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人，就是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
每一個歷史人物，在其一生中，都是有幾件事情來奠定他的地位。僧格林沁一生戎馬生涯，先後與太平軍、英法聯軍、捻軍作戰，大小戰鬥數百次，有輸有贏。而最能體現他一生事業的，是三件事：消滅太平天國北伐軍，在大沽口擊敗英法聯軍艦隊，還有重創山東直隸一代的捻軍。
如按教科書的說法，僧格林沁抗擊外來侵略是有功，鎮壓農民起義是有過，他的一生可以是功過三七開。不過，純粹的歷史和中國的教科書總是差距驚人，瞭解一些歷史的人，都會對教科書嗤之以鼻，因此，教科書的評價，算不得數。這個一生與打仗有不解之緣的蒙古親王身上，仍有很多值得後人琢磨玩味的東西。
從破落貴族到「最被恩眷」
按《清史稿》的記載，僧格林沁為博爾濟吉特家族成員，這個家族也可稱為勃爾只斤家族，是蒙古人的黃金家族，成吉思汗的後裔。在清朝，也是蒙古貴族中最為顯赫得一支，他們與滿清皇族愛新覺羅家族世代聯姻，皇后妃子層出不窮，著名的孝莊太后就是這個家族女人中的佼佼者。按《蒙古世系》的記載推算，僧格林沁是成吉思汗之弟哈薩爾第二十六世孫。但他的少年時代，卻並不顯赫，俗話說，宰相家裡也有幾門窮親戚，博爾濟吉特家族非常龐大，隨著時間推移，便會有分支衰落下去。
清嘉慶十六年（1811年）六月五日，僧格林沁出生在科爾沁左翼後旗哈日額日格蘇木（蘇木，即鄉）百興圖嘎查（嘎查，即村）一個四等臺吉家庭。家種雖是貴族，但早已敗落，只比赤貧稍好一點。幼年的僧格林沁曾隨父親布和德力格爾為富人放牧。但畢竟是貴族，還可以接受教育，12歲時，他被送到昌圖老城文昌宮讀書。
一個人如要成就一番事業，除了本身的素質與勤勉之外，還要有很好的運氣，僧格林沁出身雖好，但畢竟家道中落，能夠承襲一個卑微的爵位，聊以渡過一生，原本是他的命運。然而，由於他的生父早逝，而家族族長索特納木多布齋郡王雖然娶了嘉慶皇帝的女兒，但卻是生不下一男半女，便將他過繼過來作為養子。如果僅僅是這樣，也不過是比以前的命運稍好一些，作為養子的身份，只能延續郡王家的香火，卻是斷然不能承襲郡王王位的。可命運之神又一次眷顧了他，由於郡王無後，便要從家族的第二代中選出繼承人，這個工作，郡王自己是不能來做的，而要由大清皇帝來指認。道光皇帝在看過所有的候選人之後，獨獨看中了僧格林沁。《清史稿》上說，選中是因為他「儀錶非常」，可能是道光皇帝自己長的尖嘴猴腮，儀錶不雅，所以非常看重長相魁梧雄壯的人。僧格林沁於是就這麼成了科爾沁札薩克多羅郡王。從被人歧視的窮小子和寄人籬下的養子，一下子就成了統馭科爾沁的郡王，僧格林沁怎麼不會感激涕零？他日後無論遭受什麼打擊，都全心全意地為皇上效勞，根子，就要從這裡來找了。
在當上郡王的同年，僧格林沁開始了官運亨通的仕途。十二月，奉命御行前走，賞戴三眼花翎。道光六年（1826年），賞用朱韁。道光九年（1829年），賞穿黃馬褂。同年二月，命管上虞備用處事。九月，命管火器營事。道光十四年（1834年），授御前大臣、正白旗領侍衛內大臣。九月，為後扈大臣。道光十五年（1835年）正月，署鑲紅旗蒙古都統。二月，充諳達（督領侍）管虎槍營事。七月，命總理行營。十二月，為閱兵大臣。道光十六年（1836年），授鑲白旗滿洲都統。道光十七年（1837年），賞用黃韁。