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討伐中宣部」一文在網路上傳開以後，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香港的媒體如「開放」和「亞洲週刊」作了有縮略的文字報導，一些對外的廣播電臺如美國之音、BBC、法國國際電臺、德國之聲也作了報導，緊跟著一些外國媒體如紐約時報也作了報導，一些北歐國家的媒體也用地方語言也作了報導。在很短的時間內，有幾十家媒體報導了這件事。前不久一個北京外國語大學的學生告訴我說這篇文章已經被翻譯成了22種語言。這篇文章在香港的紙媒體上發表以後，學校很緊張。主管教學和意識形態的副校長，還有我們的院長都來找我談話。談話的一個重要的意思是希望我不要見外國記者，因為在大陸我們知道中國大陸這種很知名的人士在單位提出不見外國記者的時候，他們一般是遵從這一點的。
我最初5至10天決定不見了，後來我覺得不對。我所在的學校領導限制我見外國記者西方記者，我頭腦裡找了好多理由，比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沒有權利義務不能見外國記者，而且我們大學的學校教師準則裡面也沒有說不能見外國記者，而且外國記者是外交部把他們請到中國來的，既然通過外交途徑把他們請過來，那麼我想他們就有權利在中國採訪，而中國公民也應該有權接受他們的採訪，我想清楚了這樣的道理，我覺得這是憲法賦予的權利，後來我突破了這個給自己設置的樊籬，有外國記者打電話來想採訪，我說可以，都可以見。
等到六七月份的時候，這中間沒有什麼事，我的課還在進行，大概到七月份的時候，日本的一個出版社要出我的一本書，收了我的這篇文章和其它與中國新聞業有關的文章做一個集子翻譯成日文出版。譯者是一個共同社的老記者，也駐過香港和大陸，他的夫人是美國之音的記者，是中國同胞。從那篇文章在網路傳開到七月份有三四個月時間，我沒有寫，這時候出版社想出版，找我寫個序言，我說可以，題目就叫「後討伐中宣部時代」。
本來這篇文章我沒打算髮表，因為那時候還是有點拘束，收攏的感覺。當時有個「南華早報」的記者，是個老大姐，她說聽說我寫了一篇文章，我就發給了她。她就把這篇文章發給了「亞洲週刊」的總編，讓他看一下，如果可以發的話，再徵求一下我的意見。結果香港那邊沒有徵求我的意見就發表了。我特別吃驚，有點猝不及防，我怕學校知道簡直不得了，再一再二的。既然發表了，我也沒辦法，只能等著看後果了。
這篇文章發表的時候是八月份，八月底的時候，我帶學生在北京郊區的延慶縣軍訓。我在那兒軍訓的時候，院長給我打電話讓我回來，軍訓還有一週的時間結束，我覺得挺緊張，那天晚上我在房間裡想是怎麼回事呢？非常緊張，想死的念頭都有。我想起了免除恐懼的自由，那個時候確實挺恐懼的。第二天我就回學校了，學校花了六百塊錢打出租車把我從那接了回來。回來後，我們的院長、副院長、書記、副書記開會，比較正式，學校的頭都在。會議的兩個中心意思是：一、別寫時政類或重大題材類的文章；二、是不要見外國記者；當天也就是8月26日讓我寫一篇保證書，做為將來如果我言而無信翻供的文字證明。
27日我寫了一份文字資料，我把邏輯的範圍縮小了，說再也不寫與中宣部過不去的文章。我說中宣部哪怕再撐個十年八年五年或三天五天，或像秦始皇那樣希望他的子孫千世萬世而為君都與貧道無關。第二個是我也不見外國記者了，但是我必須說明的是外國記者在我眼裡對中國是有功的。我說了兩件事，2003年SARS是「時代週刊」報的，1943年一甲子60年前河南大災荒餓死一百多萬人，另有一百萬人流亡，也是「時代週刊」的記者白修德最後挽救了這場災難，就像SARS在中國蔓延那樣。外國記者對中國是有恩德的。他們不是麻煩製造者。
在那篇小短文裡，我又提到根據我六七年寫言論的經歷，我感覺一個社會的重大問題或大的腫瘤，在人們議論它的時候，五六年內能除掉，小一點的一兩年，甚至更短的像孫志剛案。我相信中宣部自我提出之日起六年七年八年內它會被解除。最後一句話我說的是願我們各自保平安！
在這篇文裡我還提了為什麼要寫這類文章。我覺得自己很仁慈，中國人本來很苦，還不讓報導災難，我受不了。高攀一點可以說是慈悲。我沒有立場沒有政見，只有是非感。如果說有什麼自私的目的話，我想得兩個獎，一個是美國的普利策新聞獎，另一個是諾貝爾和平獎。我想這兩個獎把校領導嚇著了。這個東西寫好後，27號我交給他們。9月2日，院長給我打電話，說：「你的課上面說要停。」我的邏輯是可能我流露出來的意思，使他們覺得我可能要不停地做下去，不然的話得不了普利策新聞獎和諾貝爾和平獎。我覺得這個可能把他們嚇著了，直接導致9月2日停課。9月17日的時候院長說指導研究生的教師名冊裡也沒有我的名字了。也就是指導研究生的資格也被取締了。
