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健國本名朱建國，雜文家，1994年自動脫黨，先後任職湖北人民廣播電臺總編室評論科長、「廣播漫談」主編、《南方人才市場報》副總編，中華讀書報（光明日報報業集團）深圳記者站站長，《大公報、大週刊》主筆兼新聞部主任、《中國市場》（新華社香港分社）專刊部主任，先後在《南方週末》、《新經濟》、《文學自由談》等幾十家報刊開專欄。
記者：朱先生，您好。趙紫陽先生這件事，想聽聽您的想法。
朱健國先生：我覺得趙紫陽被軟禁這個事件，經過這麼多年，我們應當更深地想想這件事情背後給我們揭示的一些問題和意義。這個事件本身，我感到是一個現代的光緒版。中國經過了100年的發展，但是在政局的結構方面，幾乎是一直沒變，這就讓我們感到很悲哀，從這個角度來看，沒有進步。
在大陸，近兩年來流行著一種「公民寫作」的說法，就說現在已經是公民社會了。他們說，像魯迅那樣的雜文，都過時了，說時代不同了，魯迅那個時候，是奴隸，我們現在是公民，我們已經告別了臣民社會了。但實際上這是一個非常虛偽的觀念，是一個粉飾現實、痲痺自己的一個虛偽的東西。
大家都知道，明明現在，特別是這幾年，言論、出版越來越困難，自由度越來越小，幾乎是沒有了，越來越小。但是偏偏這些人還在說，我們已經走向「公民寫作」的時代了。什麼叫「公民」，公民最核心的權力就是有參與公共政治的權力，但現在，我們有真正的參與公共政治的權力嗎？比如說我，已經52歲了，我從來沒有行使一次我能投票選舉我所在地的人民代表、官員的權力，更不要說上面的，我從來沒有真正參與的權力。我有哪一次能夠真正投票？我又有哪一次能夠去競選？這不可能。這怎麼叫公民呢？
所以我覺得趙紫陽這個問題最核心的反映了我們依然是一個臣民社會，還是一個奴隸社會。哪怕是你當了黨的總書記，當了名義上的一把手，還是會被有軍權的太后一下子搞掉。所以趙紫陽這個事件，無論是他生前的被廢、被囚禁，還是死後的被禁止悼念，都說明這個問題。
可現在偏偏大陸有些知識份子非要說我們是「公民」社會了。我們要「公民寫作」了。所謂「公民寫作」，就是通過喉舌媒體審查的那種評論文章，那個審查就是一個槓子，只有符合標準的那種平庸的議論才能通過去，真正的、獨立的見解是通不過去的。把這種通過審查、設立槓槓的通過去的東西反而叫做「公民寫作」，那不就是痲痺本來就沒有什麼真正言論自由的人們嘛。
現在的當權者只要自己的自由，不讓別人自由，這樣只會激化矛盾，不可能和諧。大家都有生存的權力，各種流派、各種思想、各種黨派，都有生存的權力。要改變這種狀況，就需要一種共生的理念。
趙紫陽這件事就體現了這一點，而且趙紫陽，他不是孤立的，他是中共大多數總書記都沒有好命運的一個縮影。從陳獨秀起，當年陳獨秀，他雖然脫離了共產黨，但並沒有投奔到國民黨去，國民黨送錢給他，他都不要。但是作為共產黨當時在延安已成氣候了，但是就沒有想到要去關心一下這位曾經當過中共總書記的人，生活上去關照一下。甚至當陳獨秀提出要回到延安時，都遭到了拒絕。
共產黨對黨內的、而且又是一個如此重要的總書記都是這樣，他受了那麼多的冤枉、磨難，最後還不能給他一個體面的、公正的說法，讓大家能夠表示對他的公正的悼念，這太說不過去了。
對黨內的不同意見的持有者都沒有同情心，還怎麼能談得上什麼人道主義呢？那就更談不上公民社會了，哪有什麼公民？！連黨內的人都得不到公民待遇，對普通老百姓哪還有公民待遇呢？！
所以我覺得，大陸知識界剛形成的所謂「公民寫作」的這種呼聲，是非常可怕的，自欺欺人，痲痺人們、粉飾當局，而且它的一個理論還說，「公民寫作」，只要你心中想寫自由，那你就是「公民」，你就可以「公民寫作」。所謂「公民寫作」，就得有出版自由，首先得有自由發表的條件，現在連網都受到管制，還怎麼叫「公民寫作」？！
很多中國人以為趙紫陽這件事就是個趙紫陽的事件，與自己無關，實際上是和每個人都相關的。趙紫陽曾經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啊。連趙紫陽都得不到公正待遇，你怎麼能得到公正待遇？！趙紫陽都享受不到公民待遇，你怎麼能享受到公民待遇？！
現在中國很多人沒辦法表達，但也有很多人淡漠了，他陷入到自己去賺錢了，覺得趙紫陽這件事與自己無關了，這是更可怕的。
記者：共產黨最不能讓人共生的，一方面它讓老百姓依附於他，聽命於他，另一方面，它就得靠政治迫害、鬥爭才能維持，文革時就煽動民眾之間互相鬥，連家庭成員中都被逼得互相揭發，六親不認，毛澤東曾經也說：與天斗、與地斗、與人鬥其樂無窮。您的共生理念和共產黨的本質、宗旨是背道而馳的。
朱健國先生：從歷史經驗來看，共產黨是很難郵芄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