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報專家」說有人塞錢給他 村民說「誰砍他就是與大家為敵」
兩封相「牴觸」的來信
截至3月8日，記者從辦案警官那裡獲悉，孫世朝身中5刀一案的偵破在案發一個多月後仍無重大進展。
對於孫世朝一案，記者在2005年春節前就聽說了，對於孫世朝這個村民眼裡的「舉報專家」，記者曾瞭解到，幾年來在他舉報的亂收費等問題都得到了查處。
雞年的春節過後，記者接連收到兩封內容「互相牴觸」的信：一封是「請求」記者前往採訪的，一封是「哀求」記者不要前去採訪的。
前一封信是濮陽市濮陽縣慶祖鎮孫還城村孫世朝在1月29日晚上寫的：
我是一位農村青年，看到許多對農民不公平的現象，多次奔走呼告，也為群眾挽回了不少損失，因此也得罪了一些人，最終被惡人報復，1月24日凌晨1時左右我被人連砍5刀。
……目前我在醫院已經住了5天了，公安局的人也來了兩趟，但一直沒什麼結果，可能也是我太心急了。家裡本來也不寬裕，全是求親告友湊的醫療費用。馬上要過春節了，這個本應預示吉祥的雞年春節，卻給我帶來了深深的苦痛，這種心中的痛苦和辛酸，是很難用言語來表達的，我寫這封信時忍不住失聲痛哭，實在是沒人能理解我，沒人能聽我傾訴，我心裏太孤寂了。寫這封信時我還在想，難道是我做錯了嗎？難道有的人真能凌駕於真理和法律之上嗎……
後一封信是孫世朝的妹妹寫的：
希望記者你不要對我哥哥說我給你寫過這封信。我哥哥這個人平時愛打抱不平，他舉報過很多人。如果你來採訪他，那麼報復他的人可能會更多。那天晚上有很多人想要他的命，他雖說不怕死，但是我哥哥還有一個11歲的兒子、34歲的妻子、80多歲的爺爺，還有兩個妹妹、一個弟弟、父親、母親，我們怎麼過？我們一家老小拜託你，希望你見到他的信，別在意。如果他有個三長兩短我們怎麼辦？
我恨我哥為什麼要管那麼多閑事，做一個平凡的人多好！世上有很多不公平，他能都管了嗎？
我給你寫這信他不知道，你如果給他說，他會恨死我甚至打我、不理我。我就這麼一個哥哥了，我會很難過的。
他寫的那封信，我們家裡其他人都不知道，那是昨天夜裡他躺在床上寫的，他到凌晨兩點才睡。他整夜不睡，就為別人的閑事瞎忙，結果落得如此下場。
我們一家老小希望你為我們家人的安全著想，我衷心感謝你，希望你不要來採訪他，感謝不盡。
凌晨，他被人砍5刀
看罷兩個「互相牴觸」的信件後，記者的淚流下來了。經過一番內心鬥爭之後，記者還是動身了。
2月22日，農曆元宵節的前一天，微弱的陽光透進孫世朝家的窗戶，記者看到，屋子裡只有幾件簡單的傢俱。今年34歲、臉龐瘦削的孫世朝半臥在床上，孫世朝的妻子張愛民默默地掀開丈夫蓋著的被子，儘管距離被砍已近一個月，但他身上的多處刀傷痕跡依然很清晰。孫世朝說，因為沒有錢再住院了，只好早早出院。
記者查看了孫世朝在濮陽縣人民醫院骨外科的住院病歷，病歷上說孫世朝身上有5處刀傷，最短的刀口是7厘米，最長的達19厘米。診斷為：左前臂刀傷，左橈骨開放性骨折，伸肌群斷裂，右髕骨開放性骨折，右膝刀傷，右外側半月板損傷，此外還有兩處刀傷和一處骨折。
「知道凶手有多狠了吧！」孫世朝說著就流下了眼淚。
「2005年1月24日凌晨1時左右，當時我還沒睡，躺在床上看電視。在事發前幾分鐘，我聽到門外一陣狗叫，也沒在意。過了一會，門被踹開了，隨即擁進十來個人，手持刀棍對我一陣亂打亂砍。當時我的妻子被驚醒，有人揪住她的頭髮，打了幾拳，然後摁在地上，讓她不要動不要喊。我的左臂當時被刀砍斷，右腿膝蓋處砍了一刀，骨頭被砍掉一塊，右腳後跟被削掉半截，左腿砍了兩刀，身上被亂棍打得青紫，頭上也打破一個口子。」
