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一出，不少人對這種「劫富濟貧」的財稅政策大為褒獎。他們認為，富人大多是這些奢侈品的消費者，理應為奢侈品稅埋單，而徵收來的稅款用以補助低收入者，體現了社會平等。
這種善良的願望並沒有想像中那樣簡單。發達國家早於我們就面臨在財稅體制上實現最大程度的平等和公正問題。1990年，美國國會針對遊艇、私人飛機、珠寶、皮草、豪華轎車等高檔消費品通過了一項新的奢侈品稅，但實施效果與國會期望的完全不同，反對者並不是富人，而是生產這些奢侈品的企業與工人，其中絕大部分是這項稅所要幫助的低收入者。為什麼這些並不消費奢侈品的人反而反對呢？
這就涉及經濟學中的稅收歸宿問題。所謂稅收歸宿，是指稅收在消費者和生產者之間如何分攤。美國經濟學家格裡高利．曼昆在其《經濟學原理》中解釋：「當對一種商品徵稅時，這種稅收由生產者承擔還是由消費者承擔，主要取決於該商品的需求彈性與供給彈性。」需求彈性是某種物品價格變動時所引起的需求量變動程度，一般商品又分為需求富有彈性與需求缺乏彈性兩類。需求越富有彈性，說明消費者對這種商品的依賴性越弱，當價格由於稅收而上升時，需求量大幅度減少，稅收主要由生產者承擔。同樣，供給彈性也分為供給富有彈性與供給缺乏彈性兩種情況。供給越缺乏彈性，說明生產者改變產量的可能性越小，即使價格大幅度變動，產量變動也很有限。因此，稅收依然由生產者承擔。
而我國即將開徵奢侈稅的項目，如高爾夫球、桑拿、健身等，正屬於需求富有彈性而供給缺乏彈性的消費服務。這是因為，這類商品並非生活必需品，而且替代品很多。當這類商品由於稅收而提高價格時，富人的理性經濟行為完全可以選擇通過國外旅遊、購買更多的房產等同樣高檔的消費來替代。而生產這類商品的企業短期內不可能輕而易舉改變經營方向，且該行業工人也很難由於市場狀況改變而更換職業。所以，稅收實際上還是落到了生產者身上。
生產這些奢侈品的企業，不僅要承受「轉嫁」而來的奢侈品稅收，還面臨因需求減少而不得不減少生產、降低價格的窘境。這就使得這類企業生產經營困難，不得不解僱員工。行業所有者利潤減少，工人收入減少。本來這些行業的工人大多屬於財政稅收政策要幫助的對象，結果反受政策之害。這就難怪美國國會迫於壓力在1993年取消了奢侈品稅。
「劫富濟貧」不是解決當前收入差距拉大的主要方法，關鍵要在加快經濟發展的同時，給低收入者更多的教育和培訓機會，給他們以平等競爭的機會。不從做大蛋糕的角度而只想去分蛋糕，恐怕每個人分到的會越來越小。如果不考慮需求與供給彈性來徵稅，結果可能適得其反。在開徵一種新稅或提高原有稅種稅率時，決策者一定要謹慎從事。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中國筵席稅、彩電消費稅，前蘇聯戈爾巴喬夫實行的「限酒法」，美國上世紀初道德主義浪潮下的禁酒法，已經給我們上了生動的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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