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將士們，朋友們：
我們以上的全部敘述都只是一種邏列，它只是指出共產黨
（1）、在來源上不具有中國民族的本土性；
（2）、在在野的條件下及（3）、在執掌政權的條件下都沒做過好事，其歷史記錄全是罪惡。這樣一些舉例充其量只是共產黨行為非法的證據而非共產黨非法的證明。我們所列舉的這些事實，只是因為我們（一般意義的人）能被世界事物所剌激，引發經驗，這些都只是經驗事實。
但說共產黨決不會變好。這卻是一個判斷，列舉多少它的有罪事件都不足以保證判斷的普遍有效：因為經驗是外在事實，而判斷是就它做為一個道理的本身，做出是真是假的求證。只有道理才有真有假，經驗無所為真假。只有對道理自身是相容還是相悖的不疑證明才算是真理。真理才必然合法。
所以我們列舉的這些事實只能支持起共產黨的以往史而不能肯定它的未來史---只能使人看清它從創立到今天沒幹好事，但不能肯定它今後還不幹好事。
在這一意義上提出打倒它，只是懲罰意義而非證明意義的，那是說：因其前有罪行，行為在得到相應的回報時，拿來回報罪惡的當然應是制裁。這樣一種關係是應然的，不是必然的。
判定共產黨以後也不會變善，這是一個證明。證明命題必須符合下述規則：
只要提供了前件，只憑對前件的分析，就得保證得出結論。那結論雖是被運算所推出，但它在被運算之前早已在前件裡，結論是前件本原含有的，是前件的構成成份。只是不能被直觀，證明就是用分析法把它呈顯出來，使之被直觀。
所以證明所解決的是：那是什麼東西----因為它是某某種東西，才必有某某種表現，這種關係是必然的。不變的。
證明類的例子包恬最簡單的算術，數學，物理、天文……如果提供的前件是「1+1」，無論是最「反動」的地主婆，還是最「革命」的江賊民，都只能得到「2」。前件含些什麼與證明者的身份、立場無關。
證明就是關於前件和結論之間的關係的研究，只能是包含與被包含的關係。違犯了這一點，那就不是證明。
我們毫不妥脅地提出必須打倒共產黨，不是因為仇恨它（雖然我是非常仇恨它的），不是因為它的全部歷史都是罪惡，而是因為它是一個具體的理性，是個道理，我們是說它在做為一個道理上就是非法的，在道理上非法的東西只能唾棄而不能修補。我們通過嚴格而可靠的證明，發現它內部的要素之間含著不可克服的矛盾，這不是人從外部加給它的，它是天然如此，這是我們的力量所無法摘除的，只有唾棄這一個選擇。
解放軍將士們，朋友們：我請求你們與我們一道來理解：
共產黨在說「堅持共產黨的領導」這個憲法原則的同時，就已經把證明的前件提了出來，把證明的必須性交給了每一個中國人。這個前件就是----
「共產」；或「共產黨」。
共產主義合法非法，共產黨合法非法，並不看共產黨都幹了些什麼，怎麼去幹的，而就研究「共產」這個概念，這個概念都說了些什麼，它所說的這些相互矛盾不矛盾，就是它的非法與合法。所以說共產黨的非法性就在「共產黨」過三個字裡。在這個名詞的形容成分----「共產」裡。
這不是出於我反共的堅定性而別出心裁地要求，這是因為人是「理性存在物」這個根本的事實，這個事實告訴我們：只要是人不論什麼人，只要他在活動，就是由意志來支配，凡陷實踐於持久危機的指導原理，都是因指導實踐的那原則自身所包的含矛盾必然導致。如果是人犯的錯誤，是可以通過認識來改正的，即使是惡劣的領袖也可以通過更換而獲得調整。共產黨從創立到今天換了幾十茬領袖了，且各個領袖並立的狀況也出現過，為什麼這些條件都沒有扭轉共產黨的殘酷性，攻擊性？這一事實告訴我們：只有一種不變的因素在發生作用，才能在其他因素髮生變化的條件下繼續保持原有的質量（即黨的性質），八十多年來，在在野與執政的不同條件下，在毛澤東換成鄧小平、鄧小平換成江澤民的條件下，保證了共產黨的攻擊性不變的力量是什麼呢？
