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應臺雖然隔十年的代溝，我們對深邃綿密的中國文化與中國歷史的依戀情結距離相信不會太大。多年的閑談之中，我早就看出她心目中的臺灣是中國文化的暗夜燈塔、中國文化是臺灣的珍貴資產。七月中旬她那篇＜五十年來家國＞依然在強調黨不是國，國不等於文化；中共不等於中國，中國不等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嬰兒與髒水不能劃上等號，更不能閉上眼睛一起倒掉」。
因此，龍應臺主張的是臺灣應該跟中國爭文化的主權，應該理直氣壯對中國對全世界說，真正的中國文化在臺灣：「中國傳統文化再造的唯一可能，在臺灣；漢語文化的現代文藝復興最有潛力發生的地方，在臺灣」。這真是應臺非常陽剛非常果敢甚至非常武斷的一個判斷，這也是她一貫自信的作風。從當前臺灣政體國體的角度去營救臺灣的中國文化噩運，這樣的判斷是必要的；從臺灣民間的角度去觀察臺灣的中國文化命運，這樣的判斷是過份樂觀了。
我跟應臺一樣覺得臺灣的漢語文化底蘊比香港和新加坡厚實得多。我也覺得臺灣經濟的發達和教育的普及使得臺北有了北京上海都還不夠成熟的市民社會。我更覺得臺北的自由氣氛創造出臺北勝過北京上海新加坡的創作空間。我尤其覺得沒有一個華語城市像臺北那樣包羅了三十五個省份的中國國民。臺灣的漢語文化沒有經過馬列主義的切斷和文化革命的摧殘，那是事實；「隨蔣介石來臺避秦的知識份子也帶來五四以下一脈相傳的知識氣質」，我有保留。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之間，那一脈知識氣質確然存在；進入李登輝和陳水扁的時代，那股氣質在執政者的壓抑下已然式微，正如臺灣本土的文化氣質在蔣家政權的壓抑下淡化了一樣。因此，在臺灣失去外交空間的國際化問題上，我的著眼點始終是國際視野的建立多過中華文化的定位。我不認為臺灣當前的政府素質有足夠的識見和魄力去發動中國傳統文化的再造工程：只有等到臺灣朝野的意識跟國際真正接了軌，臺灣的大中華文化才有可能看到現代化的曙光。
（蘋果日報）(7/25/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