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國標說，中國新聞管制不是以法制，而是個人化的，人為的色彩很重。同樣的話、同樣的文章因不同人、不同場合會發生不同問題，這是不正常的。他說，之所以花四個月的時間撰寫「討伐中宣部」，是出於一種慈悲情懷。沒有任何名利心。因為中國不缺理論，缺實踐，缺「行為主義者」。
焦國標認為，當今的中國社會需要做二個解放，一是要把新聞出版業從中宣部中解放出來，二是把個人－公民從黨政領導的管制中解放出來，將憲法保障的公民權力還給人民。
他說，「討伐中宣部」一文發表後，單位領導讓他所做的不接受外國媒體採訪的承諾，讓他切身感受中國新聞界管理之嚴厲，新聞自由度之低。基於接受採訪是公民的權利發表個人看法並不應該有所畏懼；知識份子肩負民族的利益，更有責任發表見解的理念，讓他放棄承諾，勇敢的站出來。
焦國標說，「我要做一個「言論自由的行為主義者」，「用自己的軀體行為將言論自由的理解變為現實。批評中宣部是踩高壓線，去碰中共高層的敏感神經，但是要把新聞自由變成現實，必須這麼做。我們需要一個陽光中國，我就是要做陽光中國的陽光男孩。用自己的行動照亮周圍的人和事。」
焦國標最後表示，有人擔心我在美國的言論回國去會有「危險」，勸我留下來。我認為，中華大地是我們祖先留下來的，我可以在那裡被關被押，但不能被剝奪「回家」的權力。我一定要回去，不讓回，我哭著喊著也要回去。焦國標說，祖先會詛咒那些剝奪了別人回家權力的人。
焦國標在回答聽眾提出的會不會以法律手段追究被北大停止授課及指導研究生資格的當事人時表示，檢討整個事情自己沒有錯，在必要的時機，會追究這一事件的責任人。他說，世界上所發生的錯事，都不能籠統的歸結到一個制度一個政策，一定要追究當事人的責任。法輪功學員目前所做的追究當事人責任的行為就很具法律精神。否則這個世界上就沒有「好人」與「壞人」的區別了。
在被問及對海峽兩岸形勢的看法時，焦國標說，任何一個現象的背後都有一個原因，不能單一的說兩岸形勢緊張是因為美國介入和臺灣獨立造成的。美國為甚麼要介入？臺灣為甚麼要獨立？致於臺灣的去留是否應該由「公投」決定？由哪些人公投？全體臺灣人民，還是全體中國人民，還是全世界人民？所有的問題都應該找出一個平衡點，要依靠理性和尋找依據。
陪同焦國標在法拉盛圖書館底層大禮堂演講的還有「二十一世紀經濟報導」評論員和記者王光澤。他回答了聽眾有關網際網路的問題。他說，目前平面媒體報紙跟著網路跑，網際網路改變了中國的政治生態，促成網路知識份子群的形成。中國政府對網路的控制很難生效。
(大紀元記者史靜紐約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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