在孫還城村，記者採訪了幾名村民，他們面對採訪起初很猶豫，當記者表示為他們保密後，他們才告訴記者：「孫世朝是個『舉報專家』。村裡哪一家沒有因為他的舉報而收到過退回來的亂收的費用？從內心裏，誰不感謝他？出事後，我們到他家去，看見床下血流滿地，床上被子上都被鮮血浸透。看到那種慘狀，當時就有人差點暈倒，有的還失聲痛哭。」
舉報，是他的「專長」
一些村民告訴記者，孫世朝的「特殊身份」，可能是他遭到砍傷的原因。孫世朝是遠近聞名的「舉報專家」，只要他舉報，幾乎每次都會成功。
孫世朝給記者講述了他的一些舉報事例：
2001年我們村進行農網改造，改造前已向每戶收取了200元錢，5月份電改完畢後，村幹部又向群眾加收了70元。我後來找到了相關部門下發的文件，並向省電力公司諮詢，知道上級規定只收190元。於是我找村幹部講理，迫於群眾的壓力，村幹部拿出了電改的全部單據。我這才發現，電改中，僅僅10天內，他們在村小賣鋪吃去2000多元。有了證據後，我打電話向省有關單位舉報，又拿著材料向市電業局進行反映。市電業局領導辦事非常認真，使這件事情在很短時間內得到了處理，交了270元錢的群眾每人退了13元錢，儘管退的不多，但總算退了一部分。兩個村幹部因此事而辭職。
2003年，省裡規定，必須向農戶發放「明白卡」，並且農民的稅費負擔不得超過前年，還規定必須向農民開出正式收據。三項規定我們村都沒有照辦，「明白卡」被壓在了村委會。我又向市財政局進行了反映，市財政局農稅局宋局長親自來我們村暗訪，使事情得到了部分解決。
2003年9月份，縣有關部門組織民工去新疆摘棉花，我們鎮去了200人。根據協議，民工生活費每人每月不超過90元，事後統一扣除。摘棉花兩個月，本應扣除生活費180元，但有關部門結算時，每人扣了三四百元不等，我去縣裡有關部門討說法，在城裡住了兩天，最後最多的每人退了多扣費用200多元。
2003年秋季，我們這裡發生了澇災，莊稼幾乎絕收。我從電視上看到省裡籌集6億多元救災款。我找到一位村幹部，問政策落實到我們這裡沒有。村幹部說，每人3塊錢，但鎮裡沒給，已抵挖河集資款了。我知道賑災款任何人不得挪用，又問他開倉借糧的事為何不向群眾公布，他支支吾吾。在2004年收農業稅時，我向市財政局等單位舉報了此事，很快得到瞭解決，每畝地退給農民1.6元錢。
針對孫世朝談到的上述情況，記者採訪了涉及的部分部門和相關群眾。
濮陽市電業局紀檢委副書記王殿安是當年調查孫還城村反映的電業方面問題的負責人。他告訴記者，2002年初《河南日報》以「來信照登」的形式刊發了舉報人反映的問題，省電業部門非常重視，讓濮陽市電業局落實此事。他們組成調查組調查後發現，農網改造高出的費用主要高在了村裡吃飯上。調查組隨即向省裡匯報並向當地政府進行了通報，後來退還了群眾部分費用。
濮陽市財政局的一位領導對孫世朝反映的問題曾在孫還城村進行了暗訪。暗訪後，這位領導還找到了孫世朝本人，和鎮領導進行了座談，最終把問題解決了。
一位姓孫的當時的村幹部告訴記者，赴新疆摘棉花農民生活費被多扣後，經過孫世朝的反映，縣裡有關部門確實把多扣的錢退了。「有人曾塞錢給我」
孫世朝說：「有人曾塞錢給我，想讓我『就此為止』。」談到此事，他滿面羞愧，因為他收下了錢－－雖然他收錢是因為有種種隱憂。「這些錢我一直沒有動，準備在沒有隱憂時再上交。被砍傷後，因家裡實在湊不齊醫療費才動用了這些錢，這是我的恥辱！」
孫世朝告訴記者：「2003年秋天，我舉報一所小學不按一費制收費，而且還向學生收取試卷費、向學生銷售盜版讀物一事，縣有關部門雖然對此進行了查處，但結果僅僅是每名學生退了5毛錢。查處盜版讀物時，學校竟然事先得知消息，讓學生把違規讀物全部交上去藏起來。每次檢查，這所學校的老師都事先安排讓學生說假話。明明交了120元，卻讓學生說交了80元。
