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4-11-14 02:44:00作者：作者：劉曉波
還是在大連的監獄中，我初識余傑的名字和他的文字，妻子探監帶來了他的文集《火與冰》。也許，妻子想讓我從余傑的文字中讀出了對八十年代的記憶，那確實是一個充滿了思想激情和啟蒙熱忱的時代，余傑的文字中也確實洋溢著與八十年代一脈相承的啟蒙激情和批判精神。
在六四後壓抑的思想環境中，在人們只能藉助於對金錢的貪婪和對高消費的攀比來宣泄慾望之時，在大眾只能藉助於小品化的調笑來填補精神空虛之時，在官方用恐怖政治和利益收買堵住知識精英們的嘴巴之時，在知識界用「歷史缺席權」為自身的懦弱辯護、用「思想淡出而學術凸現」為藉口逃避社會責任之時，在言說和行為完全分裂的犬儒化生存策略盛行之時……余傑的第一本文集《火與冰》的出版，立刻在知識界和青年群體引起強烈反響。我這個過來人，對於八九後一代頗為隔膜，但余傑的文字多少破除了這種隔膜。我被他的尖銳如冰的犀利批判所震動，為他對歷史苦難的探根溯源所感動，也為他的青春自戀和對老師的溢美之詞而悲哀。於是，我出獄後對「黑馬叢書」的作者們的第一次發言，不是肯定而是批判，特別是對余傑和摩羅的批判很是尖刻。我承認，我是有意藏起了余傑的文字給我的安慰，想從反面刺激這批新崛起的知識人。
後來，見到了余傑本人，我們之間居然沒有論敵的仇視，甚至連第一次見面的尷尬也沒有，之後的交往和共事使我們變成了以誠相待的朋友。他拙於口語表達，為人平和寬容，即便他在文字中常常直呼批判物件的名字，給人以苛責他人的感覺，但那只是因為國人習慣於拐彎抹角的言說，習慣於文人惡鬥所養成的思維，反而不習慣甚至不容忍直白的實話實說，經常把思想論戰等同於人身攻擊。而余傑，他對具體的人並沒有先入為主的成見，他的所有批判性文字只是對事不對人，不會因文字上的論爭而禍及人身。
余傑恰逢其時地崛起於世紀末的中國景觀之中，這種世紀末景觀在更深的意義上絕非物理時間的尺度，而是民族精神的衰敗的廣度和深度。故而，余傑的出現既是一個異數，也是一種必然──平庸的生存需要激情之思的衝擊，萬馬齊喑的輿論環境需要銳利吶喊的刺痛，刻意製造出的繁華盛世需要批判勇氣的警醒，被淘空的記憶需要真實歷史來餵養，靈魂荒漠需要良知信仰的滋潤，普遍的人性冷酷更需要愛的溫暖。
余傑不同於大多數自由知識份子的特異之處還在於，他從自己的基本人權被剝奪的親歷中痛感到：在一個獨裁社會中，對於維護每個人基本的權利和尊嚴來說，即便是誠實的言說，僅僅坐而論是遠遠不夠的，還必須具有起而行的勇氣。當他因言論而被中國作協剝奪了工作權之後，他從為爭取自己的工作權開始，不斷地為無辜者受害者向獨裁製度發出挑戰。他為同齡人楊子立等人的無辜被捕而大聲疾呼，他為劉軍寧、秦暉和錢理群等自由知識份子的被整肅而鳴不平，他為官方禁止高行健的作品在大陸出版而發出公開信，更為弱勢群體的被歧視被迫害而吶喊……而且，在大多數知識份子有意迴避與被監控的政治敏感人物共事的環境中，他卻有意與這些邊緣人保持密切的關係，和他們一起簽名向政府呼籲改善人權。他還在境外媒體中發表了大量在國內無法公開發表的時事評論，他直呼其名地呼籲朱鎔基總理尊重民主，如同他在國內發表的文化批評中直呼眾多社會名流的名字一樣。
