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七九年，日本吞併琉球群島，處於內憂外患中的滿清政權無暇顧及這一遠在海外的屬國。當時，美國前總統格蘭特來亞洲訪問，中方托他居中調停。格蘭特到達日本之後，兩次給李鴻章寫信，信中說：「我很盼望中國能夠自強，但是日本有很多奸人願中國日漸衰弱，他們好趁機圖得便宜。」
隨從格蘭特訪問的楊約翰，後來成為美國駐華公使，他在信函中說得更加直率：「在日本人心中，每視中國弱，自家強，所為無不遂者。彼既看不起中國，則無事不可做，日本既如此，則他國難保無輕視欺凌之事。」更值得中國反省的，是楊約翰下面的幾句話：「中國如果願意真心與日本和好，不在條約而在自強，因為條約可不照辦，自強則不敢生心矣。中國大害在弱之一字，國家譬之人身，人身一弱則百病來侵，一強則外邪不入。」
在抗戰的硝煙中，越來越多中國的愛國誌士們體認到了這幾句肺腑之言。
氣勢磅礡的抗戰圖景，是由每一個中國國民的抗戰匯聚而成的。在五四時代呼喚個體獨立、精神自由的作家郁達夫，就是抗日洪流中一滴晶亮的水珠。
抗戰爆發之後，郁達夫像一枚蒲公英一樣飄向南洋，那裡是抗戰的另一個戰場。最初，郁達夫在新加坡主持多家報刊的編務，以筆為刀槍，痛斥日軍的暴行，歌頌同胞的英勇。一九四一年，郁達夫在一篇紀念「九．一八」十週年的文章中寫道：「不抗戰，我們決不會使這偉大的實力，能發揚光大得如此之速。不抗戰，我們的團結堅忍之美德，也無從使世人看到得這樣的顯著。」郁達夫火一樣熱情的文章，鼓舞了無數的海外華人，增添著他們抗戰必勝的信心和勇氣。
太平洋戰爭爆發，新加坡落入日軍之手，郁達夫被迫開始了新一輪的流亡。
郁達夫生命的最後一站，是處於日寇統治下的蘇門答臘。
這四年，是他一生中最艱苦困窘的一段歲月，也是他一生中最光彩照人的一段歲月。以他這樣一個名滿天下的大作家的身份，卻必須化名為「趙廉」，偽裝成為一個庸俗的商人；面對著多年來痛恨得咬牙切齒的日本侵略軍，他卻還要強顏歡笑。已經身為酒廠老闆，又是長期嗜酒如命、不可一日無酒的郁達夫，為了隨時保持頭腦的清醒，竟毅然戒酒。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九日，郁達夫神秘失蹤。這位魯迅最好的朋友，像魯迅那樣實踐了「我以我血薦軒轅」的誓言。
日本學者鈴木正夫多年來致力於破解鬱達夫死亡之謎。作為一個日本國民，他帶著否定郁達夫被日本憲兵隊殺死的想法去做調查。但調查結果與他的設想相反：原來，那個下命令殺害郁達夫的憲兵隊長尚在人間，只是畏罪隱居鄉間。
經過多次訪談，耐心說服，並且答應不告發不追究其罪行，這個殺人魔王終於交待出殺害郁達夫的真相。當時，日本軍部知道了「趙廉」就是郁達夫之後，勸說他去東京或上海，都被嚴詞拒絕。正在等待如何進一步處置郁達夫時，日本宣告投降。日軍知道郁達夫掌握了他們大量的侵略罪行，當地憲兵在奉命在撤退之前對郁達夫下手。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九日晚上，日軍派出四名憲兵，找一個印尼人誘騙郁達夫出門。開車到荒野之後，將郁達夫活活掐死。
已經八十多歲的老憲兵依然悠哉游哉地活著，他運用種種手段逃脫了戰後的審判。作為一個「劍道五段」高手，他用那雙有力的大手掐死了單薄文弱的郁達夫。迄今為止，這個看上去比實際年齡小得多的老頭依然沒有絲毫的愧疚之情。
鈴木正夫感慨說：「他們原本也是一介平民，要是沒有戰爭的話，他們將過著自己平穩的日子，但是在戰爭中，加上所接受的教育也起了作用，他們作為國家權力的尖兵，倒變成了魔鬼和沒心沒肺冷酷無情的畜生。」
得知郁達夫遇害的消息之後，他的日本友人金子光晴這樣寫道：「我因憤懣而無法成寐，郁達夫是一個正直的男子，殺害他是毫無理由的。郁達夫在被殺害的那一瞬間，直視呲牙裂嘴的日本兵專橫凶暴的悲慘表情，就迫近在我的眼前，我的血都變涼了。」
郁達夫是從留學日本的時候開始他的文學道路的，日本現代文學給他很大影響，他一直希望中國和日本兩個鄰邦能夠像兄弟一樣友愛互助。然而，就是這樣一位文化巨匠，卻慘死在日本憲兵手上，連遺骸也不知下落。冰心說過：「這場戰爭對中國文學的最大打擊，便是我們失去了他。」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在偉大的抗日戰爭中，郁達夫不僅獻出了自己的生命，還獻出了他的全家。郁達夫的母親在富陽失守的時候，不肯逃亡，在故鄉餓死了；郁達夫的哥哥抗日誌士郁華，在上海被日偽特務暗殺。他們一家在抗日戰爭中的遭遇，正是千千萬萬普通中國人的家庭在抗日戰爭中遭遇的縮影。
一九三七年深秋，德國柏林的郊外，兩間幽靜的平房。一位中國人正在伏案寫作，題目是《日本人──一個外國人的研究》。
這個溫文爾雅又英氣逼人的中國人，就是現代中國優秀的軍事理論家和軍事教育家蔣百裡。當他寫下這段話的時候，中日兩國的軍隊正在淞滬與華北交戰。中國軍民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損失，抗日熱情卻空前高漲。
