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中國大陸民間組織「北京愛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長萬延海、執行所長胡佳，以及在大陸的「中國民間防艾第一人」高耀潔醫師等人的努力，被捂了多年蓋子的河南「愛滋村」真相逐漸大白於天下，「愛滋血」的流向令人不寒而慄，這是一起人類歷史上罕見的公共衛生事故。
流向全國的「愛滋血」
要追溯「愛滋血」的流向十分困難，相信已流遍全國。賣過血的農民說，由1992年起，河南人的血就已流向全國各地。東至上海，西到烏魯木齊，北起黑龍江，南至廣州及海南。「血頭」們將大量受污染的血液賣給了上海和武漢等地的生物製藥公司，製成白蛋白、球蛋白、干擾素及血小板因子等一系列營養藥，向全國銷售。究竟這些藥使多少人染上愛滋病、乙肝和丙肝等疾病？由於這是大陸報導的禁區，目前還不得而知。
一個可怕的現實是，由於長期以來政府沒有對農民進行有關愛滋病的預防宣傳，一些病毒攜帶者往來全國各地，結婚、產子，愛滋病跟著散播到大江南北，也經由母體禍延下一代。
更令人不安的是，當年在河南採集的「愛滋血」的流向，至今沒有受到追蹤關注，輸了這些「愛滋血」的人，將成為愛滋病帶菌者，可能因為仍在潛伏期，他們蒙然不知。也有的人，由於手術接受輸血感染了愛滋病。
經由輸血感染愛滋病的個案
據「中國新聞網」去年12月報導，江蘇省一名10歲男童，因住院輸血感染愛滋病毒死亡。男童是在兩歲那年，因摔跤血腫求醫，醫院給男童輸血治療，但未痊癒。男童家人帶著他四處求醫，先後接受江蘇省中醫院、江蘇省人民醫院的輸血治療，並由蘇州醫學院附屬第一醫院、江蘇省血液中心、上海生物製品研究所及上海萊士血製品有限公司，提供全血、血漿及血液製品等。
然而，男童病情多年來未見好轉，2001年底，經江蘇省愛滋病檢測確認中心檢查，證實為愛滋病患者。男童母親立即接受血液檢查，確認並非愛滋病帶菌者，備受病魔折磨的男童去年初離開人世。
男童父母在悲痛之餘，將兒子曾經接受輸血治療的四家醫院以及提供血製品的江蘇省血液中心一併告上法庭。
上述男童的個案只是冰山一角。類似事件近年大陸媒體時有報導。1999年大陸衛生部曾就山西省一起愛滋病攜帶者賣血40次，導致132人經由血液感染愛滋病的「惡性事故」進行通報。
1999年2月，17歲的山西青年宋鵬飛因腿傷入住臨汾市第二人民醫院，由於血色素偏低，手術前需要輸血，當班醫生透過熟悉的「血頭」找來以賣血維生的文某，先後共輸了1050毫升血給宋鵬飛。術後宋鵬飛到北京複查，確診為愛滋病毒攜帶者，經追蹤發現輸血者文某是傳染愛滋病給他的「禍頭」。在此之前，多次賣血的文某，已不知害多少人感染了愛滋病毒。
最近一宗見諸媒體因輸血感染引起官司訴訟多年的案例，是安徽省蒙城縣一位任姓女士，1995年因產後大出血，接受輸血800毫升。2000年，她義務捐血時，查出體內含愛滋病毒和丙肝病毒。她認為其病源是因輸血感染，遂提出醫療損害訴訟。去年與醫院調解結案，獲賠償70萬元人民幣。
「駛向冰山的鐵達尼」
目前在美國耶魯大學任「世界學者」的萬延海指出，自從八○年代中期，愛滋病毒感染在中國發現後，目前已進入快速增長期。國際愛滋病專家認為，中國是一顆「炸彈」，其中通過血液感染愛滋病毒是一個重要途徑。在中國河南地區，因賣血、輸血感染愛滋病的農民，已大批出現死亡現象。去年夏天聯合國出版《中國愛滋病問題──駛向冰山的鐵達尼》的報告，揭示的問題令人憂慮。
許多人都從媒體報導中得知河南農民感染愛滋病的原因是「賣血」，賣血使他們得了愛滋病，他們為什麼賣血？因為貧窮，但比貧窮更可怕的是某些人為了節省成本，在抽取貧苦農民的血液時草菅人命。有些官員為了保住官位，硬將愛滋病疫情說成「國家機密」，罔顧公眾生命安全，極力隱瞞愛滋病毒汜濫成災的事實。
根據「北京愛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www.aizhi.org）提供的資料，河南愛滋病的流行，自1995年以來，已引起國內外衛生界有關專家的警惕和關注，包括中國科學院院士、大陸愛滋病專家曾毅在內的許多專家，在不同場合以不同方式都提出警告:河南愛滋病流行情況是真實、嚴重的，如不迅速採取措施，中國將成為感染人數最多的國家之一，有可能演變成國家災難。
由大陸半官方新聞通訊社中新社主辦的中國《新聞週刊》在一篇關於愛滋病發展的報導中，引述一位專家的話說:「開始我們在地圖上只標出一點紅，後來是全國地圖上已經沒有空白點了，個別地區已出現愛滋病患者的大批死亡，蔓延程度已超過非洲。」
文章舉例指出，1994年以前，愛滋病毒感染者大多數為雲南的吸毒者；1994年後，愛滋病傳播迅速向全國擴散。短短四年間，愛滋病毒感染報告全面覆蓋31個省市自治區。
傳播愛滋病的「血痂」