為了使批判具有建設性的精神維度，余傑轉向宗教尋找精神資源，在這本《拒絕謊言》的文集中，他多處引證《聖經》和宗教聖徒特雷莎修女、神學家朋霍費爾、聖雄甘地、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等人的言論和行為，引證把反抗極權主義與宗教的超越精神結合起來的哈威爾、索爾忍尼琴等人的言論。這說明，在當下中國的惟利是圖盛行的無靈魂狀態中，余傑不滿足於批判，還要尋找填補信仰空白和倫理荒漠的精神資源。這種傾向，不僅是余傑個人的選擇，更是一代自由知識份子的共同選擇。我在1999年出獄後，藉助網際網路又陸續結識了一批青年知識份子，像任不寐、摩羅、王怡、楊支柱等人，他們與八十年代的自由知識份子一樣，具有鮮明的自由主義立場、強烈的現實關懷和批判現存制度的勇氣；他們也具有不同於八十年代的自由分子的自身特質：一是充分利用網際網路提供的方便傳播自由主義常識；二是具有強烈的對超越精神的渴望。他們在批判傳統和現實、反抗言論管制的同時，不約而同地轉向基督教的精神資源，尋求終極關懷和超越價值。
我非常理解這批青年自由知識份子的選擇，因為中國文化一貫奉行實用主義的功利原則，最缺少超越性的精神維度。儒家的重義輕利，實際上與超越價值無關，它既是「以禮吃人」 的牧民之具，也是統治精英的意識形態口紅──把小人包裝成君子、把獨裁裝潢成仁政。特別是：當毛澤東時代的高調烏托邦破產之後，鄧小平就連意識形態口紅也不要了，而是高唱赤裸裸的實用主義「貓論」，當代中國的做人指南，除了利益，再無他顧。頭上沒有星空，周圍沒有法治，心中沒有道義，不是無知者無畏，而是無信者無畏。所以，那些知識淵博的文化人，才會以充當得寵的高級幕僚和御用文人為榮，才會在評獎遊戲中既當球員又當裁判且不斷破門贏球，才會肆無忌憚地把無道義當學術、把剽竊當成果、把假文憑當學歷、把犬儒當聰明……中國知識界的道德水準之下流，正在向最無恥的官場看齊。
正是在這樣的道德背景下，新一代自由知識份子轉向了對超越價值的尋求──既為自己的自由信念尋找超世俗的價值支撐，也為新制度的建立尋找文化的和倫理的依托。他們希望以宗教性的愛彌合仇恨造成的人性分裂，以寬恕改造唯我獨尊的霸道態度，以謙卑和敬畏矯正既無知狂妄又自卑自賤的傳統人格，以非暴力反抗來改造代代相承的暴力崇拜，以對社會責任的承擔來摒棄犬儒主義和冷漠麻木，以普世道義對抗愈演愈烈的狹隘而功利的民族主義。當灰暗的現實令人沮喪之時，個人面對神聖信仰的祈禱和自省，使其在內心深處保存著道義責任和樂觀希望。
但是，我也有某種憂慮：這種對基督教對神聖價值的追求，是否會變成真正的精神資源，而不淪為文化新貴的「精神白領」──如同自由主義言說淪為牟取名利的手段，也如同所有過眼雲煙的時尚。對超越價值的敬畏和勇於承擔的良知，必須踐行才有真正的道義力量。如果只是言說而不必踐行，那麼自由也好，信仰也罷，既不是道義，更遑論力量！
余傑曾以專文向朋霍費爾獻上他的敬畏之情。面對牢獄和絞架，這位聖徒始終平靜地微笑著，因為他的靈魂被神聖的價值和對上帝的祈禱所充滿：他悲觀，為了使幸福不至於變成甜蜜的毒藥；他樂觀，為了讓未來不至於落入惡棍之手。而在當下的中國，物質上的小康幸福正在變成精神毒藥，普遍的麻木正在縱容獨裁下的邪惡肆無忌憚地揮霍和透支未來。
凡獨裁者皆是最大的謊言製造者，反抗獨裁的有效方式就是從每個人的不說謊開始。在靠謊言支撐的中共獨裁秩序中，余傑之所以產生如此大的效應，絕非因為他的文字多麼高深多麼漂亮，而僅僅是因為他誠實──誠實地說出自己的所想，凸現了被官方的意識形態和知識界的學術包裝所歪曲所遮蔽的常識。中國的傳統文化和獨裁製度已經把人性扭曲得面目全非，以至於連做人的起碼底線都被踐踏，人性的基本自律變成險像環生的畏途。於是，誠實──做人的誠實和言說的誠實──對於中國知識人來說，變成了一種奢侈品。有人甚至製造出多種言說方式來為沉默和不誠實辯護。