雖然遠在天涯，同胞的苦難和國家的命運依然牽動著蔣百裡的心。他不是現役軍人，但沒有一個中國將軍比他更加瞭解現代戰爭的奧秘。蔣百裡的軍事知識，先得之於日本，後得之於德國。當年，在留日的士官生中，蔣百裡與蔡鍔一樣學業優異，曾獲得日本天皇賜刀的「榮譽」，讓那些心胸狹窄的日本同學嫉恨不已。
北洋政府時代，蔣百裡出任保定軍官學校校長。後來在抗戰戰場上縱橫馳騁的中國將軍們，有很多都曾經是他的學生。
其實，早在二十年代初，蔣百裡在內戰的狼煙中就已經感受到了日本蠶食中國的野心。他深刻地瞭解日本，甚至還娶了一位日本妻子；他更深刻地瞭解祖國，這是一片既讓他摯愛又讓他傷感的土地。
蔣百裡敏銳地指出：戰鬥與生活是一致的。大半個身子還留在農業社會的中國，只能用防守來抵消敵人的進攻。他寫道：「我們對於敵人制勝的唯一辦法就是事事與之相反。就是他利於速戰，我卻用持久之方針來使他疲敝，他的武力中心放在第一線，我們卻放在第二線，而且在腹地深深地藏著；使他一時有力沒用處。」他甚至預測到中日的戰線會在湖南一帶長期膠著不下。
就在蔣百裡寫下那篇研究日本的文字之後不久，他應國民政府最高領導人蔣介石的邀請，回到祖國出任陸軍大學校長。一九三九年，在中日戰爭最為險惡的日子裡，蔣百裡病逝在任上。雖然他沒有看到祖國輝煌的勝利，但他卻像先知一樣預見到了此後的一切。
一條吐著毒芯子的蟒蛇向一頭衰老的大象發起猛烈的攻擊，一條肥胖的蠶開始狼吞虎嚥一片翠綠的桑葉。這是近代以來屢受列強凌辱的中國面臨的最嚴峻挑戰。這場戰鬥決定著中國的生死存亡，決定著一個古老文明的生存與毀滅。以前的戰鬥，中國還可以不斷地退縮和妥協，而這一次，中國已經被逼到萬丈懸崖邊上。
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七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在廬山發表演說，宣布中國將不會再退讓，向國內外昭示了抗日的決心。蔣介石在講話中鄭重表示：「我們知道全國應戰以後之局勢，就只有犧牲到底，無絲毫僥倖求免之理。如果戰端一開，那就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如果放棄尺寸土地與主權，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至此，戰鬥還是投降、抗爭還是妥協、沉默還是吶喊，對於大多數中國人來說。都不再是一個問題。
這場戰爭是中日兩國的全面戰爭，既有硝煙瀰漫的前線，也有含辛茹苦的後方；既有肩扛槍桿的士兵，也有手拿筆桿的文人。在每一個領域都是短兵相接。
在侵華戰爭中，日本軍國主義實施「文壇總動員」，絕大多數日本作家積極投身侵華戰爭。有人作為「從軍作家」開往中國前線，為侵華戰爭搖旗吶喊；有人直接應徵入伍，成為殘暴的日軍中的一員；更多的人加入各種各樣的軍國主義文化組織，炮製所謂的「戰爭文學」，為侵華戰爭推波助瀾。他們或煽動國民的戰爭狂熱，把侵略戰爭宣傳為「聖戰」；或把日軍暴行美化和詩化，大書「皇軍」的「可愛」和「勇敢」；或醜化中國人民，渲染中國軍民的「愚昧」和「懦弱」。他們是日本軍國主義的「筆部隊」。
大量炮製「戰爭文學」，是日本「筆部隊」的主要業績，也是日本文學家「協力」侵略戰爭的主要手段。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的作品根本不是文學，褻瀆了文學求真、求善、求美的實質；他們的作品只是某種赤裸裸的宣傳，是為帝國主義和專制主義張目的宣傳。
火野葦平是日本侵華文學的代表人物，他兼士兵與作家身份於一身，先後參加了徐州會戰、武漢會戰、安慶攻克戰、廣州攻克戰以及海南島作戰等。他創作了《麥與士兵》、《土與士兵》、《花與士兵》等三部長篇小說，站在軍國主義的立場上美化侵華日軍、醜化中國軍民。其作品發行上百萬冊。日本國內評價說：「具有公正而又純正的文學感覺的戰爭文學作品，在日本誕生了。」火野以「士兵三部曲」獲得了朝日新聞文化獎、福岡日日新聞獎，成為天皇最賞識的御用作家。
火野葦平、石川達三、林房雄、佐籐春夫、多田裕計、太宰治等為侵略戰爭搖旗吶喊的日本作家，是日本戰爭文學的主力軍，也是侵略戰爭的煽動者和鼓吹者，是所謂「思想戰」、「宣傳戰」的主體，是日本對中國等被侵略國家進行文化滲透的先鋒，他們起到了「槍部隊」所不能替代的作用。
與日本的文化侵略針鋒相對，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七日，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在武漢成立。後來，「文協」隨同國民政府遷移到了重慶。「文協」的四十五位理事，涵蓋了中國大部分的優秀作家，其中有老舍、巴金、郭沫若、茅盾、夏衍、胡風、田漢、朱鄖濉⒅旃餷薄⒂舸鋟虻熱恕＠仙嵩詡岢執醋骺拐轎難У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