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人權記錄令人震驚，當時中國已完全同世界隔絕。外面的世界根本不知道，由毛澤東執意發動的大躍進所引發飢荒造成數百萬人死亡這個境遇。那些表現出任何反對意見的人都會遭到懲處，那些被打成反革命的人都會被處死，有時甚至割斷一些人的聲帶，來阻止他們開口說話。
即使在實行經濟自由化後，中國的人權形勢也是深不可測的。鄧小平繼續鎮壓持不同政見者，他對1979年鎮壓民主牆運動和1989年的六四事件負有責任。其中，在天安門廣場事件中，政府用坦克和機槍來鎮壓平民，已把中國侵犯人權的記錄永久地擺在世人面前。
如果說六四以後中國的人權已得以改善，那麼絕大多數都是對國際壓力的回應。這也是促使中國領導人作出改善的最有效的方式。另一個絕對的事實是，中國政府的確已經建立了各種各樣的「人權」協會，可能也是假冒的，但它顯露出，北京在世界舞台上對人權的指責很敏感。如中國人權研究協會的成立，其目的顯然是想擋開國際社會的批評。上個月，中國又修改了憲法，加上了保護人權的條款，這一舉動暗示其承認了道德上的失敗。但眾所周知，中國的憲法只是一紙空文，其中包括所有政府應該執行的原則，實際上都沒有得以執行。
繼續壓制國內批評者，已使中國領導人願意做出根本改變的猜測變成謊言。中國聲稱目前是「中國人權最好時期」，但即使這是真的，至少跟15年前的天安門廣場和平抗議相比，也能證明這個「最好時期」是多麼糟糕。
我個人的經歷就是一個最好例子。1989年，我被中共中央委員會非法投進監獄，兩年後才簽發出正式逮捕令。中國國務院1989年7月的「平定反革命暴亂報告」試圖把我同抗議的學生連在一起，但檢察人員卻無法找到任何證據來證實這些指控，1992年，在經過只有45分鐘的審判後，我被判處入獄7年。甚至在我已經服滿刑期後，又被多關了一年，然後才有條件獲得釋放，讓我搬出居住著其他部級官員的公寓。
我家搬到北京郊區的一幢公寓，使有關人員緊密監視我的活動變得更加容易。在我獲釋後不久，我所居住的公寓就間隔起來，安裝一個大門，同時攝像機也對準了公寓的入口和前後窗戶。現在，這個公寓被24小時監視著，我的客人都要經過檢查，並強行「登記」，禁止任何記者採訪。在我獲釋後，我的電話一直被監聽，自從上個月起，我的電話已被切斷，剝奪了我打電話或上網的權利。
在我試著離開家時，任何時候都有4至5名國安人員緊密跟蹤我。這些人的出現有效地阻止了我的正常活動，例如有這多人跟著我，我就不能隨便去拜訪一些朋友。有時，這些監視人員也採取直接行動，如他們曾為阻止我去參加一個古董展覽會，強迫我坐進他們的車，還把我70多歲的妻子推倒，當時所有人都聲稱是代表「政府和共產黨」。所有這些對我人身自由的侵犯，都明顯地違反法律。
我的現狀還不是最壞的。曾因反對鄧小平在1989年武力鎮壓天安門事件的中國前總理趙紫陽，甚至還無法享受到我所獲得的這些有限的人身自由。晚上，趙紫陽家的前大門被人用自行車鎖從外面鎖上，以此來限制他和他的家人呆在家裡，中國農民也用這種方式來保護他們的家畜。現在已八旬高齡的趙紫陽患有重病，但他的自由對中國政府來說意味著無所謂，很顯然，在他的有生之年，他的處境已沒多少希望會得以改善。
中國侵犯人權的案件正在日益增多，已超過了像趙紫陽和我自己這樣的敏感政治案件，成千上萬的上訪者相信他們有權享受憲法所賦予的權力，他們只希望政府有關部門能接受他們的投訴審理他們的案件。然而，這些上訪的中國公民已被政府當成討厭的負擔，被視為一種「不穩定」的因素。上個月，在要把保護人權寫進憲法的人大會議召開期間，許多上訪者被強迫驅出北京，或被暫時關押起來。
此外，中國政府仍以專橫的姿態干涉一些他們不應插手的事務，如批准什麼的教堂讓人參加，可能練習什麼樣的功。任何公眾討論的話題仍是政府嚴控的主題，隨時都會被扼殺。同國際組織進行接觸，哪怕是聯合國或外國通訊社或提供有關人權方面的資訊，都會被定為「危及國家安全」的罪名。
在面對一個理論上接受人權概念並自誇已改善人權，實際上卻在毫無悔意地繼續侵犯人權的政府時，改善這種局面的最好方式就是抓住每一次機會，在每一個可能的討論會上，對其侵犯人權的行為進行批評。
鮑彤小傳
鮑彤曾任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的秘書、前中共中央委員、原中共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主任。「六．四」後被公開以司法定罪。已服完刑期被釋放。1998年起公開為趙紫陽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呼籲。
(華爾街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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