當對共產烏托邦的狂熱盲信崩潰之後，在資本和獨裁權力狼狽為奸的時代，國人什麼也不信，卻相信謊言的力量──謊言可以給人帶來安全、財富、權力甚至榮譽。當靠謊言生存的策略被知識人身體力行之時，他們也許暫時逃過生活困扃甚至肉體毀滅的災難，而且還能活得像個體面的有產階級，但是整體的精神毀滅之災難便在每個人的參與下不可避免地降臨，知識人也就淪為沒有任何尊嚴和人性的精神乞丐和知識掮客──放棄所有做人的底線，像俘虜高舉雙手一樣地交出自己的靈魂。對這種普遍的精神災難，說謊者們的最通常的自我辯護是：「我無計可施，因為他們太強大。我也痛恨說謊卻不得不說謊，我甚至就是近於絕望地說謊。」多麼無奈而誠懇的表白，多麼令人同情的處境，難道這樣的說謊者不值得原諒嗎？
不！不值得原諒！
容忍謊言就等於自動強化暴政。在日常生活中，除了謊言，暴政再無其他資本為自身辯護。暴政要求人們的自我作踐，它甚至是體諒民意的，不要求人們真誠地相信它，而只要求人們違心地承認它和歌頌它，足矣！所以，暴政永遠不會主動放棄威逼利誘、放棄對人性的踐踏、放棄讓人們向自己的良心說謊。正是我們的馴順使暴政顯得強大且道貌岸然。暴政最害怕的甚至不是激進的以暴易暴──局部的暴力反抗會被鎮壓，而整體的暴力革命很可能催生出又一個新的暴政──而是每個人、首先是以言說為職業的知識人，拒絕說謊、不參與說謊，不靠謊言生存！是的，我們不需要高調，做不到絕食、自焚、公開發言，但在日常生活中堅守誠實做人的起碼底線，並不要求我們多麼勇敢多麼高尚，而在生活細節上拒絕謊言，恰好是對靠謊言維持的暴政的最致命顛覆。如果在六四大屠殺過後的大清查和效忠表態運動中，不必有90％，而只需50％甚至30％的人不參與說謊，不出賣良心，不寫交代和檢查，不做效忠表態，暴政就不可能支撐到今天，更不可能還顯得那麼成績卓著。
余傑成名於誠實的言說，而他的這本《拒絕謊言》卻只能在海外出版，從另一個角度印證了一黨獨裁是多麼害怕誠實的言說，中國的制度環境對言論自由的扼殺是多麼嚴厲，遍佈謊言的社會又多麼需要越來越多的知識份子能夠實話實說，我們當下的精神處境又是多麼怪誕：一方面是對誠信的渴望，另一方面又是普遍地踐踏誠信。即便如此，準備為誠實付代價的人仍然可以抱有樂觀的信心，仍然可以逐漸地拓展實話實說的領域。余傑在非政治領域的誠實使他成為文化名人這一事實，說明瞭沉默的大多數在內心深處是厭惡謊言而期待誠實的。在政治恐怖和利益誘惑之下，當人們出於既得利益而在外在言行上與謊言制度合作之時，這一制度的道義合法性在人們的內心深處已經腐爛。這種人性分裂和精神悖論，既標示出目前中國的倫理危機的可怕深度，也提供了對中國前途抱有樂觀信心的人性依據。
所有還珍惜人性尊嚴的良知尚存者，也許你無法具有類似余傑的知名度，也難以拿出持不同政見者和法輪功信徒的殉道勇氣，但是你起碼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拒絕說謊！如果你能夠在日常生活中堅守誠實做人的道德底線，那麼你在捍衛了人的起碼權利和履行了做人的基本責任的同時，也以不合作的行動為反抗暴政做出了貢獻。自然地，你也就捍衛了人的尊嚴和表現了人性的高貴。
2002年6月24日於北京家中
在六四後壓抑的思想環境中，在人們只能藉助於對金錢的貪婪和對高消費的攀比來宣泄慾望之時，在大眾只能藉助於小品化的調笑來填補精神空虛之時，在官方用恐怖政治和利益收買堵住知識精英們的嘴巴之時，在知識界用「歷史缺席權」為自身的懦弱辯護、用「思想淡出而學術凸現」為藉口逃避社會責任之時，在言說和行為完全分裂的犬儒化生存策略盛行之時……余傑的第一本文集《火與冰》的出版，立刻在知識界和青年群體引起強烈反響。我這個過來人，對於八九後一代頗為隔膜，但余傑的文字多少破除了這種隔膜。我被他的尖銳如冰的犀利批判所震動，為他對歷史苦難的探根溯源所感動，也為他的青春自戀和對老師的溢美之詞而悲哀。於是，我出獄後對「黑馬叢書」的作者們的第一次發言，不是肯定而是批判，特別是對余傑和摩羅的批判很是尖刻。我承認，我是有意藏起了余傑的文字給我的安慰，想從反面刺激這批新崛起的知識人。
