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3-07-27 18:07:00作者：呂柏林
九、孫志剛新案，只有最高兩院才有權查處
《孫志剛新案刑法分析》揭發，孫志剛新案是製造孫志剛慘案的冤案，是以包庇廣東省收容犯罪集團為目的，罪刑無辜的李海櫻等八名被告、錯罪四名「護工」，速殺活證喬燕琴為結果的罪案，是廣東省收容犯罪集團繼續在法律名義下的犯罪大案。犯故意包庇罪、玩忽職守罪的高級罪犯，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羅干，公安部部長周永康，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肖楊、最高人民檢
察院院長賈春旺，犯過失包庇罪或玩忽職守罪嫌疑的高級人物有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和軍委副主席胡錦濤，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並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具有單位犯包庇罪的嫌疑。
雖然，最高人民檢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都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具有人事、財政上的依賴級關係而應迴避，但是，《憲法》規定，最高人民法院是國家最高審判機關，最高人民檢察院是國家最高檢察機關。依憲只能由最高人民檢察院立案、偵查、公訴，只能由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同時只有最高人民檢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才有查處的能力。憲法的授權是不可推卸的授權，請求最高人民檢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依憲行使權力。（２００３.７.１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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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致最高兩院的公開信
最高人民檢察院
最高人民法院：
孫志剛慘案和孫志剛新案最大特徵是，單位犯罪。與其它單位犯罪的顯著區別是，黨政法和人大機關單位的共同犯罪，是從基層黨政法機關和人大到中央黨政法幹部的共同犯罪和國家領袖負有犯罪責任的犯罪。雖然《刑法》還未規定這些單位犯罪的罪刑法條，但可以參照其它類型單位犯罪的刑罰規定偵查、公訴和審判。
廣東省收容犯罪集團不是全國唯一的收容犯罪集團，這樣的犯罪集團遍佈各省市，如牛金博的評論文章《收容的法律問題》披露：據民政部消息，近一兩年，在全國７００多個收容遣送站，每年有一百多萬人被收容遣返回原籍，其中幾十萬人的收容地是廣東①，說明北京、上海的收容遣送罪行僅次於廣東。對北京市的非法收容遣送，已有不少受害人上網控訴，但遭受上海市非法收容遣送危害的報導非常罕
見。其他省份已有少量披露。現舉一例，以便你們以斑見豹，即６月１０日《三湘都市報》發表《滴血的收容》②報導的湖南省漣源市收容遣送站原黨支部書記兼財務郭先禮曝出的內幕：
該站１０名員工，每年從政府獲得１２萬元撥款，但該站自定收容費標準，自１９９９年１月１日起，對收容對象分Ａ、Ｂ、Ｃ三類，按省外、省內、市內不同檔次，再按１０日以下每人收取１０００元、８００元、７００元不等管理費，１０日以上則按每人１４００元、１２００元、９００元等不同的標準收取。幾年下來，共獲綁票收入近３２０萬元。
而在此前的１９９７年，他們就早已同火車站勾結派出所非法收容：派出所民警每送來一個人可得回扣５０元，聯防隊員每捉一人工錢為５元。
下面原文照錄：
「有了這個口頭協議，派出所民警幹活也很賣力，看到有農民模樣的人便走上去巧言相勸，說到收容所有飯吃、還能派車把他們送回家去。」郭先禮介紹說，「但被關進去以後，任你哭爹喊娘都不會有人理會，要是被哭煩了，站裡的人員就把他們拖出來痛打一頓，直到他們不再嚷著要回家為止。」
