染為「圍攻中南海」的99年「4．25」法輪功學員萬人大上訪當夜，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就致信中央政治局常委及其他有關高層官員，稱「共產黨如果戰勝不了法輪功，那將是天大的笑話」。這封信被當作內部文件層層向下傳達。同年6月7日，江澤民在政治局會議上講話，稱「4．25」上訪「是1989年那場政治風波以來最嚴重的一次事件」。講話內容於6月13日在中共內部秘密傳達。7月19日，江澤民在高層會議中宣布定案，全面鎮壓法輪功。次日凌晨，全國統一大規模對法輪功輔導員的抓捕和抄家行動正式開始，從而拉開了這場針對上億煉功民眾的血腥鎮壓的序幕。
然而，這一場已被後來的實踐證明為勞民傷財、騎虎難下、害人害己的鎮壓運動的發起，卻既沒有經過黨內的集體決策，更沒有經過政府的正常程序，而完全是江澤民個人一意孤行的結果。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七名委員而言，當時贊成鎮壓法輪功的，只有江澤民一人。
也許西方的民眾很難理解個人的意志如何能夠凌駕於政府和政黨之上；而中國二十多年前的「改革開放」又給許多人帶來了中國在許多方面已經有很大進步並正在逐步與國際接軌的錯覺。
「改革開放」的表面繁華很大程度上是中國的巨大人口所能形成的市場消費潛力帶給外國投資者的想像空間造成的，不過這不是本文要探討的話題。筆者在此想表達的是，「改革開放」後的中國，表面上經濟和市場有所放開，但體制上的專制本質並無絲毫改變，某些方面甚至還在加強，由江澤民一個人同時出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的「三位一體」現象就是第一次在中共歷史上出現。
在有著幾千年封建制度歷史、法治和民主從未真正得到實現的國度，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的獨裁者就會有凌駕於政黨和政府之上，而隨時隨意調用一切國家資源的可能性。如果說封建時代的「天子」雖然相信「率天之下莫非王土」，但他們對於「天」的敬畏和「愛民如子」的自我道德約束尚能使國家「國泰民安」的話，崇尚「暴力革命」、「槍桿子裡面出政權」、「與天鬥，其樂無窮；與地鬥，其樂無窮；與人鬥，其樂無窮！」的共產專制極權就已經全面喪失了制度和道德兩方面的約束。
在這種情況之下，集黨、政、軍三大權於一身的江澤民在一些熱切地想為自己撈取政治資本的下屬官員的推波助瀾之中，在各級官員和執法人員對於權力的畏懼和切身利益的維護之中，在普通民眾對於「六四」的大屠殺心有餘悸、記憶猶新因而默認了強權就是真理的心態之下，就完全具備了操縱國家機器、濫用手中權力發起這場血腥鎮壓的社會基礎和條件。
也有許多西方民眾一直在問：為什麼要鎮壓法輪功？民主國家的人們對於這場鎮壓確實覺得不可思議。那麼為什麼在中國會有「反右」、「大躍進」、「文革」呢？那些事情過了沒多長時間，連中國的老百姓都人人覺得荒唐；可是它們就是發生了。這就是中共的歷史和中共的現實：黨的領導人可以隨時劫持國家權力發動對上至國家主席下至平頭百姓的全面「鬥爭」。
鎮壓令及其執行工具的非法性
在99年7月20日的大抓捕之後，99年7月22日中共黨報《人民日報》長篇批判法輪功的社論、民政部關於取締法輪大法研究會的《通告》、公安部關於法輪功的「六禁止」通告普遍被認為是「取締」法輪功的正式開始；也有人認為這就代表了官方的意志和決定。然而這些「標誌」性的東西合法嗎？
《人民日報》的社論就不必論了，因為誰都知道社論只是文章，文章永遠也不是法律──雖然在中國，《人民日報》的社論往往比法律更具有「法律」效力。
1, 民政部通告之無稽與非法
先說民政部的取締通告。首先它取締的是一個根本就不存在了的組織。法輪大法研究會原來是中國氣功科研會的一個分會，96年從該會退出後就已經不復存在。據法輪功網站明慧網報導，法輪大法研究會從中國氣功科研會退出後，原研究會成員曾向民政部、統戰部、人大、宗教事務管理局、國家體委、國家體育總局等機構提出過註冊社團的申請，但都沒有得到批准。在這裡，《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五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中的「結社自由」沒有得到體現。
然而，作為一種氣功修煉或功法鍛練，有否一個相應的研究會或社團組織結構存在並不是必要條件。公園裡練各種氣功的、打太極的、跑步的、扭秧歌的、舞劍的，這些自發群眾健身活動也從未申請過成立組織。
《憲法》第五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國家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和尊嚴。一切法律、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都不得同憲法相牴觸。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從這一點上說，民政部的取締令取締的雖然是一個並不存在的組織，但它的頒布本身卻是違法的，因為它與《憲法》相牴觸。
退一萬步講，即便民政部的《通告》成立，它取締的也只是僅有幾名成員的「法輪大法研究會」，而非法輪功本身。功法和思想如果能被行政命令「取締」的話，那上天也不必給人一個會思考的大腦了。
2, 公安部「六禁止」通告：「和尚打傘，無法無天」
為說明公安部通告如何違法，只需將它全文引用如下：
「1、禁止任何人在任何場所懸掛、張貼宣揚法輪大法（法輪功）的條幅、圖像、徽記和其它標識；
2、禁止任何人在任何場合散發宣揚法輪功的書刊、音像製品和其它宣傳品；
3、禁止任何人在任何場合聚眾進行『會功』、『弘法』等法輪功活動；
4、禁止以靜坐、上訪等方式舉行維護、宣揚法輪功的集會、遊行、示威活動；
5、禁止捏造或者歪曲事實、故意散佈謠言或者以其它方式煽動擾亂社會秩序；
6、禁止任何人組織、串聯、指揮對抗政府有關決定的活動。」
其實看完這個通告，不必做任何分析就已經知道了它的違法性。這個通告的制定基礎也是以思想定罪：凡是沾上「法輪功」的就統統禁止。「禁止任何人在任何場所懸掛宣揚法輪功的條幅」這樣的禁令，無異於將中國拉回到了「焚書坑儒」的時代；「禁止任何人組織、串聯、指揮對抗政府有關決定的活動」這一條也就是說，「政府」不管被誰劫持著做出了怎樣荒唐的決定，公民都不能「對抗」。
從這些「禁止北舊恚(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短网址: 版權所有，任何形式轉載需本站授權許可。 嚴禁建立鏡像網站。
【誠徵榮譽會員】溪流能夠匯成大海，小善可以成就大愛。我們向全球華人誠意徵集萬名榮譽會員：每位榮譽會員每年只需支付一份訂閱費用，成為《看中國》網站的榮譽會員，就可以助力我們突破審查與封鎖，向至少10000位中國大陸同胞奉上獨立真實的關鍵資訊， 在危難時刻向他們發出預警，救他們於大瘟疫與其它社會危難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