後來，見到了余傑本人，我們之間居然沒有論敵的仇視，甚至連第一次見面的尷尬也沒有，之後的交往和共事使我們變成了以誠相待的朋友。他拙於口語表達，為人平和寬容，即便他在文字中常常直呼批判物件的名字，給人以苛責他人的感覺，但那只是因為國人習慣於拐彎抹角的言說，習慣於文人惡鬥所養成的思維，反而不習慣甚至不容忍直白的實話實說，經常把思想論戰等同於人身攻擊。而余傑，他對具體的人並沒有先入為主的成見，他的所有批判性文字只是對事不對人，不會因文字上的論爭而禍及人身。
余傑恰逢其時地崛起於世紀末的中國景觀之中，這種世紀末景觀在更深的意義上絕非物理時間的尺度，而是民族精神的衰敗的廣度和深度。故而，余傑的出現既是一個異數，也是一種必然──平庸的生存需要激情之思的衝擊，萬馬齊喑的輿論環境需要銳利吶喊的刺痛，刻意製造出的繁華盛世需要批判勇氣的警醒，被淘空的記憶需要真實歷史來餵養，靈魂荒漠需要良知信仰的滋潤，普遍的人性冷酷更需要愛的溫暖。
余傑不同於大多數自由知識份子的特異之處還在於，他從自己的基本人權被剝奪的親歷中痛感到：在一個獨裁社會中，對於維護每個人基本的權利和尊嚴來說，即便是誠實的言說，僅僅坐而論是遠遠不夠的，還必須具有起而行的勇氣。當他因言論而被中國作協剝奪了工作權之後，他從為爭取自己的工作權開始，不斷地為無辜者受害者向獨裁製度發出挑戰。他為同齡人楊子立等人的無辜被捕而大聲疾呼，他為劉軍寧、秦暉和錢理群等自由知識份子的被整肅而鳴不平，他為官方禁止高行健的作品在大陸出版而發出公開信，更為弱勢群體的被歧視被迫害而吶喊……而且，在大多數知識份子有意迴避與被監控的政治敏感人物共事的環境中，他卻有意與這些邊緣人保持密切的關係，和他們一起簽名向政府呼籲改善人權。他還在境外媒體中發表了大量在國內無法公開發表的時事評論，他直呼其名地呼籲朱鎔基總理尊重民主，如同他在國內發表的文化批評中直呼眾多社會名流的名字一樣。
為了使批判具有建設性的精神維度，余傑轉向宗教尋找精神資源，在這本《拒絕謊言》的文集中，他多處引證《聖經》和宗教聖徒特雷莎修女、神學家朋霍費爾、聖雄甘地、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等人的言論和行為，引證把反抗極權主義與宗教的超越精神結合起來的哈威爾、索爾忍尼琴等人的言論。這說明，在當下中國的惟利是圖盛行的無靈魂狀態中，余傑不滿足於批判，還要尋找填補信仰空白和倫理荒漠的精神資源。這種傾向，不僅是余傑個人的選擇，更是一代自由知識份子的共同選擇。我在1999年出獄後，藉助網際網路又陸續結識了一批青年知識份子，像任不寐、摩羅、王怡、楊支柱等人，他們與八十年代的自由知識份子一樣，具有鮮明的自由主義立場、強烈的現實關懷和批判現存制度的勇氣；他們也具有不同於八十年代的自由分子的自身特質：一是充分利用網際網路提供的方便傳播自由主義常識；二是具有強烈的對超越精神的渴望。他們在批判傳統和現實、反抗言論管制的同時，不約而同地轉向基督教的精神資源，尋求終極關懷和超越價值。