從該站的一本現金賬本上，記者看到，僅１９９７年１１月８日至１８日幾天時間內，收遣站便因協議支付給火車站派出所現金３３００元。
被強行捉進來的農民９０％的人都有各種證件，並非「三無人員」，在採訪中郭先禮反覆強調說。在站裡開會時有關領導也一再強調，凡是進站有證件的一律要寫成「三無人員」，這一來是收費的理由，二來還可以應付上級的檢查。
人送進來以後，收遣站第一件事就是對他們進行徹底的搜身，鞋底、衣袖，甚至包括下身都不放過，搜出來的錢據為己有（私分）。貴州省平壩縣樂平鄉大屯村四組的未婚女青年吳紅紅，從福建打工回鄉途中，被人在漣源騙下了火車，並被騙走３０００元現金。吳求助當地派出所，被送進收遣站。收遣站第一時間進行了搜身，其身上尚留有的２３０元現金及金項鏈等物被強行搜走。求助不成反遭搜身的吳紅
紅受不了這一刺激，精神開始不正常，屎尿都拉在了身上，後她父親趕來才將其贖了回去。
搜身超過打劫
被強行捉進來的農民９０％的人都有各種證件，並非「三無人員」，在採訪中郭先禮反覆強調說。在站裡開會時有關領導也一再強調，凡是進站有證件的一律要寫成「三無人員」，這一來是收費的理由，二來還可以應付上級的檢查。
人送進來以後，收遣站第一件事就是對他們進行徹底的搜身，鞋底、衣袖，甚至包括下身都不放過，搜出來的錢據為己有（私分）。貴州省平壩縣樂平鄉大屯村四組的未婚女青年吳紅紅，從福建打工回鄉途中，被人在漣源騙下了火車，並被騙走３０００元現金。吳求助當地派出所，被送進收遣站。收遣站第一時間進行了搜身，其身上尚留有的２３０元現金及金項鏈等物被強行搜走。求助不成反遭搜身的吳紅
紅受不了這一刺激，精神開始不正常，屎尿都拉在了身上，後她父親趕來才將其贖了回去。
拍恐嚇電報
向被收容人員家裡打電報、電話，是收遣站創收的主要手段。四川省宜賓縣普安鄉周坎村１３組的張勇是家中的獨生子，其母黃仲芬接到漣源市收遣站「速帶８００元來湖南漣源收容所接張勇」的電報便慌了神，不知兒子在外犯了什麼事，趕緊將家中的耕牛、穀子賣掉，還借了部分高利貸才湊齊了８００元，趕到了漣源收遣站將張勇接了回去。貴州省瓮安縣玉山鎮尖坡村的向仲正，其父親向洪召接到電報
時，自己正重病沒錢吃藥，還是借高利貸趕到了漣源，講盡了好話，跪著求情，站裡才同意交６００元讓其兒子走人。郭先禮說，凡是被捉進來的人的家裡，都會接到過這樣的電報或站裡打去的電話。
火車站捉拿農民
每年７月是收遣站創收的黃金時期。郭先禮說，因為每年這時候貴州、懷化等地的農民，都會有組織地到長沙、湘潭等地幫人家雙搶打零工。收遣站這時便會與派出所聯合在火車站等路口設卡，「生意」好時一天就能捉住幾十個農民，把他們身上的錢財搜刮完後，再派他們其中的一名或兩名代表回鄉去取錢，其餘留下當人質，一般每人３００－４００元不等。
在郭先禮所做的一份統計中，單１９９９年７月１２日至１５日，收遣站便攔路捉住路過漣源的花垣縣農民４６人，從他們身上共搜得現金７７６．２元。
上廣州「進貨」
漣源是個縣級市，「資源」畢竟有限。為此，以肖站長為首的收遣站工作人員便把眼光瞄向了周邊「市場」，開辦了一個地級「中轉站」。
郭先禮說，當收遣站「業務」不濟時，收遣站便派人派車到廣東等地收容機構去聯繫「業務」，花５０元／人左右的價格把他們拉到漣源來，再對這些人進行「剝皮抽筋」。據不完全統計，僅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０２年１１月，收遣站此一項「業務」便收入８０余萬元。
一群衣冠禽獸
收遣站每年收押３０００－４０００人，高峰時一年可收押近６０００人，可從１９９６年至今卻極少遣送人回鄉。
實在收不到錢，收遣站便強迫他們勞動，並不支付一分錢工資。浙江蘭溪的林茂正因不滿被強迫勞動與收遣站工作人員發生爭執，在吃中飯時被人打成重傷，後致死。此外，收遣站內還設有２間禁閉室，專門用來體罰沒錢的被收容人員。
幾年下來，收遣站共添置了手銬５０余副、電棒１０多根以及軍用刀等物。
面對暴力、鮮血、黑錢，不堪良心煎熬的郭先禮從１９９７年開始向漣源市各級部門反映收遣站黑幕，可每次都不了了之。２０００年１０月，林茂正死在收遣站後，郭先禮背上了「領導責任」，於２００１年１月離開了收遣站。
這只是曝光的一個縣級收容站黑幕。全國有多少這樣的收容站？網上已有不少報導，但仍然只是冰山一角。
