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2004年實地調查的地點：廣西南寧市及其轄武鳴、邕寧、隆安、馬廠、上林、橫縣、賓陽等7個縣；安徽省合肥市、蚌埠市、滁州市及其轄鳳陽縣；河北省石家莊市、衡水市、涿州市、清河縣；廣東省廣州市及其轄花都區、番禺區；天津市；山西省長治市及其轄郊縣；四川省及成都市金堂縣、雙流縣。上述這些地方有些是民工輸出地，有些是民工輸入地，我們召開了十幾個座談會，考察了幾十家企業，除與各級幹部和企業管理人員交流外，還設法與十幾位民工做了私下交談。
一、相關概念界定與農村勞動力的計量
1.相關概念界定。農業勞動力指從事狹義農業即種植業(主要是糧、棉、油、麻、絲、茶、糖、菜、煙、果、藥、雜等12大類農產品)或廣義農業即種植業之外再加上畜牧業、水產業的勞動力。農業剩餘勞動力指在上述產業領域無法容納或邊際生產率等於零的勞動力。農村勞動力指居住生活在中國約80萬個行政村(含約500萬個自然村)的勞動力。他們從事農業以及二、三產業(構成了鄉鎮企業的大部分)。農村剩餘勞動力指村莊中的所有產業均已無法容納的勞動力。農業勞動力主要是從產業角度進行觀察。農村勞動力則主要從居住地角度進行觀察。
我1989年至1991年具體負責的農業部政策法規司與美國東西方研究中心合作的課題(中國農村工業化城市化與農業現代化課題的子課題)「中國沿海四省130個縣農村勞動力轉移與遷移調查」中，中美雙方討論的結果，是把農村勞動力在村莊內部不同產業間的轉移界定為「轉移」。而把農村勞動力遷往城市或城鎮就業界定為「遷移」。而不管他們的戶籍是否遷移，事實上20世紀80年代至20世紀90年代初，進城鎮就業的絕大多數農民是不遷移的。不是他們不想遷，而是制度不允許他們遷。進入90年代後半期，隨著城鎮戶籍制度的改革，開始有越來越多的戶籍遷移現象發生，但在進城就業的農民總量中仍只佔少數。顯然，只有農村剩餘勞動力的遷移才與城鎮化的進程發生直接關聯。而本文則把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概念界定為原來生活在村莊中的勞動力進入城鎮謀生就業。這其實也就是我們在與美國東西方中心合作研究中界定的「遷移」概念。
2.農村勞動力的計量。按中國統計部門的數據口徑，農村勞動力是包含著男性和女性的，男性數字略多於女性。但中國農村男性勞動力和女性勞動力是有很大的不同。女性勞動力特別是北方的女性勞動力，除很短的農忙時節參與田間的生產勞動(其中一部分女性勞動力農忙時也不參加田間勞動，這視當地民俗和家庭承包地數量以及家庭勞動力狀況)外，主要是在家操持家務並從事一些家庭副業勞動，如養豬養雞等等。往往一天要干十幾個小時的活計，是十分勞累的。農村家庭的養殖等副業勞動和家務勞動算不算生產勞動？如算生產勞動也就是另一種形式的就業，或如西方經濟學中所講的非正規就業？我們認為，家庭養殖等副業應當算是生產勞動。家務勞動也應當算作是生產勞動。因為家務勞動一旦社會化，從事家務勞動的人們就是生產勞動者。這裡的問題是小農生產方式或自然經濟生產方式的產品，無論是家庭勞動還是田間勞動，其產品主要是自食自用，而非商品，不用於交換不去買賣。不表現為價值，也不表現為收入。因此男性和女性勞動力的性質是相近的。如果把農村女性勞動力的家庭勞動視做就業，中國農村剩餘勞動力的數量就要大大減少，從而農村勞動力的就業問題也遠沒有人們一般認識的那樣嚴重。問題的嚴重性僅僅在於我國目前大多數家庭農業的勞動生產率太低，而相對成本太高，增加值太少，或就沒有增加值甚至是負值。也即所謂種地賠錢，種的多賠的多，種的少賠的少(2004年開始有所改觀)，我國大多數農區的大多數農戶，其所經營的農業實際早已破產，為什麼農民還能維持生計，靠非農產業靠進城做工。實際上，他們已不是農村勞動力，是城市職工隊伍中的一部分，中央新的提法，說他們是產業工人隊伍中的一部分。因他們人在城市做工，在城市領工資，只是他們名義戶籍在農村，他們真實的戶籍其實就是城市發給的暫住證或稱臨時戶口，完全靠農業為生的本來意義上的農民簡單再生產也難以維持，他們的生產所獲實際上不夠馬克思經濟學所講的勞動力價值 (這裡是借用馬克思的勞動力價值概念)因此基本沒有GDP可說，因為GDP是增加值指標。但仍有一個不算小的農業總產值，但這個指標的絕對值即使有增加，也是非本來意義上的農民，從事非農產業所獲轉移投入所致，這就是說中國農業的一個重要部分是靠這種轉移投入支撐的，還有就是國家投入的一部分轉移資金。我們2004年調查的廣西馬廠、上林、隆安3個貧困縣，也是農村勞動力輸出大縣，每個縣只有30多萬人口，但卻有10萬左右勞動力進城做工，農民所交稅費以及農業生產資料開支相當部分是靠進城做工的收入支撐，如沒有進城做工的家庭就往往陷入極端貧困中，年收入在國家現定的農村貧困人口標準線637元以下。