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九月，為正黃旗滿洲都統。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充右翼監督，署正藍旗滿洲都統。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二月，為鑲黃旗領侍衛內大臣。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五月，為正白旗領侍衛內大臣。道光三十年（1850年），為鑲黃旗蒙古都統。
這樣的寵幸，在蒙古親王當中也是極為少見的，從14歲到39歲，僧格林沁就一直在不停的加官進爵，皇帝對他的信任也是與日俱增，史載「出入禁闈，最被恩眷」。驕傲與蠻橫，在這個順風順水的年輕郡王心中，也逐漸的滋生起來，除了皇上，他是誰也不放在眼裡了。
道光三十年（1850年）九月，僧格林沁受命往密雲縣剿匪，授左翼監督。這是他第一次真刀真槍的指揮戰鬥，他表現得很好，很快便平定了匪患。十二月，道光皇帝嘉獎僧格林沁清除匪患之功，賞四團正龍補服並准予穿用。道光皇帝駕崩時，僧格林沁理所當然的成為顧命大臣之一。
新繼位的咸豐皇帝，對於僧格林沁也是寵信有加，咸豐元年（1851年），任命他為御前大臣，署鑾儀衛事。咸豐二年（1852年），主持道光皇帝帝梓宮遷葬，因為恭謹從事，賞加三級。咸豐三年（1853年）五月，受命督辦京城巡防，任參贊大臣。
此時，太平天國已定都天京，並派林鳳翔、李開芳兩員驍將率領兩萬精銳北伐。僧格林沁受命統領健銳營、外火器營、兩翼前鋒營、八旗護軍營、巡扑五營及察哈爾各官兵，並哲裡木、卓索圖、昭烏達蒙古諸王勁旅出京。九月，設防紫荊關。
僧格林沁的第一個大挑戰來臨了。
全殲太平天國北伐軍
農民起義，對於中國的朝代更替，有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是，如果說，農民起義就代表著進步和先進，卻絕對是大謬不然。歷史上的農民起義，很多比王朝統治著更凶殘、愚昧，更具破壞力。太平天國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太平天國的剛剛起事時，自然是為了反抗清政府的壓迫，而他們所實行的政策，和上層的所作所為，卻是更為荒唐、落後、腐敗，對於中國的經濟、文化的破壞更為嚴重。林鳳翔、李開芳兩人雖都是血性漢子，但因為他們主子洪秀全的所作所為，對於他們的鎮壓也就很難說是逆歷史潮流而動了。
自然，僧格林沁不會想到這些，他只知道食君之祿，忠君之事，你們這些邪教竟敢犯上作亂，本王便饒你們不得！咸豐三年十月底，太平軍北伐軍突然東克靜海、獨流，前鋒抵達天津西南數十里的楊柳青，清政府大為震動，亂成一團，京城的達官顯貴紛紛外逃，大清江山似乎有著搖搖欲墜的徵兆。僧格林沁的身上的擔子委實不輕。
僧格林沁骨子裡的勇悍之氣顯露了出來，率領自己的蒙古馬隊會同欽差大臣勝保設防於天津外圍，在天津南王慶坨與北伐軍開戰，面對著百戰百勝得太平軍，僧格林沁親自帶隊衝鋒，使得士氣大振。孤軍深入的太平軍後援不濟，南方戰士又難以適應北方的嚴寒，經過三個月交戰，北伐軍損失慘重，退到連鎮一帶。咸豐帝賜僧格林沁「湍多羅巴圖魯」稱號。