因此，收容遣送制度的結束，是清算收容遣送制度罪惡的開始。對孫志剛慘案和孫志剛新案的偵查、公訴和審判，將以成本最低的刑事訴訟法武器，一舉搗毀廣東省收容犯罪集團和包庇它的犯罪集團。這兩個犯罪集團的搗毀將為搗毀全國各省的收容犯罪集團樹立榜樣，獲取經驗。其功之大，將永垂青史。
孫志剛新案是以孫志剛慘案為基礎發展起來的犯罪案件，兩案關係密切，必須同案偵查、公訴、審判。涉嫌犯罪需要偵查的最高權力機構和最高職務如下：
涉嫌犯罪需要立案偵查的最高權力機構是：
本屆全國人大常委會
上任和現任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
上任和現任的中共中央政治局
上任和現任的中共中央政法委
涉嫌犯罪需要立案偵查的最高職務是：
現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兼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現任國家主席、軍委副主席胡錦濤，兼任中共中央總書記、
現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兼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上任國家主席、上任和現任軍委主席江澤民，
現任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賈春旺，
現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肖楊，
現任國務委員兼公安部部長周永康，兼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
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法委書記羅干，
上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長春。
《孫志剛新案刑法分析》揭發，孫志剛新案是製造孫志剛慘案的冤案，是以包庇廣東省收容犯罪集團為目的，罪刑無辜的李海櫻等八名被告、錯罪四名「護工」，速殺活證喬燕琴為結果的罪案，是廣東省收容犯罪集團繼續在法律名義下的犯罪大案。犯故意包庇罪、玩忽職守罪的高級罪犯，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羅干，公安部部長周永康，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肖楊、最高人民檢
察院院長賈春旺，犯過失包庇罪或玩忽職守罪嫌疑的高級人物有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和軍委副主席胡錦濤，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並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具有單位犯包庇罪的嫌疑。
雖然，最高人民檢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都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具有人事、財政上的依賴級關係而應迴避，但是，《憲法》規定，最高人民法院是國家最高審判機關，最高人民檢察院是國家最高檢察機關。依憲只能由最高人民檢察院立案、偵查、公訴，只能由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同時只有最高人民檢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才有查處的能力。憲法的授權是不可推卸的授權，請求最高人民檢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依憲行使權力。（２００３.７.１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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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致最高兩院的公開信
