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社會經濟研究所活躍於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中後期。它的核心成員像陳子明、王軍濤等都參與過「四五」運動、「民主牆」運動和高校竟選運動。這種特殊的背景決定了它不可避免的在89民運中扮演重要角色，以及在六四鎮壓後承擔重大的犧牲。這個群體的歷史就是從四五到六四的歷史。實際上這個群體的歷史並不是從四五才開始的。四五只不過是它們的第一個交集點。這段歷史也並沒有因為六四而結束，它持續到今天，並且延伸到未來。
考查這個群體的歷史有兩點非常重要：一是對自由主義的再發現；一是對公共空間的再創造。這兩個「再」字非比尋常。自1949年以來，中共在中國大陸建立起共產集權統治，對各種異己思想的壓制和對公共空間的摧殘都達到史無前例的嚴酷程度。我們是在思想資源極度貧乏，相互交流極度危險的情況下，憑著對自身經驗的痛苦思考，幾乎是獨立的重新發現了自由主義。這且不說，比思想的發現更困難的是是如何為自己的思想尋找公開的表達。在鐵桶一般的社會裏重新創造出自主性的公共交往空間。也許有人會質疑北京社會經濟研究所到底有多少民間性和獨立性。但問題是在當年的中國沒有別的機構比它更民間、更獨立。從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末，這個群體始終站在潮流的前例。緊接著就是89，就是六四。廣場上的幕前幕後、日日夜夜；流亡期間的俠肝義膽，還有法庭上的仗義直言，給一段轟轟烈烈的歷史留下了一曲最壯烈的尾聲。
十五年後，北京社會經濟研究所慾火重生，它面對的世界已經發生了很多變化。在有些方面中國變得更好了；在有些方面中國變得更糟。我們的理念更明確，但是我們國家的前景卻比以往更不確定。歲月使我們學會了謙卑，閱歷使我們去掉了幻想。我們知道我們只能做的事情是有限的，十全十美的社會是不存在的。但無論如何我們要繼續向前走下去。
面對新的形勢，對北京社會經濟研究所的同仁也提出了新的挑戰。這個挑戰不僅僅是對北京社會經濟研究所，也是對所有長期以來獻身於中國民主事業的志士仁人。在這樣的時刻我們回顧歷史，展望將來，並下定決心為實現我們的理想共同奮鬥。
(轉自《自由亞洲電臺》)(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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