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恩-約翰遜的《野草》一書是他在美國《華爾街日報》派駐北京記者時的工作採訪寫成的。書中描寫了三個真人真事，一個是有關一位鄉鎮政法幹部如何代表被迫多繳稅賦農民爭權益，向政府提起集體訴訟的故事； 另一個是有關一位年輕的建築設計師為被拆遷戶爭權保利的故事；第三個故事則描寫了一位婦女為了找到自己年邁母親，在被警察關押期間為什麼被打致死的原因，而不斷與政府抗爭的迭宕起伏。
約翰遜試圖通過三個普通中國公民的真實故事，折射出中國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到現在的巨大變化。約翰遜說：「但是中國同時讓人感到變化中的停滯感，中國在變化中存在停滯不前，是因為雖然中國經濟發展驚人，社會變化推陳出新，似乎什麼都在變化之中，但是記者眼中的根本問題並沒有什麼改變。換句話說，中國經濟雖然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但做為上層建築的政治體制卻相對是死水一潭。」
約翰遜認為，中國迄今十年的經濟和政治兩方面變化的不平衡，激化了老百姓與政府間的矛盾，因為老百姓越來越希望保護自己的權益，而政府在政治體制問題上仍然故步自封。約翰遜表示，在可預見的未來，中國政府在政治體制問題上依然不會有什麼實質性的變化。
不過，約翰遜同時認為，現在中國老百姓與政府抗爭，並不是受人權或民主理念的驅使。約翰遜說：「書中這三個我描寫的普通人都反應了老百姓為了自身的權益，勇敢的站起來與政府抗爭。」
不過，有書評認為，約翰遜的《野草》一書展示了中國共產黨鐵腕控制下，開始出現的裂痕，普通百姓的抗爭顯示：中國將來必須要有更加開放的政治空間。那現代中國變化中出現的各種各樣的問題，原因在哪？
約翰遜以政府處理「法輪功」為例認為：「我認為中國所缺失的，是允許對象法輪功那樣的問題進行公開辯論。無論是站在政府一邊也好，不相信政府也罷，許多人都認為政府處理法輪功問題的手法，無論是從公共關係的角度分析，還是從中共自己的利益出發，都不是最聰明的辦法。中共禁止法輪功，拘禁法輪功修煉者，毒打修煉法輪功的人，這種作法至少是笨拙的。中國政府處理法輪功問題，說明中國缺乏公共辯論，沒有建立公民社會的環境。」
公民社會環境要有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和信仰自由。約翰遜對記者表示，他的書名源於中國文豪魯迅的散文詩集《野草》。魯迅1926年寫《野草》，是為了表達他對當時世態炎涼的嘲諷，和對黑暗政治的抨擊。野草在魯迅眼中是一種精神象徵。那在約翰遜的筆下呢？《野草》一書在結尾處描寫了作者自己與書中第三個故事中那位女士的一段對話：作者問女士對政府和中國是否喪失了信心，女士回答「中國仍然值得信任，我們在等待。」
（據自由亞洲電臺錄音報導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