主管這所學校的一位教育部門的領導和校領導可能聽說是我舉報的，找到我家，硬拉我到鎮上去吃飯，並講了一大堆難處。我的孩子也在上學，我恐怕對孩子造成不利影響，就沒敢深究下去。誰料第二年有兩所學校還是不按國家規定的標準收費，違規金額超出近一倍，還向小學升初中的學生違規收取了15元的報名費。在2004年收麥的時候，我舉報後，市電臺曝了光，但最終還是沒有退還學生一分錢。今年，還是不按一費制收費，嚴重加重了學生家長負擔。
市電臺曝光後，上次找我的那倆人又把我拉進了飯店，讓我就此為止，並硬塞給我900元錢。我不敢不接－－我擔心有人會刁難我的孩子。這些錢是昧心的錢，我一直為此深感不安和愧疚。」
「舉報專家」愛記日記
記者採訪到的村民之所以稱孫世朝為「專家」，是因為孫世朝的舉報成功率很高。記者瞭解到，為了舉報成功，他處處留意查找、學習、記錄有關政策和法律法規，他還養成了記日記的習慣。他把厚厚一本日記稱作「舉報日記」。
如果不是親眼所見，很難想像這些端莊、瀟灑的鋼筆字體出自一位初中畢業的農民之手－－孫世朝上學時喜歡美術，畢業後曾經有一段時間靠刻字、裝潢為生。
「舉報日記」後面的通訊錄裡，有孫世朝多年來蒐集的近百個政府部門的電話以及新聞媒體的新聞熱線號碼、記者的聯繫方式。這是他的舉報途徑。
在「舉報日記」的開篇，他寫道：見義勇為、扶正祛邪，歷來就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然而，時至今日這種美德好像消失了，有人頭腦變得麻木了，人心變得冷漠了……今生今世，我將以百姓的利益為重，不為功名利祿，正人必先正己，己身正說話才有份量……為農民討回應得的公道，己身正，難道我還怕什麼嗎？
孫世朝經常在「舉報日記」中總結自己。
2003年12月8日的日記寫道：「今天我非常高興，打電話從×書記口中得知去新疆摘棉花人員的生活費將退回來一部分。雖然往來奔波非常辛苦，自己也花了一些錢，但取得了一些成果。經過我和其他人的共同努力，畢竟替許多摘花工討回了公道，也挽回了一定損失……」
2003年12月12日的日記寫道：「今日我非常高興，晚上喝了兩次酒。老百姓去新疆摘花每人退了一百多塊錢，最多的退了兩百多塊錢。雖然自己吃點虧，但換來大家都快樂、滿意，自己還有什麼可抱怨的呢？今後希望大家都能覺醒，敢於為自己討公道……」
2004年6月19日的日記寫道：「昨天晚上，村幹部×××到我家詢問去年減免農業稅的事。我們就村裡存在的問題和村子未來的發展談了很多。最後我提出就國家退稅一事在廣播上公布並且在前後街各貼一張公告……此事在日後召開的全體村民大會上將會有一定的結論，希望村幹部能知過改過，引以為戒。」
「舉報日記」直斥冷漠官員
孫世朝在日記裡記載了他對不少素質高、作風硬、效率高的政府官員由衷的讚嘆，也有不少官員被他斥責－－儘管孫世朝常常能夠舉報成功，舉報之路卻並非一帆風順，一些冷漠的官員和低下的辦事效率讓他憤憤不平：
2004年5月26日的日記寫道：「今天我向一部門投訴小學升初中收取報名費一事，一位姓劉的同志接了電話，並明確表示這是亂收費，並可能在下一星期查處。今天為了這些，4次通過114查號臺查有關部門的號碼，另外又打了十幾個電話，沒有一個人能給予合理明確的答覆，這種辦事態度和效率難道不也是一種可怕甚至可惡的現像嗎？」
2004年7月28日的日記寫道：「……打電話到縣× ×局，他們不但不告訴老百姓應該得到多少錢，反而說什麼你告到市裡、你告到國務院去更好。作為一個幹部，人民的公僕，說這樣的話你們就不感到羞愧嗎？古代的官吏尚知『上分君憂，下解民困』，『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請問冷漠的幹部，不為百姓辦事的官，當著有什麼意思呢？不過一個官架子而已吧！」