我能肯定地告訴你，它就是----「共產黨」這三個字！
當然其中的「黨」字不起作用----因所有的政黨都是這同一個黨字，人家為什麼不殘苦、不改擊呢？能區別開不同政黨黨性的不是黨字，是黨字前的限製成份----「共產」這個形客詞。
這一立論能說得通嗎？----在挑戰這一立論的是：共產黨各時期的方針、政策是由人制定的，那些罪惡也是由人用行為幹出來的，可是我們一上手就列出了根據----人是理性存在物：人有意志，只有有了意識，即成為理性的，才能產生意志，所以人是照著理才行為的。而「共產」就是一個理性！共產黨能擁有6000萬眾，它通過什麼？無論是宣傳、欺騙、利誘……總至，它必須讓人知道它，懂了它才成，只要讓人知，讓人懂的，就統統是理性的運用，理性活動。
毛澤東也好，鄧小平、江澤民也好，他們是服從著「共產」這個原則來思考，來為共產黨構建方針、政策的。他們所構建的方針、政策得以滿足「共產」、促進「共產」為先決，這樣他們才能成為共產黨所需要，所能容納的領袖。有兩位做了好事的領袖：胡躍邦、趙紫陽，可他們的方針、政策，行為所滿足的不是「共產」，而是自然界裡的生靈，雖然他們自已還未自覺到，但其所做所為已經是叛逆共產黨的黨性而投入人性的懷抱了，如果他們有機會繼續地執掌下去，要嘛他們滅共產----我們的思想先驅者戈爾巴喬夫老人，要麼，共產滅他們！事實正是這樣，共產滅了胡公和趙公。
反正決不會是共產與他們的並存。
「共產」，以及「共產主義」為最高目標的集團，這都直接就是些道理，是道理就可以充做理性證明的前件，因為它自身既包含著構成它的必須要素，又包含著要素之間的聯繫，還包含著它是人類理性背景內的，以及它們之間的因果關係。其中，那怕極少的環節存在著矛盾，那也必導致實踐的危機。我們就可以把它拆卸開來，一一加以識別，就能直觀這些要素之間是相容還是矛盾，它與人類的總理性是相容還是矛盾。我這些闡述的真理性根據是----人類是先有判斷後有概念，而任何一個概念，那怕最簡單的，也是由判斷得來的。只有我們的祖先把某一特定的對象加給某一代碼，這代碼才成為概念。
所以人類理性，形成人類理性的環境，理性的形成過程，還有理性所藉助的代碼形式----概念，對每一個成員都是絕對一致的，不問你是黑幾類，也不管你是不是根紅苗正。不管你造了幾個代表，還是敵對分子。任何一個概念所含的意思對任何人都是同一些，那樣一種構成法，不因江賊民還魏京生而有所不同。
任何人只要有起碼的誠意，對有效性的證明都不會排斥----因為證明讓人清楚的直觀到了各要素之間的關係。
我們前五題的敘述即是萬分真實，為什麼不足以有普遍效力呢？因為那只是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實踐，實踐史是由人用行為完成的，同一個人，既可以去幹傷天害理的事，也可以做有助他人，增進周圍福祉的事。我們看到的最壞最惡的毛澤東，罵彭德懷是反革命，可六三年他派彭德懷去西南，卻又對彭說「也許歷史會證明你是對的」，這證明他仍是黨性與人性並存的兩面人，只是人性處在很弱的地位，佔很次要的比例罷了。
陳公博在性格上不是不善良，也不是沒有學養，不是不正派，不是不恨日本鬼子，他不是恨透了汪精衛才跑越南的一座竹樓上生悶氣嗎？這些都不足以保證他不在陳璧君的放聲一哭裡喪失理智，跟上陳壁君北上南京，赴罪湯蹈孽火。