借用馬克思經濟理論概念進一步的具體說明是：農戶當年全部收益要首先扣除或予留相當C的部分，也就是生產資料投入轉移的部分，這樣第二個週期的簡單再生產循環才可以繼續。餘下的V部分太少。M部分根本就沒有。本來，隨著國民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V的部分應逐步有所增加，V部分所含的貨幣量或物質量也應不斷豐富，但實際上農戶V部分難以補償勞動力價值的消耗，C部分也要家庭成員做工收入一部分來補償。M部分徹底沒有，擴大再生產也就無從談起了。全國進城民工約1.2億人，每年維持自己的生活消費外，(不少僱人企業提供食宿，也即所謂包吃包住，當然絕大多數是較差的食宿條件)匯回、帶回或以其它方式回到農戶也即他的家的款額約在5000億至6000億規模，2004年中央國務院下大決心採取一系列措施才使農民增收600億元，扣除農業生產資料漲價因素(有數據說是200億，也有數據說是400億)即使就按200億計，農民實際增收400億，相當農民進城做工收入的不到10%。農戶收入中還有一個多億人的鄉鎮企業做工收入，這部分推算也不應比進城民工收入少太多。兩個多億農民的務工收入進入農戶，其中一部分轉化為消費資料，另一部分則轉化為生產資料，維持了農業的簡單再生產。這是國家和各級政府沒有投入較大量資金，並且中央財政和省財政投入農業的資金，相當大一部分實際上沒有用到農業和農民身上，而規模龐大的中國農業卻沒有破產崩潰的真正秘密。
我們2004年調查的安徽省鳳陽縣種糧大戶陳興漢1000多畝地，每年售糧百萬斤以上，多年來各級財政補貼他的錢真是少的可憐，即使在農業銀行貸款也十分困難。他還是全國勞動模範，朱鎔基總理曾去看他。他這樣大一個農場沒有小汽車也沒有農用汽車，又沒有公共交通可搭乘，可想他辦理各種農業生產事務有多難。
結論就是：如果維持目前中國農村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農村剩餘勞動力就沒有人們通常認為的那麼多，從而農村勞動力就業問題也沒有人們通常認為的那麼嚴峻。問題在於：務農與非農收入的相對差距，形成了農村勞動力無限供給城市的局面，所謂民工荒是雙方博奕中的一個「虛假」。
計量農村勞動力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農村對於一個工作日的概念就是「一天」，這「一天」也許勞動8小時，也許勞動16小時。一年農忙時節近3個月，其他時間沒有找到工作門路，也就統而言之有9個月的非就業時間，遂又轉化成了0.75個剩餘勞動力。其實，這農忙的3個月按現代工作日標準，就不僅僅是90個工作日的問題，也就是說工作日的絕對數量是有限的，但每個工作日的絕對勞動時間卻大大超過了現代工作日標準的勞動時間。這3個月農忙季節付出的勞動時間，也許相當於現代標準工作日的6個月，如再考慮到國家勞動法規定的大量帶薪節假日(一年約有120天)，比較下來，農村剩餘勞動力的量需要核減相當一部分。
農村剩餘勞動力的計量不能是直接的，而只能是間接的，農村幾乎沒有一個勞動力是處於完全閑置狀態，也即沒有一個「失業」，但靠務農為生的農民也少有完全就業。大量的是非充分就業或隱性失業，因此，所謂農村剩餘勞動力量的計算，實際是閑置勞動時間的折合，這裡我們使用閑置勞動時間或非充分就業勞動時間的概念，以免和馬克思經濟學中創造剩餘價值的剩餘勞動時間相混淆。
二、從不發展的協調到發展中的初步協調
1.不發展的協調
