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不可替代，財產可以轉移。毫無疑問，喪命要比奪財嚴重得多，原因之一是財產的損失多少可以賠償可以糾正，生命的損失卻是不可賠償不可糾正的。財產可以失而復得，人卻不能死而復生。再有，從事後追究懲罰的角度看，張三殺了人，張三死了，你不能抓張三的兒子抵命；但若是張三搶奪他人的財產，而他後來又把財產留給他的兒子，那麼，張三死後，我們完全可以找張三的兒子還這筆帳。父罪不應子抵，父債卻可子償（只要父子間有財產繼承關係，而這是很普遍的）。由此就引出了一個十分怪異的結果：對於殺人這種大惡，在拖過若乾時日之後，人們無法懲罰，無法對受害者給予實質性的補償，因而不得不放棄追究（或者說只能進行象徵性的追究）；對於奪財這種較小之惡，即便經過若乾時日，人們仍然能夠懲罰，仍然能夠對受害者給予比較實質性的補償，因此會追究到底。
乍一看去，這不是很荒唐嗎？這不是「喪父之痛易忘，失財之恨難消」嗎？人們對較小之惡窮追不舍，對更大之惡反倒輕輕放過。其實，這不是荒唐，這是無奈。阿倫特說：「我們無法寬恕那些我們無法懲罰的人，我們無法懲罰那些我們無法寬恕的人。」簡單地說，殺人之罪，一代之後，人們就很難追究懲罰；奪財之罪，即便經過兩三代甚至更長的時間，有些卻依然是可以追究懲罰的。在這個意義上，馬基雅維裡警告君主「務必不要碰他人的財產」是有道理的。
同樣是矯正正義，經濟清算要比政治平反困難百倍。第一、政治平反主要涉及良心犯和政治犯。在今日中國，遭受政治迫害的人數雖然也是個驚人的數字，不過在總人口比例上只佔較小的比例。相比之下，在經濟上受損害的人就多多了。經濟清算涉及千家萬戶，在權貴私有化的過程中，大多數民眾都遭到剝奪和損害。儘管這些年來的經濟發展繁榮，多數人的生活狀況都有改進，但是他們知道他們仍然是被剝奪被損害的；而在貧富懸殊的刺激下，貧困者的被剝奪感尤其強烈。
第二、一般來說，政治平反要懲罰的人比較少，因為政治迫害是出自最高當局的決策，其他大小官員只是執行命令。經濟問題就不同了。雖然現行體制為官員腐敗大開方便之門，但腐敗不腐敗畢竟是個人的選擇，而不是上級的命令。追究「六四」罪責，也許只需要對一小撮領導者實行懲罰；追究經濟犯罪，免不了要對一大批官員問罪。
第三、政治犯是為了自由民主的理想而受難，自由民主的實現本身就是對他們所受苦難的最大補償，因此，政治犯及其親屬通常都比較寬宏大量，比較能寬恕放下屠刀的敵人；可是，那些遭到權貴們搶劫的大眾，一旦得到討還財產的權利，他們憑什麼要自動放棄而不去盡力討還呢？南韓的全斗煥，印尼的蘇哈托，都曾經殘酷鎮壓民運，但後來他們在民運的壓力下讓步，人們就赦免了他們以往的罪行；可是不久後他們又都因經濟腐敗而送上法庭。可見，在財產問題上，一般人是不容易善罷甘休的。
今日中國，貪污腐敗愈演愈烈，民怨民憤越積越深。當局本該厲行政改，建立起民主參與和公共監督機制，以期遏制腐敗，還財於民。但當局卻反其道而行之，一方面加速權貴私有化，一方面加強對民間維權運動的打壓。他們妄圖藉助暴力高壓硬撐下去，讓時間把黑錢漂白，讓時間把欠債賴掉。但是，考慮到現代人平均壽命的顯著增長，考慮到信息時代各種重大事件記錄的完整精確，要讓後人忘掉眼下這段公開搶劫的歷史從而放棄追究，那實在是太難了，一百年都恐怕做不到。因此當局的這種做法，其效果只能是飲鴆止渴，錯上加錯；它使得良性的民主轉型愈加艱難，惡性的社會崩潰愈難避免。所以我們必須堅決反對。
(北京之春)(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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