再有：打家劫舍的土匪是壞的，惡的，可抓了張大千的那夥土匪中就有一個人良心發現，偷偷放了他，要不這世界上到哪去找這位大宗師去？可是這位放了張大千的前土匪某年某日從大隆潛逃，碾轉到臺灣，手拎一幅張氏早年坑人騙人的原作敲了大宗師一筆錢；這事又讓我們知道：原來我們崇拜得五體投地的張大師也荒唐過，行騙過----這些例子可證：無論一個凡人，一個領袖，還是思想宗師，或是一個政黨，從其所做所為裡都不必然能推他出未來依然還如此。
我們以上的列舉全是關於「怎麼樣去做人」的，而「如何去做、做什麼」全是選擇，選擇是既可如此也可如彼。所以說「怎麼樣去做、做什麼」不具有必然性。真理並不在「怎麼樣做和做什麼」裡----
無論真理歪理都是理，所以真理只能存在在道理裡，不在道理外。前五節的所舉是事實，事實可能含道理，但並不直接就是道理。事實是人的行為所造成，人的行為服從意志，意志雖然是遵理而成，但並不必然是真理，它也常常服從只對需要的滿足。----以上所舉全部都只是經驗事實，並不直接地就是道理。
而「共產」直接就是個道理，「黨」也是按照一定道理才形成的集團，所以「共產黨」這個名詞就給出一組道理。這道理的是真是假就在這個詞內，不在其外。
對共產黨有擁護有反對，但「共產黨」這三個字無論對擁護者還是反時者都是一個寫法，同一個涵義。「共產」，「黨」做為道理並不是共產黨一家的專利，共產黨並沒有獨攬「共產黨」解釋權的合法性資格。「共產黨」做為一個具體道理是全人類理性內的，它成立不成立，是看它的涵義矛盾不矛盾，並不問憲法上規定不規定。
分析所得的結果對誰都是而分毫不差的。因分析受被分析前件的限制，只能澄請「那東西是什麼」，如果肯定了那東西是瓜，就別指望它結豆；如果澄明瞭它是鴆，那就別指望它沒有毒。
這段交待算是本節的概述或前引，闡明瞭求證與選擇的區別；只有求證才事關真理，只有按正確的求證所做的選擇才在實踐上具存有效性。
其實本節的設立是回答我們曾在以前提出過的----什麼是共產黨？
因為我們的責任就是如何為中華民族找到擺脫危機的道路，我們就必須確定造成災難的原因。並不只是我們在找，那阿濤、阿寶也在找，而且他們為民族擺脫危機的願望不會比我們弱，心也末必不誠，可他們肩上的負擔不僅將使他們的努力化為灰燼，還很可能引發更強烈的後果。就因他們不懂得什麼是共產黨，當然更談不上對政黨所必需的背景條件的把握，如果確證共產黨與政黨得以成立的背景處在尖銳的對抗中，那麼走出危機的唯一可能就是消滅共產黨，這至少在目前他們還不能與我們共識。因為他們參加了共產黨，並在其中活動，在他們的閱歷之路上，不可能碰上這個問題的挑戰，他們的救國之策裡就還含著對共產黨的拯救。共產黨亂殺亂砍了幾千萬人的生命，卻沒有人弄清什麼是共產黨；我們民族是從上世紀初才開始試著對知行混一型文化做清理的，它並沒成熟到對這個問題的揭示階段，只有在經歷了共產黨八十多年的活動，五十餘年的共產主義實踐，一再地碰壁，一再地陷於災難，現實歷史才必然地逼著我們觸到這個問題：不回答「什麼是共產黨」，我們就走不出這個困境----君不見：
鄧小平對毛澤東的共產黨做了清算，在最初幾年的好轉背後就包藏了整個民族文明的衰退，全社會的倫理淪喪，整個政權的腐敗推動著民族的墮落。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共產黨的最基本性質是攻擊，這個「特色」盤據在共產黨人心靈最深處，他們卻覺察不出，他們只能覺察自己的需要，因而所有共產黨人的所做所為都是為自我滿足。它就圍著「對我具有滿足性」來使用力量和智慧，並不識別自己是在對別人發動攻擊，因為「攻擊」做為方法論被目的、利益、事件所掩蓋，誰心裏都沒上升到明朗位置。可在共產主義之前呢？