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正當我在緊張寫作我的回憶錄「中國－－一個普通家庭的故事」之時，收到了有關「六四」徵文的通知，令我想起了十五年前的許多往事。當時在北京發生了一場聲勢浩大，激動人心的民主運動，我遠在香港，親眼目睹了香港民眾對大陸同胞血濃於水的民族情感和對民主的共同的訴求。遵照通知要求我們記下「六四」當時在自己身邊發生點點滴滴的一切，以紀念這場偉大的民主運動，我盡量地回憶十五年前我在香港的所見所聞，希望能為民主運動出一分力，讓全體中國人，包括現今中國的統治者知道，民主訴求具有普世價值，無論在北京，在香港，人民大眾追求民主自由的願望和全世界所有國家的人民都是一樣的。
我記得當年我在胡應湘先生的合和集團屬下的滑模公司工作，這是一間頗具規模的工程公司，負責的項目有廣深珠高速公路和沙角B廠等大型項目。有一個同事叫簡偉民，和我很談得來，後來他跳槽走了。不久後他約我見面，對我說橫豎在原公司難以發揮，不如跳槽到他的新公司和他合作。他所在的公司有一個很奇怪的名字「科卓華西」，據說是一間大陸中資公司，該公司和國內單位合作，在北京、青島和成都有新建酒店項目，興建「王朝酒店」。目前只有他一個人在籌劃，忙不過來，在他的力薦下，該公司願意付出較高的薪水請我去協助簡先生。
原來這家公司是四川省建委派出在香港成立的公司，據說公司名字中的「華西」就是代表四川省。老闆亦即董事長姓費，北方人，平時很少回公司，公司經理姓朱，廣東人。公司的業務很多元化，除了我和簡先生兩個人負責工程管理之外，還有一些人是做貿易，大部分是大陸外派幹部或是大陸移民，加上幾個香港小姐秘書，總共才有十幾個人。我到新公司履新的時候，正當北京學生民主運動風起雲湧高潮迭起，每天中午休息的一個小時裡，大家常常顧不得去吃飯，圍在電視機前看無線和亞洲電視的「特別新聞」。我記得似乎香港無線電視有一個現場記者叫謝凌峰，一天幾次從北京傳來最新消息。每當這個時候，如果兩個老闆不在場，不管香港人大陸人都會七嘴八舌地議論，大家一致同情學生，反對李鵬政府的無動於衷，但如果費先生，朱先生回來了，大陸人就大多不再說話，剩下我們幾個香港人還在議論不休。
不久，北京「六四」屠殺事件就發生了，親眼目睹外國記者、臺灣記者和香港記者從北京發回來的火光熊熊，血腥滿地的電視畫面，我們都驚呆了，兩個老闆也鐵青著臉，一言不發。北京的學生在流血，我們的心在流血。
六四後的一兩天，我在公司裡接到大學同學王育鸞小姐的電話，她聯絡我一起去新華社抗議，我因為工作走不開沒去成，叫她把我的名字也簽上。旋即撥電話去香港新華社，總機問我找誰？我說找社長。總機說社長不在，問找社長什麼事？我說想問他一下，共產黨為什麼要屠殺手無寸鐵的學生？他不在就請能代表他，負責任的人聽電話。總機將我的電話轉到一個不知什麼部門，有一個講廣東話的人居然很耐心地聽了我十幾分鐘的電話，對我一連串的質問不慍不怒，答應將我的抗議轉達社長。後來我才知道當時的新華社社長許家屯先生也支持趙紫陽反對武力鎮壓學生的主張。不知道如果當時許先生真的降尊接聽了我的電話，又會說些什麼？
不久後，有一天簡先生因為工作的需要，發一份傳真到青島王朝酒店籌建處，在這份傳真的結尾部分，簡先生將在香港電視裡看到的在北京發生的事情真相告知與他僅一面之交的青島大陸同事。事前簡先生將他書寫並署名的傳真讓我過目，我勸他不要在傳真裡提及「六四」在北京發生的事情，大陸不比香港，沒有言論自由，還加上嚴格的新聞、通訊檢查，公司知道了肯定會追究，甚至還會牽連到青島的大陸同事。但是簡先生說香港「支聯會」呼籲一人一信，每一個香港人最少寫一封信給大陸的親友，告訴他們在北京發生事情，用這樣民間抗爭的辦法，突破共產黨的新聞封鎖，我見他意已決，唯有對他勇敢的行為表示敬意。
果然不出所料，大概只過了十天八天，簡先生就被這間中資公司炒掉了。簡先生走了後，我也不想在這樣的大陸公司裡再幹下去了，因為我感到非常的壓抑。在香港這片自由的土地上，還有星星點點為數不少的大陸公司執行著專制政治的公司文化，某些時候他們會出得起比市價高得多的工資請人，因為反正是國家的錢；另一方面，他們又將大陸的許多不正之風帶來香港，比如拉關係走後門等等，讓你覺得即使拿著比外面要高的工資也做得很不開心。所以不久之後我也辭職離開了。