我非常理解這批青年自由知識份子的選擇，因為中國文化一貫奉行實用主義的功利原則，最缺少超越性的精神維度。儒家的重義輕利，實際上與超越價值無關，它既是「以禮吃人」 的牧民之具，也是統治精英的意識形態口紅──把小人包裝成君子、把獨裁裝潢成仁政。特別是：當毛澤東時代的高調烏托邦破產之後，鄧小平就連意識形態口紅也不要了，而是高唱赤裸裸的實用主義「貓論」，當代中國的做人指南，除了利益，再無他顧。頭上沒有星空，周圍沒有法治，心中沒有道義，不是無知者無畏，而是無信者無畏。所以，那些知識淵博的文化人，才會以充當得寵的高級幕僚和御用文人為榮，才會在評獎遊戲中既當球員又當裁判且不斷破門贏球，才會肆無忌憚地把無道義當學術、把剽竊當成果、把假文憑當學歷、把犬儒當聰明……中國知識界的道德水準之下流，正在向最無恥的官場看齊。
正是在這樣的道德背景下，新一代自由知識份子轉向了對超越價值的尋求──既為自己的自由信念尋找超世俗的價值支撐，也為新制度的建立尋找文化的和倫理的依托。他們希望以宗教性的愛彌合仇恨造成的人性分裂，以寬恕改造唯我獨尊的霸道態度，以謙卑和敬畏矯正既無知狂妄又自卑自賤的傳統人格，以非暴力反抗來改造代代相承的暴力崇拜，以對社會責任的承擔來摒棄犬儒主義和冷漠麻木，以普世道義對抗愈演愈烈的狹隘而功利的民族主義。當灰暗的現實令人沮喪之時，個人面對神聖信仰的祈禱和自省，使其在內心深處保存著道義責任和樂觀希望。
但是，我也有某種憂慮：這種對基督教對神聖價值的追求，是否會變成真正的精神資源，而不淪為文化新貴的「精神白領」──如同自由主義言說淪為牟取名利的手段，也如同所有過眼雲煙的時尚。對超越價值的敬畏和勇於承擔的良知，必須踐行才有真正的道義力量。如果只是言說而不必踐行，那麼自由也好，信仰也罷，既不是道義，更遑論力量！
余傑曾以專文向朋霍費爾獻上他的敬畏之情。面對牢獄和絞架，這位聖徒始終平靜地微笑著，因為他的靈魂被神聖的價值和對上帝的祈禱所充滿：他悲觀，為了使幸福不至於變成甜蜜的毒藥；他樂觀，為了讓未來不至於落入惡棍之手。而在當下的中國，物質上的小康幸福正在變成精神毒藥，普遍的麻木正在縱容獨裁下的邪惡肆無忌憚地揮霍和透支未來。
凡獨裁者皆是最大的謊言製造者，反抗獨裁的有效方式就是從每個人的不說謊開始。在靠謊言支撐的中共獨裁秩序中，余傑之所以產生如此大的效應，絕非因為他的文字多麼高深多麼漂亮，而僅僅是因為他誠實──誠實地說出自己的所想，凸現了被官方的意識形態和知識界的學術包裝所歪曲所遮蔽的常識。中國的傳統文化和獨裁製度已經把人性扭曲得面目全非，以至於連做人的起碼底線都被踐踏，人性的基本自律變成險像環生的畏途。於是，誠實──做人的誠實和言說的誠實──對於中國知識人來說，變成了一種奢侈品。有人甚至製造出多種言說方式來為沉默和不誠實辯護。
當對共產烏托邦的狂熱盲信崩潰之後，在資本和獨裁權力狼狽為奸的時代，國人什麼也不信，卻相信謊言的力量──謊言可以給人帶來安全、財富、權力甚至榮譽。當靠謊言生存的策略被知識人身體力行之時，他們也許暫時逃過生活困扃甚至肉體毀滅的災難，而且還能活得像個體面的有產階級，但是整體的精神毀滅之災難便在每個人的參與下不可避免地降臨，知識人也就淪為沒有任何尊嚴和人性的精神乞丐和知識掮客──放棄所有做人的底線，像俘虜高舉雙手一樣地交出自己的靈魂。對這種普遍的精神災難，說謊者們的最通常的自我辯護是：「我無計可施，因為他們太強大。我也痛恨說謊卻不得不說謊，我甚至就是近於絕望地說謊。」多麼無奈而誠懇的表白，多麼令人同情的處境，難道這樣的說謊者不值得原諒嗎？
不！不值得原諒！
容忍謊言就等於自動強化暴政。在日常生活中，除了謊言，暴政再無其他資本為自身辯護。暴政要求人們的自我作踐，它甚至是體諒民意的，不要求人們真誠地相信它，而只要求人們違心地承認它和歌頌它，足矣！所以，暴政永遠不會主動放棄威逼利誘、放棄對人性的踐踏、放棄讓人們向自己的良心說謊。正是我們的馴順使暴政顯得強大且道貌岸然。暴政最害怕的甚至不是激進的以暴易暴──局部的暴力反抗會被鎮壓，而整體的暴力革命很可能催生出又一個新的暴政──而是每個人、首先是以言說為職業的知識人，拒絕說謊、不參與說謊，不靠謊言生存！是的，我們不需要高調，做不到絕食、自焚、公開發言，但在日常生活中堅守誠實做人的起碼底線，並不要求我們多麼勇敢多麼高尚，而在生活細節上拒絕謊言，恰好是對靠謊言維持的暴政的最致命顛覆。如果在六四大屠殺過後的大清查和效忠表態運動中，不必有90％，而只需50％甚至30％的人不參與說謊，不出賣良心，不寫交代和檢查，不做效忠表態，暴政就不可能支撐到今天，更不可能還顯得那麼成績卓著。