咸豐四年（1854年），僧格林沁乘北伐軍無援南撤之機，由防禦轉任反攻，率兵尾隨追擊至河北東光縣連鎮，在連鎮周圍四十里筑牆挖壕，並引運河水灌入鎮中，圍攻達十一個月之久。咸豐五年（1855年）正月，咸豐帝加封僧格林沁為博多勒噶臺親王，賞朝珠一盤、四團龍補褂一件。三月，僧格林沁攻陷連鎮，北伐軍主將林鳳祥被俘就義。四月，咸豐皇帝下詔僧格林沁德親王爵位世襲罔替，俸銀加倍。隨即他又移師圍攻山東高唐州另一支北伐軍。北伐軍將領李開芳率八百餘騎退守茬平縣馮官屯，僧格林沁督萬餘人圍攻，又用老辦法引陡駭河水灌屯。五月，馮官屯失陷，李開芳突圍被俘，被僧格林沁解送北京殺害。
歷時二年之久的太平天國北伐戰事至此全部結束，太平天國北伐軍全軍覆沒。僧格林沁也獲得了無以復加的殊榮，他鎮壓太平軍雖難以對錯論之，可他在戰鬥中表現出來的殘忍，也委實難以讓人接受，在這段歷史上，他與「曾剃頭」曾國藩被合稱為「南曾北僧」。
勇悍與愚昧－－抗擊英法聯軍
太平天國的北伐剛剛平定，咸豐六年（1856年），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
此次戰爭的爆發，起因有四，即亞羅號事件、馬神父事件、外人入城問題、續修條約問題。亞羅號事件完全是英國人無理取鬧，中國無有責任。馬神父事件是一筆糊塗賬，這位馬賴神甫到底有什麼犯法之事，至今也沒有記載發現，如果按《黃埔條約》所定的條款，馬賴在規定地點以外傳教，是違反了條例，但絕對罪不致死，連殺死他的廣西西林代理知縣張鳴鳳也不敢明目張膽的承認，可見中國實在理虧。
引發這次戰爭的根本原因是後兩條：一是英國政府要求清政府忠實履行《江寧條約》的規定，其中重要一點是讓英國官員和商人可以自由進入廣州城。而廣州官民一再阻撓，這就完全是中國當時的愚昧所致，時人有載「英人初志在得入城見大吏，藉以通隔閡、馭商民，乃粵民一激再激，葉相(葉名琛)復一誤再誤，使拱手而有粵城……益知中國易與，遂糾法、俄、美三國兵船北上，駛入大沽，阻我海運，立約而還……粵民激於前此大府議和之憤，萬眾一辭，牢不可破，必阻其入城一事以為快，屢請屢拒，紛紜者二十年，而大沽之失，天津之約，皆成於此，由今觀之，甚無謂也。」
二是《望廈條約》規定：「所有貿易及海面各款恐不無稍有變通之處，應俟十二年後，兩國派員公平酌辦。」 《黃埔條約》亦規定：「若有應行更易章程條款之處……核計滿十二年之數，方可與中國再行籌議。」修改有關的通商條款，本屬平常外交事務，清政府一再拖延，致使矛盾激化。
在當時來說，中國對於英法兩國，是絕對的弱國，再加上國內有太平天國之亂，「國家內匪未淨，外患再起，徵調既難，軍餉不易」（《籌辦夷務始末》卷27），就更沒有力量裝橫，應當暫時委曲求全，實行「外需和戎，內需變法」，等自己實力壯大了，再做計較不遲。可妄自尊大的咸豐皇帝卻是一再的激怒列強。終於，咸豐八年（1858年），英法聯軍進攻大沽口，直隸總督譚廷祥及托明阿防守天津大沽海口戰敗，清廷英國代表簽署《天津條約》。僧格林沁得知後，向咸豐帝奏請，堅決要求撤回談判代表，主張調用全國之兵員，傾全國之糧食，整頓軍隊，進行徹底抗戰。被打怕的咸豐皇帝沒有採納他的意見，但為了防止英法聯軍的進一步行動，咸豐九年（1859年），咸豐帝命僧格林沁至天津督辦大沽口和京東防務。僧格林沁修城安炮，構筑營壘，增設水師，整頓民團，籌餉制械，使天津防務加強，兵勢大振。為了守住要塞，又將原大沽口一千六百餘名陸兵增至三千名，並抽調馬隊五千名增援，同時還在大沽口南北岸各重建炮臺三座，做好作戰各項準備。