2004年8月2日的日記寫道：「不少幹部我是得罪了……通過一些事情，我明白了老百姓為什麼有些事情敢怒而不敢言，實在是壓力太大，個別不作為的幹部好像一座無形的高山，看上去無法撼動……以後我該怎麼做還要怎麼做，不管頭上的山有多高多險，只要自己堅持正義，問心無愧，我看不作為幹部的那座山早晚會灰飛煙滅，土崩瓦解。早晚會有這一天的。」
「我不是『神經蛋』」
有村民告訴記者，雖然大家都知道孫世朝是在為群眾幹好事，但在「分享成果」的同時，還是有個別人說他是「神經蛋」，甚至說他「不務正業」，「這也難怪，現在誰不忙著發家致富呢？」
採訪中，有一個問題縈繞在記者心頭：世俗地看，孫世朝是一個精明的農村青年，而且又有一手刻字、裝潢的手藝，致富對他來講應該不是問題。從孫世朝的日記來看，幾年來，他把相當多的精力投入到舉報當中去，而且，他為此花費了不少電話費、交通費，他的三口之家靠什麼生活呢？
當記者把問題提出之後，孫世朝的妻子張愛民的眼圈紅了，長長地嘆息過後，她說：「以前他在鎮上做刻字，為一些單位製作宣傳板報的裝潢生意，還能有些收入。後來電腦刻字普及後，生意就做不下去了。他又到北京、濮陽市等地方為裝修公司打工，也能有些收入。然而，這幾年他就沒好好掙過錢，出去打工也少了，後來我才發現他在干舉報的事。因為這，俺倆成天吵架，人家都想法掙錢哩，你操這個心幹啥？他好多事都瞞著我和公公，因為他怕我吵他。跑這事兒他不讓老百姓掏錢，還要自己貼錢，村裡人當然都知道他的好，你想啊，光摘棉花的事兒每個人都退了恁多錢！可人家說聲『好』你能當飯吃嗎？」
孫世朝聽罷妻子的話，淚水打濕了蓋著的被子，他哽嚥著說：「她跟著我……受罪了，也擔驚受怕了……她對家的貢獻比我大，她去外地摘棉花、去打工掙錢……我不是神經蛋，我愛老婆孩子，愛父母……」
在孫世朝的日記裡，有幾處寫到了他對妻子的愧疚、深情。2004年11月9日，妻子去新疆摘棉花期間，他在日記裡寫道：「思妻念子，讓人牽腸挂肚……今晚妻子要到家，深秋雨寒，不知需不需要接她去……夜沉沉念子意更濃，雨瀝瀝思妻情亦切。」記者把這些內容念給張愛民聽，她摀住了臉，淚水從指縫中流出。許久，她倒出一把藥丸遞給丈夫：「該吃藥了……」
「誰砍他誰是俺的敵人」
孫世朝堅持認為是有人對他進行報復，把他幾年來舉報的情況、懷疑到的對象告訴了警方。記者採訪到的村民也說，肯定是因為舉報的事得罪了人，「他懂得太多了，懂得政策、法律，他把這些知識都用到給大傢伙爭權益上了。叫俺看，他是個大英雄！誰砍他，就是俺的敵人」！
2月23日，記者採訪了負責孫世朝案偵破的濮陽縣公安局刑警大隊8中隊中隊長石紅傑。他告訴記者，公安局接到報警後非常重視此案，大隊領導親自出了現場。他說，行凶報復有可能。孫世朝本身好舉報不正之風，得罪的人比較多，排查涉及的面比較大。如果是行凶報復的話，雇凶的可能不能排除。針對孫世朝反映的幾名重點嫌疑人，警方採取了控制措施，但經初步調查，因為這幾人沒有作案時間，只好放了。他最後說，警方當然希望能夠盡快破案。
3月8日，記者撥通了石紅傑的手機，他告訴記者，孫世朝案的偵破仍未有大的進展，現在很多警力投入到新發生的一個案件中。
孫世朝的父親孫志寬說：「明知道他做的是好事，也不想讓他干了。我嫌他管得寬，管得多。他出事後，他的母親哭了好多天，哭成了肺炎，又花了好多錢。」孫志寬拿出了一個賬單，「世朝出事後，為了治傷，到2月20日他共向18家親戚、鄰居借了9800元錢，這還不包括我借來的錢。」
「還是恨我的人少，感謝我的人多。我出事後不是有好多人提著雞蛋來看望我嗎？」孫世朝對父親說。父親一時無話。
大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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