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新世紀的中國共產皇朝，仍舊秉乘著這種獨裁專制理念，一個垂死的獨夫民賊仍然以核心自居，不顧千夫指、萬眾怒，把一個一個愛國、愛民的壯士趕盡殺絕。楊建利事件就是典型的事件。我有一個朋友，在楊博士被拘時，也仿照譚嗣同的絕句寫了一首哀歌：「有心報國，無力歸門，拘得其所，快哉快哉！」以抒心中怒火而頌建利之壯行。
其實，楊建利與譚嗣同是有一比的。兩人都系高級知識份子，民族精英，他們青春煥發而激揚文字、指點江山，義無反顧地反對共同的敵人───封建與獨裁，其思想也極力推崇社會的變革，其理想亦為解放人民、拯救民族，富國強民為旗幟，當然，其兩人面對的敵人也具有趨同性，正因為在相同殘暴的專政下，使他們倆人的犧牲與壯舉產生同樣的震撼！讀歷史，觀今世，無論從思想、意識和精神，還是其品德、勇氣與豪情，楊建利絕不比驚天動地的英雄譚嗣同遜色，甚至更輝煌、更燦爛、更耀目。
19世紀七八十年代，中華民族正受到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雙重壓迫，先進的知識份子目睹滿清皇朝獨裁統治的極端腐敗，痛感民族危機不斷加深，人民掙紮在水深火熱之中，譚嗣同、劉光第、楊銳等愛國知識份子憂心如焚，以「能變則存，不變則亡」之思想主張政體變革。譚嗣同在《仁學》中啟迪民智：「天下為君主囊橐中私產，不始今日，固數千年以來矣。」明確地指出封建皇朝的君主是搜刮民脂民膏的禍首罪魁，並號召草根百姓「誓殺盡天下君主，使流血滿地球，以泄萬民之恨。」當然，譚嗣同痛感獨裁之強大，暴政之狠惡，他冒死吶喊「唯變法可以救之，而卒堅持不變！豈不以方將愚民，變法則民智，方將貧民，變法則民富，方將弱民，變法則民強，方將民死，變法則民生，方將私智其富其強其生於一已，而以愚貧弱死歸諸民，變法即與已爭智爭富爭強爭生，故堅持不變也！」
譚嗣同無愧於我們湘人之楷模，他將封建君主視為獨夫民賊，萬惡之源，提出「彼君之不善，人人得而戮之」，這在實行暴政專制的大清皇朝，則是必冒「五馬分屍」的危險，但是，譚嗣同還是憤然躍出，高舉變法大旗，為中華民族的強大，為大眾的幸福不惜一切，扑湯蹈火進行抗爭。
中共政權，已名副其實復辟了封建皇朝體制，首先其制度上，它也明白無誤地向世宣稱「第一代核心」、「第二代核心」、「第三代核心」，與秦一世、秦二世、秦三世沒有任何出別，其次在組織上，它也執行：「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中央服從總書記」，家天下更使獨裁成為民賊。第三，在其行政上，實行徹頭徹尾的「順吾者昌，逆吾者亡」政策，把一切所謂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打進九層地獄。
亂世出豪傑，在這個暗無天日的社會，就會湧現譚嗣同這樣的精英與壯士，楊建利於是投筆赴義，並作出了常人無法理解的驚天之舉，其言其行則比譚嗣同更富壯烈與激昂。
1993 年，楊建利一針見血地指出：「民主制度比專制制度更符合人類的公益原則，更加肯定人類的生命價值，這一點毋需多論。因此，以結束中國的專制制度，建立民主制度為目的的民主力量顯然比專制力量佔有更多的道義資源。現在中國的專制力量手中掌握著中國的大多數資源（非道義資源的資源），更多地利用人的惡，而不是人的善，去調動和使用這些資源，以圖延長專制制度的壽命，以及保住由此而來的利益。「六四」屠殺和瘋狂地用權變錢就是最典型的實例。相反地，中國的民主力量更多地是利用道義的精神去感召人們的良知，逐步建立在中國實現民主自由和保障人權的基礎。」
正是與譚嗣同相同的理念，結束專制度，倡興民主制度，成為楊建利竭力竭誠奮鬥的事業，他放棄優越的生活，為民主、自由而吶喊抗爭，1997年11月，中共第三代掌門的江核心駕臨哈佛，這個一貫喜歡作秀的中共總書記正在滔滔不絕地唱呤著「豐功偉績，可在演講會堂外面，已在哈佛攻讀第二個博士學位的楊建利憤怒的遊行示威者隊伍中領頭高呼「打倒共產黨」！這是何等的氣概與膽略。
戊戌變法失敗了，有的人逃向海外，成為洋鬼子們的走狗，有的屈膝求饒，成為保皇黨的干將，但是，譚嗣同寧死不屈，他心知革命的根在中國，革命的力量在大眾，他以「我以我血薦軒轅」而慷慨就義，使六君子的英名永載史冊。當然，他們流下的鮮血與精神，喚起了民眾的覺醒，於是，中華大地以救亡圖存的起義，掀起了洶湧澎湃的摧毀封建皇朝的革命。短短十幾年時間裏，義和團運動，黃花崗起義、辛亥革命風起雲湧，使中國產生了翻天覆變革，摧毀了五千年的封建專制統治，實現了譚嗣同夢想宿願。
在海外民主運動進入低潮，大陸民主運動方興未艾，楊建利清醒的認識到，革命的力量在本土，民主的核心在大陸，與其在洋人的懷抱裡叫嚷鼓噪，不如回國主導助威。因此，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完完全全實踐自已的諾言：「破掉中共當局這一分隔之計的最好辦法就是乾脆大張旗鼓地公開與國內的同道聯絡，聯絡越公開（沒有陰謀顛覆）、聯絡的次數越多、範圍越廣（法不責眾）、規模越大（形成力量）、內容越具體（為民請願而非破壞國家安全），中共就越難再用「與海外敵對勢力串通」等罪名治罪。若想收到更好的效果，海外民運人士就要以闖關、偷渡等行動進行配合。」
楊建利被捕了，成為中共大獄下的囚徒，但是，他的義舉卻給中共政權帶來沈重的打擊，使中共政府產生強烈的恐懼。2002年7月24日，中共發出《嚴厲打擊境外敵對勢力》的通知，這不得不使人產生這種聯想：大明皇朝在兵臨城下時，也曾發布了《肅內賊懲異匪》之告示，迫使大明將領忠貞不渝地投向皇太極。在「內賊異匪」的怒吼中，於是崇禎皇帝魂斷景山。
事實如此，楊建利與譚嗣同是二根絞命索，一根已經絞殺了大清皇朝，一根必定絞滅了共產皇朝。
（作者原名陳少文，因網路協作於2002年8月6日被捕，此文是作者被捕前投寄議報的，目前在中國監獄服刑）
(《議報》)(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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