咸豐九年（1859年）6月，英法新任駐華公使普魯士、布爾布隆率領所謂換約艦隊從上海沿水路北上，艦隊由一艘巡洋艦和13只炮艇組成，這原本只是例行外交規程，沒有什麼問題。可是，咸豐皇帝可能認為防備已經齊備，又犯起混來，決定在一定條件下，可以讓官兵假扮鄉勇襲擊洋人。僧格林沁自然會忠實執行這個自己也深以為然的命令。
當時在僧格林沁幕下的郭嵩燾在日記中留下這樣的記錄：「1859年4月10日「怡親王至營……言奉旨密商一語：如夷人入口不依規矩，可悄悄擊之，只說是鄉勇，不是官兵。予曰：凡事須是名正言順，須緩緩商之。怡邸憒憒可笑。僧邸商酌再三，欲令其由北塘入口，繞道至天津…… 辯論再三始定局，附片奏明。」「夷禍成於僧邸之誘擊。去歲之役，先後奉詔旨十餘，飭令迎出攔江沙外曉諭。洎夷船入內河九日，僧邸不一遣使往諭。去衣冠自稱鄉勇，薄而擊之。僕陳諫再四，又慮語言不能通曉，兩上書力爭。」
6月16日，英法軍艦到達大沽口，6月22日，僧格林沁奉命照會英、法公使，指定他們由大沽海口北15千米北塘登陸，進京換約，並不准他們隨帶兵船武器上岸。本是第一次大沽之戰的戰勝國的英法兩國，自然不會按照戰敗國的要求，表現的極為無理。25日早晨，英法兩國公使又接到了直隸總督恆福的照會，可這個時候，僧格林沁軍事行動已經開始。
根據僧格林沁所呈的奏折稱：「二十五日辰刻，該夷火輪船十餘隻，排鐵戧列口門外，又傍南岸炮台下，駛入火輪船三隻，直逼鐵戧。旁以數人鳧水，用絲繩系鐵戧前往，而引其端於該夷船尾，另以一船輪迴曳之，一二時之久，拉倒鐵戧共十餘架。其排列多船皆豎紅旗，立意尋釁用武，驕悖情形，實難容恕……該夷即開炮向我炮臺轟擊，我軍鬱怒多時，勢難禁遏，各營大小炮位環擊疊擊，擊損夷船多隻，不能行走。余船皆豎白旗，起定下駛，仍復繞至破船後，向炮臺轟擊，直至日夕，未能稍休，又有小杉板船二十餘隻，滿河游駛。其向後十餘隻，逕行攏泊南炮臺河岸，該夷步隊一併上岸排列濠牆以外。當即加派抬槍、鳥槍各隊前往策應，連環轟擊，該夷不敢徑越濠溝，均向葦地藏伏，暗施鳥槍，似此凶悍，實堪髮指!奴才等惟有督率軍士，竭力防堵，以冀上申國威，下抒民望。」
「上申國威，下抒民望」，多麼讓人熱血沸騰的口號，而戰果，也確實輝煌，打沉敵艦5只，打傷6只，打死打傷英國侵略軍1578人，生擒2名，法軍死傷14人。從第一次鴉片戰爭開始至今，中國何嘗有過這樣的勝利？僧格林沁也確實盡到了一個前線指揮官所應該盡的責任，指揮相當有方。直隸總督恆福在戰後上奏清廷說：「僧格林沁自上年奉旨辦理海防以來，晝夜辛勤，殫誠竭慮。今年正月又親至海口駐紮。與士卒誓同甘苦，風雨無間，勞瘁至今，其忠勇樸誠，實為奴才所不及。」咸豐皇帝對於僧格林沁和鎮守大沽口的官兵們都大加封賞，一片皆大歡喜。
然而，咸豐皇帝或許忘了，他命令僧格林沁「悄悄擊之」並取得大獲全勝的，並不是真正的作戰部隊，而僅僅是護送倆過公使的武裝人員而已。雖有英法公使的傲慢無理為理由，但中國方面卻是先故意刁難兩國公使的進京路線，後又進行攻擊。如果是越南、朝鮮之類的藩國、弱國，自然不敢把天朝怎麼樣，但英國和法國是當時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強國，並都讓中國吃盡了苦頭，這樣的「上申國威，下抒民望」，痛快一時，則引來了後悔一世的大禍。
