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熊先生原來是為中國民運奮鬥的學生領袖，現在成了基督徒，是不是會離您原來的理念遠了。
熊焱：其實不是，比如就基督徒的讚美上帝來說，從我到了西方之後的瞭解，是基督徒更應該從事社會的改造和改革運動，而非相反。我更應該出來改變中國的制度， 改變不民主、腐敗的現狀。基督徒的行為準則方式，實際上和我以前對中國的理想不矛盾，只不過我現在的某些語言和行為方式與以前有不同。
記者：您以前是中國公民，擔當美軍牧師您要入美國籍，入籍的前提就是要效忠美國政府。這和您對中國的期望和您對中國的感情和理念是不是很矛盾？
熊焱：我過去是北大學生，為了反腐敗，在中國建立民主和法制社會，走在了社會前列。在6.4見證了屠殺，在秦城監獄坐過牢。到美國，92年以後就和美國發生千絲萬縷的聯繫。我開始掙紮了很久，不想入籍。心裏想得是改變中國，但我知道要很長時間。到了美國後我加入美國軍隊，去鍛練，學習，希望將來這段軍旅歷程可能為我的理想有用武之地。但是戰爭爆發了，這種機會人的一生裡不多，我想試一試參加是什麼滋味，只好加入了美國籍。我的確宣誓效忠美國政府，但人是多面的，我是美國公民，但我也是是中國人，在美國的很多華人也關心中國大陸，這不矛盾，將來我希望有機會回國來服務中國大陸。
記者：您在美國社會的傳道中有沒有文化和語言的障礙？
熊焱：我在美國有7，8年的讀書生活，在中國的時候也瞭解中國和美國文化的差異。兩種文化的確有很多差異，但我現在的工作，生活中，這兩者不會引起衝突。我沒有感到文化的對立，現在慢慢地融入了他們的生活。
記者：那在美軍中您如何工作？
熊焱：我是一個營的軍牧，美軍一個營有一個牧師，服務５６０個人，作為一個部隊單位。牧師要講道，唱讚美詩，給士兵洗禮，職責基本上就像地方的牧師。我每天還要抽出兩小時，給戰士們作心理輔導，還有一定時間去探望他們，握手，聊天，出發之前要給士兵送行，替他們禱告。同時還有軍官的職責，要參加戰場的軍事行動會議。同時也是參謀軍官，其間也要服務伊拉克的平民。
記者：您喜歡您的工作嗎？
熊焱：一次我們要深更半夜執行任務，任務很危險，知道有埋伏。當時的場合十分嚴肅，指揮官講完以後氣氛很緊張。講完以後我為士兵禱告，講我們是相信上帝的人 ，神的智慧大過我們，我們一定平安的回來。士兵們說，聽指揮官講話緊張，牧師講過就安寧了。我在給士兵們作心理輔導時，士兵們進來時滿臉怒氣，有各種問題 ，經過輔導以後，他們自己就找到癥結。我真的心裏頭感到了成就感，因為牧師講聖經中的真理來鼓舞他們，一切是歸結於上帝的力量，但我的確有服務的很大樂趣。
記者：美國人很多去教堂，很多稱自己是基督徒，但是拋開形式不談，您覺得信仰在美國人的生活中真正的比重是多大。
熊焱：美國的民意調查是95％的人是基督徒和天主教徒，當然這是名義上的。實際上有40-50％的人很嚴肅認真。人的生活平時和平舒適的時候，信仰力量和他們的生活隔得很遠。但是到了人生得重大場合，就會發現信仰力量的突顯。在敵人的炸彈在身邊爆炸時，在那種情況之下，人會仰望更高的力量。你問戰友。戰友都是這樣講。一次幾發炸彈炸在我和戰友前面５０米，我們趴到在地，同時禱告，最後沒問題。真實的講起來的話，美國人卡耐基就說過，沒有戰壕裡的人不禱告，因為要仰望更高的力量。比如你在半夜兩點出動，槍是真的，敵人也是真的，路口也不知道有沒有地雷，在基督教文化的背景下，仰望更高的力量是自然的。
記者：美國在武器裝備上佔有絕對優勢，有空中優勢，裝甲保護。現在士兵身穿凱夫拉防彈背心和合成頭盔，技術上有這麼大優勢，為什麼信仰還在美軍中有這麼大的力量？
熊焱：當然美國有技術優勢下，防彈衣，頭盔子彈打過來是沒有問題。但現在是戰爭年代，和過去不一樣。傳統的戰爭有前方，後方，現在是四面八方都有。美國是很強盛，完全控制了制空權，伊拉克等於沒有空軍，我們運動的時候不會想到空軍的攻擊，這是好事。雖然現在伊拉克只是偷襲，可也是死人很多，1000多人死掉了。最關鍵的戰爭是氣氛，誰也不知道下５分鐘如何。戰爭是很殘酷的，死亡是一方面，主要還有環境，伊拉克是最熱的地方，戰士們遠離家鄉，環境和美國無法比。每天過的是緊張的生活，不過他們還是很開朗，該開玩笑還是開玩笑。
(待續)
大紀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