改革開放前，在極「左」思想路線統治下，中國城鎮化進程緩慢甚至停滯，若干年中還出現了倒退。城鎮中自然增長的勞動力就業尚且困難，農村勞動力進入城鎮就業的極少。中國特有的「二元社會結構」[注]與計畫經濟體制結合在一起，農村勞動力進入城鎮就業是有嚴格的計畫指標控制的。城鎮企業沒有自行招工的權力。因此，不發展的協調內涵是：以非市場手段保證城市化工業化進程所需的勞動力供給。即不存在所需農村勞動力得不到供給，也不存在農村勞動力進入城鎮找不到工作無法就業的狀況。但是，由於城鎮第三產業這個最能容納勞動力的就業空間嚴重萎縮，大量服務行業被指斥為是資產階級性質的而掃蕩乾淨，那時城鎮居民重病送醫院不但叫不到「120」更找不到出租車，甚至連人力三輪車也找不到。只能病人親屬自己到處借人力板車(北方一些地方叫地排車)，類似這樣的例子千千萬萬。此種現象已普遍化。胡耀邦20世紀80年代在一次外出視察途中的專列上講：解放後我們把小城鎮搞得冷冷清清，甚至不如解放前，也不如抗日戰爭前，那時許多小城鎮是十分繁華的。第二產業重型化較少容納勞動力，除吸收城市自然增長的勞動力就業外，在農村中只有極少的招工指標，農村戶籍的青年除考上大學外，幾乎沒有進入城鎮就業的機會。
不但如此，城鎮化進程甚至還發生兩次嚴重的大倒退。由於國民經濟接近崩潰，不但不能吸收農村勞動力的轉移進入，而且大量城市人口無法就業，只好以政治性的強制手段把城市人口趕往農村。這種情況發生在20世紀60年代就有兩次。一次是20世紀60年代初，「大躍進」後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自然災害」期間，幾千萬城鎮職工被註銷城鎮戶籍遷移農村。另一次是「文革」中把幾千萬畢業後無法就業的青年學生遷移農村。以此使城鎮化工業化的倒退狀況與容納的勞動力數量協調。但這是一種逆世界城市化潮流的協調，是一種不發展的協調，甚至是一種倒退的協調。
2.發展中的初步協調
改革開放以後，城鎮化進程開始加快，二、三產業增加了大量的就業崗位。與此同時，隨著政治環境的寬鬆，農民獲得了最基本的人身自由，這首先表現為離開村莊進城鎮做工不再需鄉村政權機構的批准。在村務農與進城做工收入的明顯差距，吸引和推動農民進入城鎮做工。稱他們農民工是不準確的。據一些典型區域調查 (如：王小強等搞的廣東調查)約有50%左右，是戶籍在農村的中學文化程度(初中或高中，畢業或未畢業)的青年，他們從未種過地做過農民，或只在農忙時節偶爾幫家裡做一點農活。另一部分雖務過農，但長年在城鎮做工，其中一部分雖在農忙中回去做農活，但其務農的勞動時間和收入只佔他全部勞動時間和全部收入的很少一部分。他們基本是戶籍在農村的城市「新型」或「另類」職工。因此，一般的稱「民工」也是不準確的。稱打工者也不準確，無法區分戶籍在城鎮出身市民的打工者和戶籍農村出身農民的打工者。這兩類打工者在目前「二元社會結構」尚未根本破除的制度安排下，他們面對的問題和解決的對策是不同的。
不管怎麼說，城鎮化進程加快，同時也表示著經濟發展加快，二、三產業發展加快所需要的勞動力，由中國農村源源不斷的給予了充分的供給。由此，他們為中國新時期的城市化工業化做出了巨大貢獻。同時，也基本沒有出現大批拉家帶口拖兒帶女的農民湧入城鎮又找不到工作崗位無以維生的境況。因此，如果主要從數量的角度看，無論從城鎮的輸入還是從農村的輸出觀察，都基本是協調，當然，這種協調也是初步的。
我們調查民工輸出大省四川改革開放以後20多年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發展脈絡，四川的情況也映照其他一些民工輸出大省的情況。四川農村1979年至1981年新增長的267萬勞動力全部投入農業生產，1982年和1983年新增勞動力248萬，這兩年有70萬勞動力轉向了非農產業，這就是說1982年和1983年轉移到非農產業的勞動力只相當於新增勞動力的28%，而新增勞動力的72.2%也就是180萬人投入了農業。1984年和1985年全省農村轉向非農產業的勞動力達到252萬人，這兩年新增加了183萬勞動力，兩者相抵，淨轉到非農產業的有69萬人，這是20世紀80年代四川農民向非農產業轉移達到最高潮的兩年。但是到了1986年，再次出現了逆轉移的勢頭，這一年全省農村新增勞動力167萬，同年轉向非農產業的勞動力只有84萬人，兩者相抵，又有83萬勞動力投入農業。從1979年至 1986年，四川農村新增加勞動力865萬人，而同期由農業轉向非農產業的勞動力只有343萬人，有522萬勞動力只好追加投入農業。整個80年代，四川農村從農業轉到非農產業的勞動力遠遠抵不上新增勞動力的數量，這就使本已大量剩餘的農業勞動力更加大量剩餘。