翌年，也就是1860年7月初，真正的遠征軍來了。英軍約18000人，法軍約7000人，由聯軍總司令格蘭特、孟班托率領始達上海。至7月中下旬，聯軍分別佔領煙臺、大連，完成了對渤海灣的封鎖。8月初，英法各種艦隊船隻173艘，陸續齊向天津大沽口逼近。
也許，僧格林沁這個時候，正興奮的摩拳擦掌，這回是真格的了！
慘敗，大沽口與八里橋
第一次鴉片戰爭的時候，英軍的主要單兵武器是兩種前膛燧發火槍：Brown Bess前膛燧發火槍和Baker前裝滑膛燧發火槍。前者準確性很差，後者雖然準確度高，但每發射一槍需要一分鐘左右的時間，而且兩者在雨天都會喪失相當的戰鬥力。使用的火炮，也大部分是前膛炮，只是使用的葡萄彈可以在發射出去後爆炸，比實心鐵彈威力要大。這樣的裝備，在面對使用鳥槍、抬槍、火銃以及大刀長矛的清軍的時候，仍然是以壓倒性優勢取得了勝利，常常以傷亡幾人、十幾人的代價，成建制的消滅幾百、上千的清軍。
而在20年後，英法聯軍使用的武器，已經基本是後膛槍和後膛炮，無論槍械性能，射擊精度、速度還是威力，與第一次鴉片戰爭時相比，已不可以道里計。而清軍的武器仍然是鳥槍、抬槍、火銃以及大刀長矛，這樣的戰爭，從開始時就已經沒有什麼懸念了。
從8 月1日英法聯軍陸戰隊約5000人登陸北塘(距大沽口3千米)佔領北塘鎮到8月21日直隸提督樂善戰死於大沽口北炮臺，不到一個月的戰鬥，雖然史書上有著不斷的「迎頭抵禦」、「斃賊多名」、「設法迎頭截擊」、「誓死守」的記載。洋人也有例如「韃靼人，帝國的最好的軍隊還想抵抗並寸土不讓地保衛領土」（德• 巴讚古《遠征中國和交趾支那》）；「在離開要塞三十五公里的地方，可以看到某個韃靼兵一個人忒操縱著這門大炮。這個勇敢的人把背貼在地上，鑽到大炮下面去，就這樣裝好炮彈，然後再爬起來開炮」（保爾•瓦蘭《征華記》）；「八月二十一日早晨開始炮擊(指敵軍炮擊大沽北岸炮臺)，韃靼守軍打得非常積極，非常勇敢，甚至在法軍深入炮臺內部後，他們還繼續進行抵抗」（拉沃勒《法國和中國》）的記載。然而，面對著「在炮臺內找到了……成千具韃靼人的屍體」（布隆代爾《1860年遠征中國記》）的結局，曾經認為「洋兵伎倆，我所深知，何足俱哉」的僧格林沁，也不得不承認「萬難守禦」，率全軍撤退。咸豐皇帝將他「奪三眼花翎，褫領侍衛內大臣及都統」。
這一仗，損兵折將，打得窩囊至極，僧格林沁自然是嚥不下這口氣的，他率領著蒙古馬隊七千、步兵萬餘名，從天津撤防退至通州(今北京通縣)八里橋一帶，打算和英法聯軍進行野戰，然而，這是的朝廷，卻要議和了。
8 月31日，咸豐帝急派大學士桂良為欽差大臣到達天津，會同直隸總督恆福向英、法侵略者談判乞和。9月7日，談判破裂，聯軍決計進犯北京。咸豐帝朱諭軍機大臣和王大臣綿愉、載垣、端華、肅順等人，表示與英法「決戰」，並提出了決戰時機「宜早不宜遲，趁秋冬之令，用我所長，制彼所短」（《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同時，諭令「所有通州一帶防剿事機「，統歸僧格林沁、瑞麟嚴密佈置「，「厚集兵力，以資攻剿」。不過，雖然想著決戰，但能夠「不戰而屈人之兵」，自然是「善之善者也」，所以，在命令僧格林沁等人嚴密備戰的同時，咸豐皇帝也改派怡親王載垣等到通州與英法談判。