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對於中國來說，捷克、波蘭等東歐國家在民主化方面是先行者。米奇尼克說，他和哈維爾等人是1956年蘇共二十大的「私生子」；而與他們年齡相近又有共同志向的中國人，則是毛澤東文化大革命的「逆子」，從時間上晚了二十年。波蘭在六十年代中期已經有三十四人聯名發表「公開信」，著名知識份子、作家、科學家一致抗議官方的審查制度；在中國，到了八十年代末才有類似的持不同政見知識份子的聯署公開信，而公開抗議官方書報檢查制度的呼聲，則始於2004年初春焦國標的那篇頗具影響的《討伐中宣部》。波蘭等東歐國家在上一世紀九十年代初已全部實現了民主化轉型，而中國民主化航船的桅桿，多少年來一直若隱若現，非花似霧，直到今天還沒有出現在東方的地平線上。所以，瞭解別人的過去和現在，可以幫助我們自己設計並走好今後的路。
「我們可以談話，沒有仇恨」
米奇尼克出身於波蘭的一個老革命家庭，曾充任「團結工會」顧問，在瓦文薩執政期間，一度出任國會議員，旋即辭職；從1992年起，主編《選舉日報》至今。他不僅批判極權制度，也批判自己的領導人、號稱「民主鬥士」的瓦文薩。他在權力、意識形態之外，面對公眾發言，推進獨立的社會運動，告訴公民應該如何做，而不是告訴當局如何做。在他身上，真正體現出知識份子的社會良心和普世精神。
米奇尼克早年也曾是共產主義的信奉者。他在青年時期徹底告別斯大林主義後，首先是向托洛茨基主義和其他的歐洲左派尋找靈感和思想資源。他最終選擇了自由民主的價值理念，意識到西歐左派和東歐知識份子的關懷有所不同：對前者來說，「最基本的概念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對我則是極權主義和反極權主義」。如何反對現實中的極權主義，根據歐洲左派的思想傳統，最容易想到的便是革命。但是米奇尼克很快便否定了通過革命實現民主的想法。他在《獄中書簡》中寫道：「相信通過革命來推翻黨的專制，既不現實又很危險。」這種危險並不只是對個人而言，也是對社會而言。「那些運用暴力攻佔當今巴士底獄的人，很容易建造一個更加悲慘的巴士底獄。」
「極權主義的起源可以追溯到革命暴力的運用。我父親是一個共產主義者。他相信革命暴力能夠帶來社會公正。這給他帶來了八年牢獄之災，那是在三十年代的一次莫斯科審判。他肯定提出過這樣的問題：我需要重蹈斯大林審判嗎？我也向自己重複這個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