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全會是「內外有別」的，對外講官話，講黨八股，講假話。凡是缺點、錯誤、問題、矛盾，只能在內部講，不能讓老百姓知道，這是中共一貫原則。人們都說「胡溫新政」，但在「內外有別」上，還沒有看到「新政」。三中全會依然如此。
三中全會發給與會者每人五份學習文件，這五份文件已列為中央文件，隨三中全會會議文件發至省部軍一級黨委，供學習之用：（一）胡錦濤《國家的危機在黨內》的講話；（二）胡錦濤《積極、穩妥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若干意見》；（三）溫家寶《開創全局協調、發展的新時期》的講話；（四）曾慶紅《切實加強整頓地方、基層、農村黨組織建設》的講話；（五）吳官正《旗幟鮮明、加大力度，打擊黨政部門、金融經濟領域的腐敗體系》的講話。
這五份文件都涉及當前黨內和社會上的矛盾與問題，而以胡錦濤的講話表達的最為集中。
胡錦濤的《國家危機在黨內》，是九月下旬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胡指出：總結國際和我國的歷史，國家危機總是產生在內部。今天，共產黨在台上執政。如果說，某天國家發生政局危機，危機導火線就在黨內。當前社會上最尖銳的矛盾、危機，責任在黨內，最易爆發危機在黨內，最大的問題、危機，也在黨內。我們必須頭腦清醒；尤其是高級領導幹部，要勇於承認嚴峻事實，不承認危機的態度，是反唯物主義的，不是對人民負責，不是執政黨所當為。
胡錦濤把當前危機歸納為六個方面，而且把共產黨幹部的信念危機，列為最致命的危機。他說：一個執政黨、黨的幹部，如果理想都破滅了，這個黨就喪失了生命力，就失去了人民力量的基礎，勢必走向滅亡。
胡還列舉了其他五個方面的危機，分別是：（一）黨政部門和幹部腐敗、特權、濫權，使黨和政府喪失了人民的支持，產生管治危機；（二）黨的幹部脫離人民，欺壓人民，激化社會矛盾，人民起來反抗，產生社會危機，（三）貧富兩極分化擴大，社會各階層矛盾升級，帶來政局危機；（四）金融市場混亂而使不良資產和壞賬積壓，會因其他因素引發全局性金融危機（朱鎔基、溫家寶等多次警告：因為社會、政局或外部的突發因素，而引發貨幣擠提、股市崩潰，可能是最易爆發的危機），（五）農業、農村、農民問題，特別是三億剩餘勞動力的出路和農民抗爭活動高漲帶來的政局危機一中國社科院一份報告披露：八億農民在名義上是解放了，事實上五十多年來，農民在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仍處於最下層，部分農村已具備組織抗爭的基礎）。
另外，溫家寶的講話批評了地方主義和本位主義。據溫家寶披露：地方主義給國家造成的經濟損失達六千億元以上，相當於國民經濟總產值的百分之五以上。另據國務院研究室的一份報告指稱：地方主義和體制弊病，使國民經濟損失高達一萬五千億元以上。
三中全會上揭出的問題和矛盾，會議文件所發出的多種警號，其實都是早就存在，並且在中共內部已經多次提出了。十五屆中央的尉健行、朱鎔基、李瑞環，在各種場合不知大聲疾呼過多少次，連江澤民也毫不諱言黨的危機，可以說是「年年講，月月講」，只差「天天講」了。但是光講有什麼用呢？
也不能說他們光動嘴，他們確實也動手。但只是揚湯止沸，而不去釜底抽薪，又怎能濟事？他們都不是笨蛋，心裏非常清楚，這是制度問題，不是個人作風或品質問題，不從政治制度上改革，純粹是「瞎子點燈白費臘」。他們甚至也公然說出這一點：是制度造成的。但是從來沒有誰把政治改革提到中央議程上。為什麼？改了政治制度，就要失去對權力的壟斷，這是整個統治集團生人叩攸關的大問題，所以最大限度也就是說說而已。而且還只能關起門來在內部說，生怕老百姓聽見。
光在內部說說，無非是勸告「同志們」小心點，別太過份了。這樣才能永保太平，不致失去政權。
也正是這樣因循拖延，當斷不斷，致使問題越積越多，矛盾越來越尖銳，已經到了無法迴避的程度了。然而就是到了這個地步上，三中全會公報對這些問題和矛盾還是隻字不提，只在內部給自己人敲敲警鐘，而對人民群眾繼續隱瞞，這算什麼「新政」？
(載自爭鳴十一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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