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樣一個全世界人民為六四而悲痛的時刻，連中共外交部發言人也迴避六四話題，不敢對六四說一個不敬之詞；而戴晴這個女人，卻不識好歹地跳出來大放厥詞：「六四事件，不是一場民主運動」？（見6月3日《多維網》，下同）
戴晴再一次對六四誣蔑，用了一個她自己也認為是「刺眼」的詞：「恩准」----「兩千年專制的中國，到了1980年代，只因專制者幵始表現其幵明的一面，經其『恩准』（這詞刺眼吧？但中國當時的政治格局就是這樣。也只有認清這一格局，並對在這樣的格局上起跳有思想準備，才有逐步取勝的可能），才有了艱難的民主之先聲：啟蒙。廣場佔據者的絕不妥協，把他政治理念中或顯或隱的幵明堵了回去，並為他背後陰笑著的老革命們奠定了氣沖牛斗的『政治正確』。」
戴晴這一段文字頗為晦澀，關鍵詞是「恩准」這兩個字：只因專制者的開明和「恩准」，才有80年代的「民主之先聲」和「政治開明」？而六四卻「把開明堵了回去」？於是，六四葬送了專制者的「民主之先聲」和「政治開明」？
在戴瞞看來，葬送了中國的民主與開明前途的歷史罪人，不是鄧小人等專制者，反而是六四的「廣場佔據者」？
戴晴給六四扣上如此荒唐的罪名，並沒有提供任何事實根據，僅說了一個莫名其妙的「機遇」----戴晴毫無根椐地寫道，六四中，「自我改造之中的共產黨史無前例地收了手，意味著它在重大原則上的讓步（也就是進步）。和歷史上每次可能的良性轉機總是敗在打著激進口號、感情衝動的投機者冒險者身上一樣，這回這一難得的機遇，也為高喊口號、希翼以逆取一蹴而就的的野心家所斷送。」
戴晴的這段文字，將中國的噩運全部歸罪於歷史上的改革者。誰打激進口號？誰感情衝動？誰就是投機者冒險者？而專制者已在自我改造？已有讓步（進步），是中國的良性轉機？這一個難得的「機遇」，被六四野心家斷送了？
在戴晴看來，專制者不打激進口號不感情衝動，不是野心家？倒是六四的領袖是野心家？
為什麼戴晴如此顛倒黑白？如此無恥？！
例如，戴晴在她的文章一開頭也說：「六四事件，是一場由學生運動為前導的都市民眾街頭抗議，抗議的內容是要求信息公幵、決策透明，抗議的對象是共產黨自1949年以來百試不爽的政治栽贓與政治壓制，接著將目標直指官員的腐敗與低效率。」
白紙黑字，以上民主運動的事實，在戴晴筆下也寫出來；所以戴晴誣蔑六四「不算民主運動」，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
戴晴寫文章如此厚顏無恥，在其《我的四個父親》一文中也有典型例子：
戴晴寫其義父葉劍英一生中有過七個女人，到葉劍英死時卻沒有一個女人在身旁。葉劍英官至「中央領導人」，身邊的女人有過多少？這類緋聞本來不是正面文章，而戴晴卻天才地從中發掘出葉劍英的正面閃光點：「他或許有著常人難以企及的感情經歷，一生對女性懷著不倦的激情」？
一個大官一生中有過許多女人，是「一生對女性懷著不倦的激情」？
此厚顏無恥的溢美之詞，出自－個女記者之筆，實在讓人印象深刻：原來，做大官的，如能多搞幾個女人，在戴晴看來，也是「激情不倦」？
如此無恥之筆，與中國歷史上一些無恥文人，將皇帝霸佔民女寫成「寵幸」，有異曲同工之妙！
如此無恥之筆，將戴晴的無恥文人的面目暴露無遺！
結論：是無恥之人，寫無恥之文！是戴晴無恥，才能寫出如此無恥的文章！
我曾經寫過－篇文章：「寫寵幸文章，是中國文人最厚顏無恥的傳統」。我一再感嘆中國男文人的無恥天才，能發明出「寵幸」這兩個字！
例如猴山上的猴王，壟斷了所有的母猴，其他公猴雖屈服於猴王的武力，也不至於站出來稱頌猴王的壟斷是一種寵幸。所以中國人間的臭男文人，比猴山上的公猴還不如！不要說人格，連猴格也在公猴之下！
如今連女文人戴晴也站出來說葉劍英「對女人的激情不倦」？哇噻！中國的寵幸文章一代傳一代，至今出了大牌女作者了！
所以我也非常感嘆戴晴的無恥天才，不僅能創造出「對女人的激情不倦」這一句永垂不枯的文章，又能創造性地引用「恩准」這一句古典，以評論六四的功過？
看來，中國的無恥文人，不論男女作者，總是喜歡寫寵幸與恩准文章！所以，此篇駁戴晴文章的題目，就訂為：「恩准」與「寵幸」。
只是我很奇怪：恩准與寵幸在海外是很刺眼，在國內卻是專制者與走狗的優良傳統。在黨報上，恩准與寵幸字眼根本不會刺眼！戴晴理應回到國內黨報上去乞求恩准與寵幸！否則，戴晴在海外冒充「民運人士」，能被恩准嗎？，
寫於2004.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