最高人民檢察院
最高人民法院：
孫志剛慘案和孫志剛新案最大特徵是，單位犯罪。與其它單位犯罪的顯著區別是，黨政法和人大機關單位的共同犯罪，是從基層黨政法機關和人大到中央黨政法幹部的共同犯罪和國家領袖負有犯罪責任的犯罪。雖然《刑法》還未規定這些單位犯罪的罪刑法條，但可以參照其它類型單位犯罪的刑罰規定偵查、公訴和審判。
廣東省收容犯罪集團不是全國唯一的收容犯罪集團，這樣的犯罪集團遍佈各省市，如牛金博的評論文章《收容的法律問題》披露：據民政部消息，近一兩年，在全國７００多個收容遣送站，每年有一百多萬人被收容遣返回原籍，其中幾十萬人的收容地是廣東①，說明北京、上海的收容遣送罪行僅次於廣東。對北京市的非法收容遣送，已有不少受害人上網控訴，但遭受上海市非法收容遣送危害的報導非常罕
見。其他省份已有少量披露。現舉一例，以便你們以斑見豹，即６月１０日《三湘都市報》發表《滴血的收容》②報導的湖南省漣源市收容遣送站原黨支部書記兼財務郭先禮曝出的內幕：
該站１０名員工，每年從政府獲得１２萬元撥款，但該站自定收容費標準，自１９９９年１月１日起，對收容對象分Ａ、Ｂ、Ｃ三類，按省外、省內、市內不同檔次，再按１０日以下每人收取１０００元、８００元、７００元不等管理費，１０日以上則按每人１４００元、１２００元、９００元等不同的標準收取。幾年下來，共獲綁票收入近３２０萬元。
而在此前的１９９７年，他們就早已同火車站勾結派出所非法收容：派出所民警每送來一個人可得回扣５０元，聯防隊員每捉一人工錢為５元。
下面原文照錄：
「有了這個口頭協議，派出所民警幹活也很賣力，看到有農民模樣的人便走上去巧言相勸，說到收容所有飯吃、還能派車把他們送回家去。」郭先禮介紹說，「但被關進去以後，任你哭爹喊娘都不會有人理會，要是被哭煩了，站裡的人員就把他們拖出來痛打一頓，直到他們不再嚷著要回家為止。」
從該站的一本現金賬本上，記者看到，僅１９９７年１１月８日至１８日幾天時間內，收遣站便因協議支付給火車站派出所現金３３００元。
被強行捉進來的農民９０％的人都有各種證件，並非「三無人員」，在採訪中郭先禮反覆強調說。在站裡開會時有關領導也一再強調，凡是進站有證件的一律要寫成「三無人員」，這一來是收費的理由，二來還可以應付上級的檢查。
人送進來以後，收遣站第一件事就是對他們進行徹底的搜身，鞋底、衣袖，甚至包括下身都不放過，搜出來的錢據為己有（私分）。貴州省平壩縣樂平鄉大屯村四組的未婚女青年吳紅紅，從福建打工回鄉途中，被人在漣源騙下了火車，並被騙走３０００元現金。吳求助當地派出所，被送進收遣站。收遣站第一時間進行了搜身，其身上尚留有的２３０元現金及金項鏈等物被強行搜走。求助不成反遭搜身的吳紅
紅受不了這一刺激，精神開始不正常，屎尿都拉在了身上，後她父親趕來才將其贖了回去。
搜身超過打劫
被強行捉進來的農民９０％的人都有各種證件，並非「三無人員」，在採訪中郭先禮反覆強調說。在站裡開會時有關領導也一再強調，凡是進站有證件的一律要寫成「三無人員」，這一來是收費的理由，二來還可以應付上級的檢查。
人送進來以後，收遣站第一件事就是對他們進行徹底的搜身，鞋底、衣袖，甚至包括下身都不放過，搜出來的錢據為己有（私分）。貴州省平壩縣樂平鄉大屯村四組的未婚女青年吳紅紅，從福建打工回鄉途中，被人在漣源騙下了火車，並被騙走３０００元現金。吳求助當地派出所，被送進收遣站。收遣站第一時間進行了搜身，其身上尚留有的２３０元現金及金項鏈等物被強行搜走。求助不成反遭搜身的吳紅
紅受不了這一刺激，精神開始不正常，屎尿都拉在了身上，後她父親趕來才將其贖了回去。
拍恐嚇電報
向被收容人員家裡打電報、電話，是收遣站創收的主要手段。四川省宜賓縣普安鄉周坎村１３組的張勇是家中的獨生子，其母黃仲芬接到漣源市收遣站「速帶８００元來湖南漣源收容所接張勇」的電報便慌了神，不知兒子在外犯了什麼事，趕緊將家中的耕牛、穀子賣掉，還借了部分高利貸才湊齊了８００元，趕到了漣源收遣站將張勇接了回去。貴州省瓮安縣玉山鎮尖坡村的向仲正，其父親向洪召接到電報
時，自己正重病沒錢吃藥，還是借高利貸趕到了漣源，講盡了好話，跪著求情，站裡才同意交６００元讓其兒子走人。郭先禮說，凡是被捉進來的人的家裡，都會接到過這樣的電報或站裡打去的電話。
火車站捉拿農民
每年７月是收遣站創收的黃金時期。郭先禮說，因為每年這時候貴州、懷化等地的農民，都會有組織地到長沙、湘潭等地幫人家雙搶打零工。收遣站這時便會與派出所聯合在火車站等路口設卡，「生意」好時一天就能捉住幾十個農民，把他們身上的錢財搜刮完後，再派他們其中的一名或兩名代表回鄉去取錢，其餘留下當人質，一般每人３００－４００元不等。