聯軍方派代表巴夏禮率領３９人參加，經過四天的反覆辯論，9月12日至9月14日的談判，事機尚為順利，對於巴夏禮、威妥瑪提出的咸豐八年所定條約（即《天津條約》）及桂良在津議定之續增條約八款一概允准的要求，載垣等奉咸豐「可許則許」的諭旨，除天津通商一條因桂良業已允許，難以反悔之外，其餘各條均同意一經額爾金到通，即行蓋印畫押，再行進京換約，但其所帶隊伍，必須悉駐張家灣以南五里外，不許再進一寸。此外，並未別有要求。不料在17日，巴夏禮又提出了英國使臣向清帝親遞國書的要求。載垣等認為「此事關係國體,萬難允許」，後雖然同意，但載恆指出：「按中國禮制，見皇帝必須跪拜。」巴夏禮說：「我非中國之臣，怎能解袍跪拜？」爭辯既久，相持不下。清政府接到談判通報後指示：「必須按中國禮節，跪拜如儀，方可許可。」巴夏禮拒不接受，揚長而去。於是，載垣等一面向咸豐皇帝報告，一面通知僧格林沁率兵在張家灣將巴夏禮一行人擒拿羈留。
這簡直是有一些可笑了，所有實際問題都已經答應，然而僅僅在禮節這些枝節問題上糾纏不清，有些典型的要面子不要裡子。僧格林沁本來就對英法聯軍恨之入骨，接到通知後，立即率部出動，截拿巴夏禮等英法人員39人。至此，通州談判全面破裂。扣押使節，莫說在國際公法上說不過去，即使是中國本土的規矩，也應該是「兩國交兵，不斬來使」，雖然有著咸豐皇帝的諭旨,明說：「巴夏禮、威妥瑪等系（該夷）謀主，聞明常亦暗隨在內，即著將各該夷及隨從等，羈留在通，毋令折回，以杜奸計，他日戰後議撫，再行放還。若不能羈禁巴夏禮等，令其全數回河西務，亦無不可，斷不准去留任意，有礙戰局。」也著實透著愚昧和野蠻。
被扣押了使節的英法聯軍開始在9月18日自天津北犯，是日中午，自河西務逼近張家灣附近，並向張家灣的清軍駐地發炮攻擊。各種火器都差的極遠的清軍很快敗退，按僧格林沁的說法，「至該夷於午刻馬步各隊進前扑犯，經我兵槍炮齊施，斃賊無數。正分撥馬隊抄擊，該夷火箭數百支齊發，馬匹驚駭回奔，衝動步隊，以致不能成列，紛紛後退」（《欽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奏英軍來扑迎擊失利退守八里橋折》），這一點，我總是想不明白，英法聯軍怎麼會用火箭來對付馬隊？莫非，英法聯軍也有弓箭手？
在清軍失利的形勢下，僧格林沁率部退「入八里橋，以扼赴京道路」，隨後，英法聯軍佔領了張家灣和通州城。
八里橋，東距通州八里，西距京城三十里，是通往北京的最後一道關口，再要失敗，北京必然要陷落。僧格林沁知道自己已經沒有退路了，他向皇上立下了誓言：「奴才等現在督帶官兵退八里橋以扼赴京道路。奴才等趕緊再振軍心，倘該夷由通(州)上犯，奴才等惟有與之以死相拼」（《欽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奏英軍來扑迎擊失利退守八里橋折》）。
9月21日凌晨4時，清軍由通州和張家灣、郭家墳一帶向八里橋推進。上午七時許，英法聯軍分東、西、南三路對八里橋守軍發起攻擊。僧格林沁命令蒙古騎兵衝殺，一部分騎兵一度衝到敵軍指揮部附近，距敵人四五十米遠的地方，短兵相接，激戰一時許，斃傷敵軍千餘人。隨後，由於南路法軍第二旅將大炮炮彈傾瀉在八里橋上，清軍遭到重大傷亡。但守軍與法軍第二旅在橋邊進行肉搏戰。僧格林沁親臨前線，指揮蒙古馬隊穿插於敵人的南路與西路之間，試圖分割敵軍的陣勢。爾後，由於勝保所部敗退，只是與西路敵軍進行激戰，因此，僧格林沁指揮蒙古馬隊分割敵人陣勢的計畫未能實現。但他仍然「騎著馬站在前面，揮舞著黃旗表示挑戰」 。（德•巴讚古《遠征中國和交趾支那》第2卷）
