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兵甲：「五九年十一月左右，公社食堂開始沒糧了。幹部挨家挨戶搜查，翻出的糧食統統集中到食堂。不勞動的不得去食堂打飯。我父親是幹部（一九六八年時任大隊黨支部書記，當時職務不明）。我有四個妹妹，父親不太重視，七歲和四歲的兩個妹妹餓死了。死前幾天還能走動，只說沒勁，後來突然口吐白沫，嘴緊閉，死了。我哥哥曾經餓得口吐白沫昏過去，抬到食堂，用筷子撬開嘴，灌米湯，才得救。」
「一個冬天只吃菜葉和樹根。我當時十一歲，常常出去偷點東西吃，才沒有餓死。」
「偷東西的，抓到就打。村裡有一個小姑娘偷東西吃，被幹部把手指尖打爛了。當時，勞動的每天補助二兩米稀飯。有一個連長－－生產隊長叫連長，大隊長叫營長－－的弟弟，一天沒幹活，去食堂打飯，被哥哥看見，揍了一頓。當時的人都野了，還有打母親的。」
「生產隊裡死的人數目屬於中等，村子裡原來有七十多人，過了大半年，只剩四十幾了。但現在又有八十多了，比困難前還多。」（中國大陸通常將一九六○至六二年稱為「困難時期」或「三年自然災害時期」－－作者注）
「我們小學是五九年十一月散夥的，第二年收上麥子後又復學，同學死了三分之一。這可不是說假的！」
「六○年的春天前、麥收前大量餓死人。麥收以後，幹部把糧食集中到食堂，社員不干，偷，拚命吃，因為萬一被幹部發覺，吃不成。吃完了，餓了兩個月，趕上收稻子，社員炒稻子吃，還不敢弄出香味，否則幹部要發現．．．．」
「我們父母沒餓死，我才能當兵。有的父親或母親餓死的，即使是貧下中農孩子也不能當兵，怕有仇。」
士兵乙：「困難時，我家裡餓死兩個－－妹妹、伯父。家裡原來有四個人，還有母親。只有我一個人吃商品糧（非農業人口由國家配給口糧，稱為「商品糧」－－作者注），一個月二十五斤半，其他人一天不足一兩。」
「妹妹餓死後，我本來從來沒有偷過東西，鼓起勇氣去偷，可是沒有經驗，被抓住了，還丟了一隻帽子。」
「有的人開始挖螺螄吃，丟殼。後來沒有吃的，又把殼找來，磨成粉未吃掉。」
「有的人餓得無力，擔水擔不動，喝下雨屋檐漏下的水，有毒的。」
「我們當時寧肯餓死也不討飯。有的地方就出去討飯。」
（筆者問他：「當時怎麼想的呢？」）「恨幹部，但不敢講，幹部要吊人的。」
（「有沒有人認為是共產黨不好？」）「也有一些。他們不知道這是壞幹部搞的，這次搞文化革命才清楚了。」
丙：「我們家鄉是旱地，可以種青菜、蘿蔔。沒有糧食，拿蘿蔔當飯，所以餓死的人比較少。」
「那時錢多得很，蘿蔔賣五毛錢一斤。那時我們還只有十幾歲，袋袋裡也總有幾十塊錢（相當於工人一個月的工資－－作者注）。挑一擔蘿蔔出去賣，幾十塊就到手了。」
（「怎麼花呢？」）「也買不到什麼，隨便就花了。那時大米三塊錢一斤（官價一毛左右），大人有錢就買米，我們就亂花。」
「其實那兩年打的糧食比現在還多，雙季稻，每季都有四、五百斤（指畝產）。幹部上報幾千斤，都交給國家了。老百姓家裡是空的。國家糧倉裡有的是。」
（「怎麼不去偷？」）「那怎麼敢？那時候老實。幹部要打的。」
筆者沒有向他提出當官的為何不開倉放糧這個他無法回答的問題，但卻知道離他家鄉不遠處有個和縣，一個小有名氣的地方。西楚霸王項羽在那裡自殺，遺下一處霸王廟。該縣還有一處「陋室」，唐朝名詩人劉禹錫曾在那裡寫下「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斯是陋室，惟吾德馨」的名篇。當時劉任和州剌史，相當於今天一個地委書記。他上任第一年，便遇上旱災，於是即向朝延奏明災情，請求開倉放糧，賑濟飢民，同時又組織百姓疏通水道，補苗追種。由於忙於公務致使自己的居處雜草叢生，他感觸萬端，遂寫下了那篇流傳千載的《陋室銘》。
自古以來，向朝廷及時報告災情，籲請賑糧是地方官的一大職責，中共不少幹部也是這樣做的。如作家趙樹理當時兼任山西陽城縣委書記，他請求上級撥來一批糧食，救活了不少農民。文革中趙被整死之前，有人到陽城蒐集趙的「罪行」，很多人說「要不是趙樹理，我們早餓死了」，拒不與來人合作。但是，在飢饉來臨之前，毛澤東的「反右傾」運動早已將體察民情、敢講真話的幹部清洗了一大批，剩下的趙樹理們不過是漏網之魚，在兩千名縣委書記中是少數，這樣國庫有糧而農民餓死的慘事便不可避免了。
地方上餓死人本與軍隊無關，但由於「反右傾」搞得高級將領們人人自危，也不敢說實話。有一個省的軍區司令員一九六○年八月到省內一個縣裡去檢查工作，瞭解到該縣餓死了三萬多人，但他回到省裡卻不說。有人問隨該司令去那裡的一位處長為何不反映情況，那位處長答道：「首長不敢反映，我也不反映。」（注１：見《羅榮桓元帥》第九三九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