余傑成名於誠實的言說，而他的這本《拒絕謊言》卻只能在海外出版，從另一個角度印證了一黨獨裁是多麼害怕誠實的言說，中國的制度環境對言論自由的扼殺是多麼嚴厲，遍佈謊言的社會又多麼需要越來越多的知識份子能夠實話實說，我們當下的精神處境又是多麼怪誕：一方面是對誠信的渴望，另一方面又是普遍地踐踏誠信。即便如此，準備為誠實付代價的人仍然可以抱有樂觀的信心，仍然可以逐漸地拓展實話實說的領域。余傑在非政治領域的誠實使他成為文化名人這一事實，說明瞭沉默的大多數在內心深處是厭惡謊言而期待誠實的。在政治恐怖和利益誘惑之下，當人們出於既得利益而在外在言行上與謊言制度合作之時，這一制度的道義合法性在人們的內心深處已經腐爛。這種人性分裂和精神悖論，既標示出目前中國的倫理危機的可怕深度，也提供了對中國前途抱有樂觀信心的人性依據。
所有還珍惜人性尊嚴的良知尚存者，也許你無法具有類似余傑的知名度，也難以拿出持不同政見者和法輪功信徒的殉道勇氣，但是你起碼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拒絕說謊！如果你能夠在日常生活中堅守誠實做人的道德底線，那麼你在捍衛了人的起碼權利和履行了做人的基本責任的同時，也以不合作的行動為反抗暴政做出了貢獻。自然地，你也就捍衛了人的尊嚴和表現了人性的高貴。
2002年6月24日於北京家中
附錄：余傑著《拒絕謊言》目錄
包遵信序：一個知識份子的道德良心和勇氣
劉曉波序：在日常生活在拒絕說謊
上卷 動物莊園
七十年代人的覺醒和受難
喪鐘為我們而鳴
面對中國的國難
從北大的墮落看大陸知識份子的奴才化
義和團，還是維新派？──「五•八」事件的再思考
啟蒙：越來越遙遠的聲音
為了在陽光下生活──讀北明《告別陽光》
致中國作家協會的公開信
但願鬧劇不再重演──致網友的公開信
不能沉默──我看高行健的獲獎
中國大地上的毛幽靈
新左派的毛情結
誰出賣了中國？
無法告別的飢餓
余華的奴性
朱總理，請您尊重民主
真話與飯碗
薄熙來的「神光圈」
你在吃人嗎？
我們為什麼要申奧？
末路的狂人和末路的主義──評米洛舍維奇的垮臺
美國是魔鬼嗎？
俄羅斯悲劇與極權主義後遺症
哈威爾的態度
走出堅冰的金大中
從身體囚禁到心靈控制──「六•四」之後我所經歷的軍政訓練
黎明前的黑暗
下卷 優孟王國
中國足球：在愚昧中狂歡
可悲的「幸福」
被背叛的蔡元培
謊言與羞恥
長江《讀書》獎與皮影戲
辭職的勇氣與生命的價值
毛毛筆下的毛澤東
丁石孫的風骨
「瀑布模式」的新聞
從「小說反黨」到「電影救黨」
大陸眼中「曖昧」的香港
獨裁者與軍裝
守土有責與自我閹割
李敖的墮落
人命值幾何？
我們的尊嚴和血性在哪裡？
又一個「岳麓書院」
評鄧家菜館的倒掉
從華國鋒的退黨談起
原來還是同胞殺同胞
流沙河笑談「一毛」
愛游泳的獨裁者
誰在說謊？
一句話裡的良知
從地方選舉結果看臺灣民眾的選擇
姜恩柱的「個人意見」
董建華的「自動當選」與香港的危機
一百步笑五十步
譚其驤與毛澤東
自由與陽光（代跋）
－－轉載自《新世紀》網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