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日本外務省親自打電話問邀請童增的札幌律師田中貴文，童增來日本做什麼？田中貴文回答：「來出庭作證。」日本外務省又問：「真的是來出庭作證嗎？」田中貴文回答：「是來出庭作證。」然後日本外務省非常詳細問了很多問題，比如，住在哪，從幾點到幾點有什麼活動，誰來接待等等。
日本龐大的律師團非常重視童增這次出庭作證，因為這次出庭也影響到其他日本地方中國民間對日索賠勝敗問題，日本各地的律師很多都都要趕到札幌來，但因擔心人多嘴雜影響童增的思路，最後只派來東京、新瀉、福崗三地律師作為代表前往札幌。
法庭上，原告日本律師14人，中國女律師康健1人。被告日本政府代理人3人，日本三井、新日鐵、鐵路建設、地崎等企業的代理人，還有5位律師。旁聽席上座無虛席。首先是當年被抓到日本去的勞工河北籍姚毅老人陳述了當年的痛苦經歷。從下午兩點開始，童增作為證人接受原告律師詢問，陳述了他從1990年開始提出向日本要求民間受害賠償的「萬言書」之後，如何代表成千上萬的受害者向日本駐中國大使館要求賠償的經歷，後來又如何委託日本律師起訴日本政府的過程。三點結束原告律師詢問，然後休息幾分中。
三點過，由日本政府代理人向童增提問：1972年中國政府已放棄了賠償，你根據什麼要求日本政府賠償。童增回答根據國際法、國際慣例、日本國內法、和中國國內法，1972年「中日聯合聲明」明確中國政府宣布放棄戰爭賠償的要求，而日本與大韓民國、前蘇聯、美國、澳大利亞等國簽的條款和宣言都是把國家賠償與個人賠償嚴格區別開來。
日本代理人拿出一份一九六四年中日之間簽定的一份文件，問童增看到過沒有，童增幽默的回答我不知道，停頓了一下接著說，當時我才八歲；日本代理人幼稚的問題，引起旁聽席一陣哄堂大笑。日本代理人不甘心，又提出荒謬的相互賠償，日本也應該想中國要求賠償，童增馬上駁斥，當年日本是侵略國，侵略到中國犯下了滔天罪行，就好比是把你父親殺死了，把你的女兒強姦了，還要求你賠償。日本政府代理人頓時啞口無言，接著又尷尬的換了提問。
另一個日本政府代理人向童增提問，「當年你提交的「萬言書」上的題目是「中國要求日本受害賠償刻不容緩」，雖然有一些議案提出，那麼中國人大是否採用了，請回答，yes或no，童增回答，不能用「是」或者「不是」這樣簡單回答，中國人大並沒有發出不採用我的萬言書的通知，你應該知道中國的立法程序，有的立法要經過1年、5年、10年、甚至20年。日本政府代理人最後一個問題是：你是否認為賠償是道義上的問題。童增重複回答了一次，除了道義上，還有戰爭責任問題。
下午4點，童增作證詢問完畢。最後一個小時是原告律師的陳述。在法庭審理過程中，日本政府代理人處境尷尬，童增作為證人問話完畢後，座無虛席的旁聽席上響起熱烈的掌聲，會後，日本律師緊緊握住他的手說太好了。這次法庭的結果要等到明年3月23日才能知曉，原告律師們認為這次辯護鏟除了中國受害者敗訴最主要的障礙，勝訴的天平傾斜到中國受害者一方，日本堅稱中國放棄戰爭賠償包括民間賠償的堡壘即將被衝破。童增在法庭上的從容自信、沉著應戰、機智答辯給日本原告律師和旁聽席的日本當地人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童增在日本札幌地方法院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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