在郭先禮所做的一份統計中，單１９９９年７月１２日至１５日，收遣站便攔路捉住路過漣源的花垣縣農民４６人，從他們身上共搜得現金７７６．２元。
上廣州「進貨」
漣源是個縣級市，「資源」畢竟有限。為此，以肖站長為首的收遣站工作人員便把眼光瞄向了周邊「市場」，開辦了一個地級「中轉站」。
郭先禮說，當收遣站「業務」不濟時，收遣站便派人派車到廣東等地收容機構去聯繫「業務」，花５０元／人左右的價格把他們拉到漣源來，再對這些人進行「剝皮抽筋」。據不完全統計，僅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０２年１１月，收遣站此一項「業務」便收入８０余萬元。
一群衣冠禽獸
收遣站每年收押３０００－４０００人，高峰時一年可收押近６０００人，可從１９９６年至今卻極少遣送人回鄉。
實在收不到錢，收遣站便強迫他們勞動，並不支付一分錢工資。浙江蘭溪的林茂正因不滿被強迫勞動與收遣站工作人員發生爭執，在吃中飯時被人打成重傷，後致死。此外，收遣站內還設有２間禁閉室，專門用來體罰沒錢的被收容人員。
幾年下來，收遣站共添置了手銬５０余副、電棒１０多根以及軍用刀等物。
面對暴力、鮮血、黑錢，不堪良心煎熬的郭先禮從１９９７年開始向漣源市各級部門反映收遣站黑幕，可每次都不了了之。２０００年１０月，林茂正死在收遣站後，郭先禮背上了「領導責任」，於２００１年１月離開了收遣站。
這只是曝光的一個縣級收容站黑幕。全國有多少這樣的收容站？網上已有不少報導，但仍然只是冰山一角。
因此，收容遣送制度的結束，是清算收容遣送制度罪惡的開始。對孫志剛慘案和孫志剛新案的偵查、公訴和審判，將以成本最低的刑事訴訟法武器，一舉搗毀廣東省收容犯罪集團和包庇它的犯罪集團。這兩個犯罪集團的搗毀將為搗毀全國各省的收容犯罪集團樹立榜樣，獲取經驗。其功之大，將永垂青史。
孫志剛新案是以孫志剛慘案為基礎發展起來的犯罪案件，兩案關係密切，必須同案偵查、公訴、審判。涉嫌犯罪需要偵查的最高權力機構和最高職務如下：
涉嫌犯罪需要立案偵查的最高權力機構是：
本屆全國人大常委會
上任和現任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
上任和現任的中共中央政治局
上任和現任的中共中央政法委
涉嫌犯罪需要立案偵查的最高職務是：
現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兼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現任國家主席、軍委副主席胡錦濤，兼任中共中央總書記、
現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兼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上任國家主席、上任和現任軍委主席江澤民，
現任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賈春旺，
現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肖楊，
現任國務委員兼公安部部長周永康，兼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
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法委書記羅干，
上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長春。
雖然你們與中央黨、政、人大有著人事與財政依賴級的利害關係，但是，你們首先是憲定的最高檢察機關和審判機關。包拯的權力和奉祿也與皇帝、朝廷有著依賴級關係，他能依法偵查、公訴和審判冤假錯案和皇親國戚大案，難道你們就不能做現代的包拯？
《楊乃武和小白菜》冤案昭雪的特點，是經過一審再審，把罪刑無辜、包庇罪犯的欽差大臣級的法官一個個轉成罪犯；孫志剛慘案的特點，是只經二審就把一批違法查處孫志剛慘案的國家領袖和國家級大臣砣敕缸鎩Ｑ釒宋漵冑「撞說男以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