9月2日停課那天我還想停就停吧，但9月17日那天對我打擊挺大，我騎著自行車繞著未名湖，我到北大正好三年，感到心裏很難過。但過了兩三天後我又想明白了，如果北大停了我的課，或者以後開除我的公職，我還可以想別的辦法，可以去非政府組織找個事做，或者做個自由作家養活自己，再不濟就回去種地養活我媽。想了一想覺得路不是很多嗎？就這樣把黑暗期轉過去了。
實際上在我對媒體說之前，中宣部就說北大已停了焦國標的課，我聽說是副部長開了一個挺高規格的會。這樣香港晨報就報導了我停課的消息，然後自由亞洲電臺的記者給我打電話確認這個事情，我說我沒對別人說過這事，他說晨報已經報導了，我說是被停課了。
這時我在想要不要見外國記者？要不要寫文章？後來我想寫文章和見外國記者都是憲法保護的權利。這時我的頭腦裡有了新的理念，思想性的火花。就是中國社會必須有兩個解放，一個中國出版業從中宣部的掌控中解放出來，另一個解放是每一個中國人從他所在的單位的黨政領導下解放出來。我批評中宣部，結果學校停我的課，新聞學院停我的課，我覺得中間沒有因果關係，那麼它的因果關係是怎麼來的？我怎樣才能解除這樣的行為，也就是停我的課是不合理的？如果我的教學有問題，是學院管的範圍，學院可以停我的課。我批評中宣部是憲法規定的權力，不是我的院長或書記所能給予或剝奪的。但是在中國就是這麼貫徹的。包括揭批法輪功，也是因為具體的單位的領導找人談話，甚至……，結果把空間擠得越來越小。實際上這是一個信仰問題，而信仰問題屬於憲法範圍，不在一個村支書或街道辦事處的權力範圍之內。所以我說還有一個解放是每一個中國人從他所在的單位的黨政領導下解放出來。
這篇文章是在亞洲週刊還是明報月刊登出來的。文章發出來後，我感覺到身邊發生的一些事情。有一次我碰到我們的書記，他沒有太責備我。我推斷的邏輯是，他可能認可了我的一些說法。特別是公開報導以後，這也形成了一種壓力，覺得我說得有道理。這裡我有個想法，有些東西確實需要公開化、透明化，它是有力量的。如果是覺得很隱私的事，或者是和單位領導的關係，我就不說。那不說的話，你就很被動。我覺得還是要說。我在這裡形成了一個思想，一個理念。我在最近兩處文章中談到，梁啟超當年在他的文章中自號「少年中國之少年」，我焦國標自號「陽光中國的陽光男孩」。我走路要帶陽光，我要把路照亮，我要照亮一些東西。我的行為基本上是這樣一種理念在支配著。讓它亮起來，你也就不那麼被動。
上上週我去南京大學參加一個論壇，「先鋒博士論壇」。我去作講座，後來被取消了。我在火車上時，組織者就說，教育部、中宣部和安全局都打電話了，說不讓做了。但是我還是去了，最後沒做成。這件事他們做了一些宣傳，海報啊，網站啊，很多的。所以很多好遠的，有從蘇州到南京去的，蘇州到南京是單行道，有相當一段得坐十幾個小時的火車。還有安徽和其它一些地方，整個南京、中南中國的相當多的大學裡都知道這個消息，從上海、杭州到南京的就更多。取締以後，我就給亞洲週刊的江旭新（音）打電話說了這個消息，他就作了報導。這裡我提出來一個想法。我想告訴參加論壇的研究生和博士生，我實際上是想這樣來結尾我的報告。印度尼西亞第一次大選，成功了。當時阿富汗大選正在進行。我們知道阿富汗是一個部落水平的社會，印度尼西亞是一個由一、二萬個島嶼組成的國家。一個部落水平的國家，一個由上萬個島嶼組成的國家都能舉行大選，我們一個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國家，整塊的大陸的中國，什麼時候能舉行大選？我把問題提給學生。我說，希望我們南京大學的研究生們，我給大家留個作業，你們能不能給我們的國家主席胡錦濤寫封信，讓他不要再勞心勞力遴選接班人了，把選拔國家領導的權力給中國的老百姓。
這個亞洲週刊也報導了。起碼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提法。這個提法提出之後，到目前為止，我還沒有接到有什麼特別大的對我有什麼不利的，我還沒有感受到。這次來的時候，在飛機上一、二十個小時，我有一個新的想法。這個想法就是，我們不單要給胡主席提一個要求，別再勞心勞力、很費心地去遴選接班人，把選擇讓給老百姓。在路上我想了另一個角度，我們發起一個抵制遴選出來的接班人的社會行動，就像抵制日貨或什麼貨一樣。在二十一世紀的民主大潮中，在周邊國家都舉行了大選的情況下，他遴選出來誰，而這個人接受了國家權力的饋贈，我們可以把他認定為國民公敵，可以把他認定為民族敗類，認定為炎黃的不孝子孫。我們不是祭奠炎黃嗎？到時候也可以到黃帝陵去祭告，中國出現了非常可恥的子孫！我為麼這樣說呢？我們中國有五千年文明史，有十三億人，有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用我們傳統的觀念來說，在世界上我們是大門大戶，可是我們的各級領導的遴選方式是非常的偷雞摸狗的，非常小的小兒科，非常低的恢治拿饜問健Ｎ揖醯夢頤敲揮辛趁妗Ｎ沂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