國人行為已有一個牢固底線，大字不識的老嫗在教孩子時都會說：「你自己不想的事別推給別人」，這句樸素的世俗之見其實就是：「每個人都是一樣平等的人」，這就是行為所根據的標準，人際聯繫的底限，人類價值觀的底限。共產黨黨性倡導的攻擊性就把這個底線摧毀了，因為它雖為底線卻深藏不露，世俗的生活觸不到那麼深，而只能觸到需要，目標，行為，人在用攻擊追求滿足的同時，攻擊也就成了底線，這一點並不需要知覺到，潛移默化地就完成了。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這話的深刻寓意就在這裡，它看到人的目的、追求，活動是可清晰經驗的，但人發動目的、追求、活動所據的那個根據卻是無法把握的，人的每一需要都立馬推動出一個努力，可能及時獲得滿足。一個充滿興旺發達的民族所仰仗的活力卻不像滿足需要那樣輕而易舉能造成的，它不是直接的，培育出這種健康的根據需要許多有志之士的特久不懈的努力，得百年時間。
胡錦濤、溫家寶兩個正派（現象上看，不一定可靠）人代替了邪種混刀肉，做了許多努力，但他們這種努力不僅沒扭轉禿勢，相反引發共產黨內另一翼的反彈，造成更強烈的反攻。請看：
共產黨自己的中央紀委對共產黨的貪官污吏都失去了效力，相反紀委開始怕貪官，吳官正無力推動廉正，甚至他說句公布審計報告的話，都立刻遭到來自各地的威脅，政治局內的發難。
事情明擺在那裡，任其腐朽下去，共產黨不是非垮不可，而可能被走頭無路的人砸死，若認真追究，絕時多數的共黨官員都得進大牢，追究可能逼反了他們，所以進不能，退亦不能。政治局裡的上海幫們阻撓公告審計，是出於自保，他們那些威脅胡溫的話確也是實情。反了十五年的腐敗，到今天違規金額已達到二萬伍千二百多億，這個數目宣告：接近內戰所需要標的了。
再是暴力執法也到了天限無度的水平：暴力徵稅，暴力禁止上訪，暴力征地，暴力折遷，暴力鎮壓反對派、暴力扑滅宗教，暴力殘殺法輪動……實際上已超過了暴動警戒線。
共產黨已經把抓人當成政權安全須臾不能相離的拐棍：為開個鳥四中全，抓了好幾萬人了，這哪還是社會，這明明是虎穴狼窩。北京上訪的同胞們都用衣服來表達訴求了，警察不再是狼而個個都是吊睛白額大蟲：槍擊、殺人、買凶、報負……已經是共產黨最正常的解決問題的手段，街上死了人都不出警；……這一切都揭示什麼？----
揭示共產黨黨性對人性的抗拒----
我請將士們明白：共產黨的黨性與人性是不能同時並存的。所以說在人性取得勝利之前，必然要遭到黨性的瘋狂的最頑強最殘酷的反撲。
這就是我們為什麼必須回答：「共產黨到底是什麼」所繞不過的根據。只有回答了這個問題：才能明察世界是什麼，世界存在的真諦是什麼；才能確信在人的世界裡除了人就沒有更高原則，才知道在任何民族，任何時代都只能人是本，而非黨本；才知道社會選擇的唯一標準----人的尊嚴。
擺脫困境的方法、道路也自然地就在腳下----
唾棄共產黨！
為了閱讀和更方便理解，我們為本節各證明要點和進序列一個目錄：
首先要奠定世界的最高原則，人與黨的關係：
A、關於世界
B、世界事實與精神事實
C、什麼是共產黨？
D、『』共產黨」是個名詞，它的限製成分「共產」與人的存在是不可克服的矛盾
E、相矛盾的理式也是理性背景所必須的，但不是實踐原則所必須的
G，出路只有一條：打倒共產黨！
將士們，朋友們：世界上沒有黨，只有人，為什麼要做黨的訓服工具而不做增進人類福祉的工具呢？站到人民，民族的立場上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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