在外國人的記載中，八里橋的慘烈，讓人不忍卒讀。
「八里橋之役，中國軍隊以少有之勇敢迎頭痛擊聯軍。他們的軍隊是由兩萬五千名韃靼兵和為數眾多的民團所組成的……儘管他們呼喊前進，勇猛和反覆地衝殺，還是一開始就遭到慘敗!然而，他們頂住了使他慘遭傷亡的強壓火力……還是寧願一步不退，勇敢堅持，全體就地陣亡」。（吉拉爾《法蘭西和中國》）
「中國人和以勇氣鎮定著稱的韃靼人在戰鬥的最後階段表現得尤為出色……他們中沒有一個後退，全都以身殉職」。（保爾•瓦蘭《征華記》）
「橋口站著一個身材極為高大的韃靼人，他看起來像是總司令的旗手。他手執一面寫有黑字的大黃旗，並且把這面旗幟不時指向所有的方向。此乃僧王之旗，所有官長的眼睛都注視著它，因為它正向全體中國軍隊下達著命令……此刻，全軍精銳親自保衛的那座橋也業已堆滿屍體，然而這個韃靼人儘管已孑然一身，卻仍挺立在那裡，可能正在傳達僧王的最後命令。子彈、炮彈在他的周圍呼呼作響，飛嘯而過，而他卻依然鎮靜不動……霰彈把他擊倒在地，於是大旗也向一旁倒去，隨著它的旗桿而去的是一隻緊緊抓住它的痙攣的手……」。（德裡松伯爵《翻譯官手記》）
如果僧格林沁在這場戰鬥中戰死了，他的名字，將比現在更為響亮，一個親王，一個大清皇帝最為器重的蒙古貴族，率領3萬軍隊血戰侵略者的將領，如果死在戰場上，他的光環將耀眼無比。鎮壓太平軍的殘忍，攻擊英法公使船隊的愚蠢，都將是不值一提的。
可是，他沒有死，在他的軍隊已經傷亡過半的時候，他失去了戰死的勇氣，他率部撤退了。
隨著圓明園的衝天火光，咸豐皇帝對他的處分是「詔褫僧格林沁爵、職，仍留欽差大臣」，他奮鬥半生得來的東西，幾乎全部喪失了。
魂斷高樓寨
咸豐十年（1860年），直隸、山東及河間府一帶捻軍四起，此時清廷能夠打仗的將領基本上都在南方與太平天國作戰，無暇北上，在家閑居的僧格林沁，又有了重新出山的機會。九月，清廷恢復僧格林沁郡王爵，命其率一萬餘清軍赴山東與捻軍作戰，與武器相同的軍隊作戰，僧格林沁又找回了當年的自信。
同治元年（1862年），支持了西太后的僧格林沁被賞還博多勒噶臺親王爵，並被朝廷授權節制調遣直、魯、豫、鄂、皖五省兵馬。僧格林沁乘太平軍失守壽州、捻軍在皖北陷於孤立無援之機，率部由豫東入皖，與苗沛霖部團練一起對捻軍前後夾擊，次年春攻陷捻軍根據地雉河集，捕殺了捻軍首領張樂行，在鄂東霍山黑石流收降捻軍十幾萬人，並打散十幾萬人。
張樂行死後，余部活動於河南、湖北、陝西邊區，1863年5月張宗禹等在安徽桐城境與李秀成相會後,仍回至皖北。經過整編的新捻軍，為反擊僧格林沁的騎兵，便「易步為騎」，發展成為一支以騎兵為主的正規化部隊。而僧格林沁屢勝而驕，沒有重視新捻軍在軍隊素質及戰略、戰術上的變化，依然認為捻軍缺糧，繼續採用窮追不舍的戰術，致使僧格林沁被新捻軍引誘在河南、江蘇、山東等省千里平原上奔馳三個多月，軍需不濟，將士飢疲，作戰屢屢失利。
1864年12月初，僧格林沁親督翼長恆齡、成保及副都統常星阿等部進抵湖北棗陽，旋即而進。賴文光、張宗禹等選擇鄧州西南的唐坡，挖壕筑壘，部署兵力。12日，僧軍分左、中、右三路發動進攻。捻軍首先打敗敵右路步隊，然後從側後抄襲敵人的中、左兩路，大敗僧軍。1865年1月28日，捻軍經伊陽（今汝陽）返回魯山，僧格林沁又一路追到。捻軍誘敵過滍水（今沙河），然後回軍猛擊，並以馬隊從後抄襲。僧軍大恐，營總富克精阿、精色布庫等率部先逃。僧格林沁麾下翼長恆齡、營總保青、副都統舒倫保、營總常順等多人戰死。僧格林沁在總兵陳國瑞援救下，才得倖免。
