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紫陽先生逝世後，今年的2月1日，北京大學的十幾位研究生發表了一份《清明節天安門廣場公祭趙紫陽致全國大學生的公開信》，呼籲全國大學生，在清明時節到天安門廣場，悼念趙紫陽先生，他們希望得到支持和聲援。
中國山東大學孫文廣教授近日建議國內人士「四五」清明悼紫陽，穿黑衣上街，或者到人民英雄紀念碑前轉一轉，他認為這種寄託哀思的辦法，既簡單可行，風險又小。他甚至寫信要求「人大」把「四五」定為國家公共假日，為悼念先人提供方便。
孫文廣教授撰文寫道：「清明紀念先人、英烈，是正義的行動，很有意義。凡是有正義感、有良心的人，都會支持這種行動，會提供一些方便，貢獻一份心意。」
「利用清明時節，悼念自己心目中，爭民主、爭自由的英雄，不但今年可行，年年都可行，只要我們持之以恆，小水滴可變溪流，小溪可成大河。只要有信心，從小事做起，表達民意，日積月累，集腋成裘，終能成就中國自由、民主的大業。 」
據悉，全球「悼念紫陽告別中共」也將有相應的活動。澳洲30多華人社團聯合在海外率先發起舉行「潔白的哀思」活動的倡議，倡議每人佩戴一朵白花、或圍一條白色的紗巾、或披一件白色的外衣、或穿一雙白鞋、一雙白襪、或背一個白包、或將白花繫在樹枝上，來緬懷被中共非法囚禁十五年至死的趙紫陽和中共暴政下死於非命的八千萬受難者。 「潔白的哀思」籌委會還在四五清明前的週日（四月二日）在悉尼市中心的唐人街以「悼念死難同胞 退出中共惡黨」為主題舉行大型的集會。
下面是採訪北京民主、民運人士摘錄：
政府無理智 李海被「逼上樑山」
記者：李海先生，您好。聽說北京大批民主、民運人士近日被限制人身自由。
李海：是的。據我所知，大概都是這樣的。據警察跟我講，大概從3月26日到4月15日之間，大批民主人士都將被限制人身自由。
記者：您現在是被軟禁在家嗎？
李海：是的。我本來是不想出去的，出獄後想休整一段時間，但是這些事情他們總找上門來，我不得不做出反應。本來這次事情，我不想去，我也明確跟他們說我沒有這個打算，但他們還這麼幹。不知道他們怎麼回事，恐懼到了極點，沒有理智。我整個3月份，只有6天是自由的，其它時間都被軟禁，比一般的拘留還厲害。我非常反感，這個事過去後，我不得不做些事。
記者：聽起來像是被「逼上樑山」一樣？
李海：是的，我本來想休整一段時間的，但是他們做得實在太不像話了，任何緩衝的餘地都沒有。
記者：他們是不是逢年過節的都這麼做呢？
李海：是的。一年至少有100多天都是這樣的。他們這麼搞，我覺得非常反常，沒有任何原因，任何有正常意識的政府都不會這麼做，什麼都不管，凡是名單上的人，都看管起來。
王國齊無家可歸 呼籲爭取生存自由
記者打過去電話的時候，王國齊正和警察在一起。
記者：王先生，您好，您還好嗎？現在在這裡？
王國齊：他們跟著我呢。
記者：那您要不要躲一躲？
王國齊：躲不了，那哪能躲得了。清明節快到了，他們限制我們的自由，我住的地方都沒有了，他們干擾我的正常生活。房子被剝奪了，當局壓迫房東來攆我走，沒有房子了。他們現在正準備和海淀警方交接。一開始是海淀警方抓我，後來轉給朝陽警方，現在又要轉回海淀警方。
記者：他們沒說什麼時候放人嗎？
王國齊：很難講，現在還不知道呢。我們需要獲得自由，不要讓他們干預我們。我連住處都沒有，他們還在干預，我自己找個住處他們都干預，這是極不人道的。
記者：隨便就抓人，他們沒有說理由嗎？
王國齊：沒有。沒辦法。希望你們多呼籲呼籲，多做做工作。
記者：好的，我們會把消息傳出去。
王國齊：謝謝你們。我們希望讓大家知道，在任何時候我們都要有自己的生存權利、生活空間，不要讓人限制我們自己的生存權利。我們連人身自由都沒有了，還談什麼其它的呢？
龐梅清：執法部門犯法 決策層肆無忌憚
記者：龐先生，您好。聽說現在很多朋友都被限制自由了。
龐梅清：我也一樣啊，關在家裡，出不了門。我們都是一個階級的。
記者：什麼時候開始關的呢？
龐梅清：跟齊智勇一天，30號。
記者：什麼時候解除呢。
龐梅清：至少得過了清明吧。
記者：他們沒有說理由嗎？
龐梅清：他們需要理由嗎？我們不是生活在一個人的環境裡，所以就不能推理，不講法，不講理。很悲慘，我們生活在一個不適合人生活的社會裏。
記者：聽說有些朋友倡議清明節悼念趙紫陽先生？
龐梅清：不可能了。都被關了。有什麼可說的呢？一個強權的殘暴，在這個環境中，所有旁觀者的冷漠，還有國際社會上有些政權的見利忘義，向邪惡妥協，最後變成了邪惡的一部分。
記者：北京總體情況怎麼樣？哪些人都被限制自由了呢？
龐梅清：上訪的，法輪功的，都跟我們差不多的命運。只是規格不一樣，有些被警察看著，有的被特別「關照」，有的被街道幹部管理經常談話，還有的不出聲音的，基本上都在被監控中。只要有反應，立刻就要升一個「檔次」，管理很嚴格的，我們是重點被控人員。
他們以盡量安撫為主，必要的時候採取強制措施，實際上是很赤裸裸的暴力。我們都是守法公民，他們明顯地是在違背人權、違背憲法，這個過程是由執法部門實施的，還不是拐彎，最流氓的表現就是威脅，而且確實是這樣干的。
中國社會的黑社會化就是這樣的，如果你極力不合作的話，可能因為什麼事，就跟街痞子流氓打起來了，這是他們告訴我的，我說我不上街，不上街也有事，也得出去，出去就沒好。這就是他們的最後一招，這應該是下邊人想出來的招，那決策層的招應該更蠻橫狠毒，更肆無忌憚。
(大紀元記者辛菲採訪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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