河南省是中原腹地，不是發達省份，也不是沿海城市。九○年代初，河南的經濟和社會環境，不可能發生大規模的吸毒和賣淫嫖妓現象，中原父老鄉親祖祖輩輩老實巴交的，只會在土裡刨食。善良樸實的農民怎麼也沒想到，會被愛滋病這個「魔鬼」纏上，他們一直以為，這是資本主義社會「有錢人行為不檢點的不治之症」。
《揭開河南省傳播愛滋病的「血痂」》(作者何愛芳)一文，披露了「血漿經濟」導致河南農民集體感染愛滋病的情況。
1992年，當大陸全國上下躁動著急於發財的經濟熱浪時，河南省衛生廳廳長劉全喜一上臺就提出「內靠公章，外靠血漿」的「新思路」。內靠公章，就是充分發揮河南省衛生廳公章的魅力，大肆發證，目的是賺錢；外靠血漿，就是發動農民大量賣血，採血後僅要血漿，把紅血球還給賣血者，把採到的血漿賣給製藥公司。
「血痂」一文指出，劉全喜在一次衛生系統內部會議上講，要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大辦血站。河南有9000多萬人口，80%以上是農民，即使只有1%-3%的人願意賣血，平均每年賣一至兩次，收集起買給生物製品公司，就能創造上億元財富，也算是幫助農民脫貧的一種辦法。「誰會想到，河南省衛生廳一位高官的奇特發財夢會將他們推向死亡的深淵」。
開封率先響應號召辦起血站，省衛生廳作為典範向全省推廣，血站如雨後春筍湧現。除各衛生部門一窩蜂辦血站外，一些企業、協會以及軍方也紛紛參與，包括濟南軍區後勤部血液製品研究所、空軍後勤部血液製品研究所，還有上海生物製品研究所等33家來自全國各地的血液製品單位，都到河南建點採血。根據河南省衛生部門的文件，九○年代初期和中期，官辦的「合法」血站就有270多家，非法的不計其數。
官辦血站是「血漿經濟」最積極的鼓吹者。那幾年，在醫院門口，醒目貼著「獻血光榮、救死扶傷」之類的宣傳海報。「血頭」們宣傳採血的好處是:「血跟井水一樣，抽幾桶還是那麼多，經常把老水抽出來換新水，去舊血，換新血，有利於新陳代謝。對身體有益無害。」
在這種動聽的宣傳下，忠厚的農民向「血頭」伸出了手臂，也等於將自己的生命交給了魔鬼。
當時血站普遍採用「單採血漿」法，也就是將許多人的血液採集後，集中到一起，用分離機器將血漿（亦稱血清）與紅血球分離出來，血漿賣給了製藥公司，混合很多人的紅血球則回輸給賣血者。「血頭」的說法是，這樣負責運輸氧氣和養料的紅血球細胞並不減少，賣血者抽血800毫升，再回輸400毫升，不會明顯感覺身體虛弱。
但災難就在這不知不覺的回輸中降臨了。抽血的多個環節存在致命漏洞：首先是抽完血後，用來剪斷輸血管的消毒剪和掐血袋口的消毒鉗這兩個器械，都與抽出來的血液接觸；然後是當時普遍採用的離心機，內分12個小鍋，每個小鍋放兩袋血，很容易出現血袋被甩破的情況。如果血站人員不嚴格操作，未扔掉破損的血袋，沾有別人血液的紅細胞會被回輸。這種採血方法最大的危險就是容易直接傳染病。捐血者只要一人有透過血液傳染的疾病如愛滋病、肝炎，被回輸者就無一倖免。
建一間新房是河南農民最大的夢想，但貧窮的農民只有靠賣血才能圓夢。在那個全民瘋狂賣血的年代，凡有人賣血的家庭，幾乎不到三、五年就能蓋房。按當時每人每次賣血最多報酬50元人民幣、每年賣血50次計，連續三年賣血，就有希望實現建房的目標。當時的社會風氣，一個男人沒錢蓋房卻不去賣血，會被人認為身體有毛病、膽小，就會遭人白眼。極其諷刺的是，房子蓋得越早，人死得越快。大多數賣血者在劫難逃。
無法用筆墨書寫的悲哀
年前一群赴北京請願的河南省商丘市睢縣東關行政村愛滋病感染者，曾聯名投書各界，公開該村及附近村莊的愛滋病狀況，向社會求助。
呼籲書指出，從1993年開始，睢縣公療醫院、縣衛生防疫站在睢縣縣城開辦了血站，並在縣城周邊地區大作廣告，宣揚賣血賺錢致富的好處。當時在任的縣長親自在電視臺為血站做廣告:「要想奔小康，就去賣血漿。」號召全縣人民都去賣血。農民紛紛響應到血站出賣血漿，結果成了血液污染最大的受害者。
從1999年開始，東關村經常有人「得了莫名其妙的病死去」。後來死的人多了，才查出是愛滋病，而且都是賣血惹的禍，。截至2001年底，村莊感染愛滋病的人已佔總人口30%還要多。「我們每天生活在恐懼中，從此看不到生活的希望。」
呼籲書指出，這些死去的人，大都是家庭的「頂樑柱」，他們身後留下年邁的老人和年幼無知的小孩。剩下的人，更是看不到活著的希望，因為他們失去了生活的保障。「我們一個村莊的悲哀已經無法用紙張來書寫。」
「血漿經濟」造成愛滋重災區
河南上蔡縣的文樓村，是聞名於世的「愛滋村」。以上蔡縣城為中心，周圍十來個鄉鎮形成了一個方圓幾十公里的賣血重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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