魯山之戰後，捻軍經葉縣北走襄城、禹州，復經長葛，新鄭，轉入尉氏縣境。1865年2月11日，尾隨捻軍的僧格林沁到達尉氏縣城，捻軍已南下鄢陵。2月中下旬，捻軍由臨潁、郾城南下，攻西平，圍汝陽，僧格林沁只得於3月5日親督馬隊南下。捻軍見僧軍追來，便揮軍南下，進攻信陽州城南關。待敵軍到達信陽時，又舉旗北上，經確山、遂平、西平到達郾城，然後攻挾溝，入睢州境。3月29日，捻軍自河南考城進入山東境內。
在兩個多月的時間裏，僧格林沁尾隨捻軍之後窮追不舍，從豫西、豫中、豫東、豫南，一直追到山東，行程數千里，所部被拖得精疲力竭，「將士死亡者數百，軍中多怨言」。僧格林沁自己也「寢食俱廢，恆解鞍小憩道左，引火酒兩巨觥，輒上馬逐賊。」這樣的窮追不舍，即使是剛愎自用、性如烈火、求勝心切，恐怕也很難解釋，也許是已經54歲的僧格林沁實在是想趕快消滅捻軍，結束曠日持久的戰爭，然後再徹底的休息？總之，這個時候的僧格林沁，已經有一些失去理智了。
1865年4月初，捻軍進入山東，經曹縣、定陶、城武、嘉祥、汶上、寧陽進抵曲阜。僧軍仍在後緊追。捻軍北趨寧陽、東平，途中擊敗總兵範正坦部後，繼續北上東阿、平陰、肥城，然後轉頭南下寧陽、兗州、鄒縣、滕縣、嶧縣，經蘭山、郯城進入江蘇的贛榆、海州、沐陽。5月3日，又由邳州返回郯城，西走嶧縣，在臨城（今棗莊市西薛城）附近擊敗丁寶楨部後，北上寧陽、汶上。
5月10日過運河進至範縣（今河南範縣東）南面的羅家樓、濮州（今河南濮城）東南的箕山一帶，最後進至黃河水套地區。隱蔽在這裡的各地起義失散人員紛紛參軍，使捻軍人數眾達數萬。捻軍馳抵菏澤西北高樓寨地區，等待僧軍。而這時的僧軍已被捻軍拖得極度疲憊，僧格林沁本人也因幾十天不離馬鞍，疲勞得連馬韁都拿不住，只得用布帶拴在肩上馭馬，這樣還怎麼打仗？可僧格林沁不管這些，他的心腹愛將陳國瑞的勸誡，也被他否決，他彷彿是要執意求敗。
1865年5月17日，僧格林沁率軍追至高樓寨之南的解元集地區。18日中午，僧軍進至高樓寨，埋伏在高樓寨以北村莊、河堰、柳林中的捻軍一齊出擊。捻軍也分三路迎戰。西路鏖戰二小時左右，捻軍稍卻。適中路捻軍已將常星阿部擊潰，便支援西路捻軍向敵人發起反擊，將西路清軍殲滅。與此同時，東路捻軍也已將敵軍擊潰。在後督隊的僧格林沁只得率殘部退入高樓寨南面的一個荒圩，捻軍乘勝追擊，將該圩團團包圍，並在圩外挖掘長壕，防止僧軍突圍。當夜三更，僧格林沁率少數隨從冒死突圍，當逃至菏澤西北的吳家店時，被一捻軍戰士殺死在麥田，《清史稿》對他的死，寫的比較壯烈：「夜半突圍亂戰，昏黑不辨行，至吳家店，從騎半沒。僧格林沁抽佩刀當賊，馬蹶遇害。」
高樓寨一戰，僧格林沁以下7000餘人全部戰死，八旗軍的歷史徹底結束了，副都統成保奏稱：「我軍失利後，馬步兵勇收集無多。」（《平捻方略》）
僧格林沁死了，「事聞，兩宮震悼，詔嘉其忠勇性成，視國事如家事，飾終典禮視親王，從優議恤。命侍衛馳驛迎柩至京，上奉兩宮皇太后親奠，賜金治喪，祀昭忠祠，於立功地方建專祠，配享太廟，謚曰忠，預繪像紫光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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