「六四」以後，香港爆發了開埠百多年來最大規模的示威遊行，過百萬香港人上街遊行支持大陸學生民主運動，抗議共產黨屠殺學生。香港各界成立了「支持大陸人民爭取民主聯合會」，在跑馬地舉行二十四小時支持民主演唱會。雖然「六四」屠殺發生在遠離香港幾千里以外的北京，但是香港人民感同身受，不但參加各種遊行集會，而且慷慨解囊捐助國內民主運動，氣得時任港澳辦副主任的李後先生不顧身份的叫嚷：香港成了反共基地！(兩年以後，當香港人為華東水災捐獻出逾六億港元，即平均每個香港人捐出超過二百元時，同一個李後先生改口說：香港是愛國基地，大陸高官的滑稽表演，真叫香港人哭笑不得)。
回憶「六四」，令我難以忘懷的還有我七十多歲的母親，那段時間她幾乎是日夜守著電視機，只要一聽到電視臺播放特別新聞的前奏「嘟嘟嘟……」就立即放下手上的一切，緊張地盯著電視畫面。當電視播出北京屠殺的場面，坦克車在火光熊熊中左衝右突，街上一片倒下的單車和死屍，我親眼看見我母親老淚縱橫。家裡的人包括小孫子去參加大遊行和捐款，母親都竭力支持。試想想，何以一個七十多歲的老人對故國如此一往情深，只有到了今天我執筆書寫我們家祖孫三代在中國大陸的回憶錄，才多少明白當年母親心中複雜的情感。
母親大家閨秀出身，外祖父留學美國並留在美加經商，母親畢業於香港聖保羅女子書院，只因畢業於香港皇仁書院的舅父三十年代在香港參加了地下共產黨，49年率九龍海關起義，解放時被委任為接受大員，帶我外婆和我母親一家回祖國參加革命。他們都沒有想到，滿腔熱情最後換來的是歧視和排斥，不久在香港居住了四十多年的外婆被抓回臺山鄉下「鬥地主」，舅父受到「反地方主義」的牽連，母親被下放勞動，文化大革命中甚至和我父親同時被「隔籬審查」，家裡只剩下兩個年幼的妹妹……，直至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母親七十多歲高齡才能重返香港舊地。父母親這一代經歷了遠比我們複雜得多的事情，他們所受到的不公正對待和心靈所受到的創傷，非我們所能完全理解。
十五年漫長的歲月過去了，共產黨幾代接班人千方百計淡化「六四」，將暴亂改稱事件，又將事件改稱風波，但是全世界的中國人永遠無法淡忘這心頭的痛。天安門母親丁子霖女士和中國知識界的脊樑劉曉波先生在極困難的環境裡，堅持發出千萬民眾共同的呼聲，要求為六四平反，值得全世界的中國人尊敬。
時移勢易，今天中國人爭取民主的戰場移到了香港。香港人顧全大局，在忍受了共產黨強加給我們的小圈子選舉，假民主，從而造成經濟衰退將近七年後的今天，終於再也不願意忍受下去了，齊聲發出０七、０八全民普選特首和立法會的怒吼！北大人慌了手腳，又是指使四大護法，香港土共惡言威嚇，又是搬出鄧小平殭屍的「愛國者標準」，又是強行「釋法」設下重重關卡……，凡此種種只能讓人進一步看清共產黨反民主的嘴臉，絕不能阻擋七百萬香港人對民主的強烈訴求。
十五年前和我一起參加香港百萬人支持大陸民主運動大遊行的小兒子，當年只有十一歲，如今在美國讀書八年，大學畢業以後回到香港，參加了今年元旦十萬人的爭取民主大遊行。他自己設計並且用計算器製作了一個標語牌，上面畫著董建華先生肥胖的後腦，背景是中國的五星紅旗。不過原來居中代表共產黨的最大的一顆星改為最小，原來圍在外面代表中國四個階級的四顆小星改為最大。因為他以前問過我，中國大陸的五星紅旗有甚麼含意，我講解了以後同時發表我個人的看法，我認為任何的政黨不應該是高琚人民頭上的主人，而應該是為人民服務的公僕。古代哲人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兒子同意我的看法，並據此製作了他的標語牌，引起了在場記者的注意和採訪，兒子解釋說，這個標語牌表達了董建華先生不敢面對七百萬香港人民，只懂得面對和效忠北京。這張採訪照片結果登載在次日的報紙上。這種自然的薪火相傳令我非常欣慰，爭取民主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即使我們這代人看不到勝利的一天，我們下一代一定能夠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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