而且歲歲有增加，一年更比一年多。到1999 年四川全省農村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達到658萬人。而後幾年發生了一個重要轉折，轉移的速度驟然加快，這似乎是發展經濟學所說的，經濟起飛以後的一個加速期，2001年達到1260萬人。20世紀90年代增加604萬人，增長幅度達到90%以上。20世紀80年代後期四川農村轉移出省勞動力超過100萬人，1990年達到200萬人，2001年達到560萬人。20世紀90年代四川農村勞動力轉移出省比80年代增加了360萬人，增長幅度180%。離開村莊進入本省城鎮務工經商農民700多萬人。考慮到重慶市劃出四川省，帶走了2000多萬農村人口，最近10年四川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速度是較快的，轉移的數量也是較多的，是名符其實的勞務輸出大省。這與1993 年以來中國城市化工業化速度加快是協調的。也與四川省近些年來發展速度加快是協調的，四川及成都等市的發展加快，與西部大開發的政策緊密相關。(四川民工近年情況可參照鄧英陶等人的調研)
四川農村2001年外出民工(出省)通過郵局匯回235億元，通過農行匯回27億元，連同省內民工勞務收入計400億元。全省農民人均收入580元。全省農民人均收入中外出進入城鎮勞務收入佔約30%。2001年四川農村實現人均增收72元，其中靠農民外出勞務收入佔50%以上。還有數據表明，四川民工每年春節等探親機會自行帶回的約有200億元。
2004年安徽調查的情況說明，現在農民增收主要靠外出打工等勞務收入。全省約三分之一農戶百分之四十以上收入靠家庭成員進入城鎮務工經商，其中打工者佔絕大多數，安徽全省農村轉移進入城鎮勞動力已近1000萬，只略少於四川省。在安徽農民人均純收入中，約有近50%的農戶需要拿出50%以上的收入吃飯，大部分農戶需要拿出三分之一以上的收入用於再生產，剩下來不足20%的收入用於教育、住宅、醫療、文化以及各種各樣的生活開支。
蘇州市轄8市(區)農村，農民人均收入已增至約6000多元，這是中國農村人均收入最高的地區之一。近年來增收的農戶中，近半數是進廠做工所得，而這其中多數是進入城鎮或開發區的企業中做工。
據《中國的就業狀況和政策》白皮書公布的數據，2003年有9800萬農民外出打工。其中，四川農村1370萬人外出打工，收入474億元，河南農村 1300萬人外出打工，收入528億元，湖南736萬人外出打工，收入441億元；安徽700萬人外出打工，收入280億元。若以平均值計算，湖南人外出打工的平均收入最高，一年可掙6000元，平均每月500元；最少的是四川，平均每人每年只掙3460元，平均每月283元。
綜合以上調查的情況和相關數據可以判斷，目前農村勞動力轉移與城鎮化進程處於發展中的初步協調，一個億的農民進入城鎮從事二、三產業。成為國家工業化一支新的主力軍。也成為城鎮第三產業的重要力量。他們的勞動基本滿足了城市化工業化的需求。同時，他們從傳統的農業文明進入現代城市文明，從小農經濟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進入到有組織有紀律的現代工業生產方式中，他們的生活方式也隨之發生了巨大變化。他們開闊了視野，增長了見識，提高了素質，其中不少人也學到了一定的技術和專長。比起改革開放前，他們沒有進入城鎮做工的自由和權利，從而也沒有獲得工資收入改善自己生活的可能。雖然農村勞動力轉移與城鎮化的協調發展仍只是初步的，但無疑，這個事件是新中國經濟發展史和社會發展史上影響最大最為深遠的進步。
三、走向發展中的成熟協調需要解決的10個突出問題
成熟協調的內涵是指進入城鎮就業的農村勞動力公平合理的分享城市化工業化發展的財富和利益。初步協調主要是供需總量的協調，而成熟協調則是在量的協調基礎上達到質的協調。城市化的發展使市民生活的質提高了，進城農村勞動力，也即「實際市民」、「新型職工」或「另類職工」生活的質也應有相應的提高(在此後的行文中，為了敘述的簡潔和方便，我們一律沿用「民工」這個不準確的稱謂)。
改革開放20多年了，農村勞動力轉移與城鎮化發展需要從初步協調走向成熟協調，現在應當開始完成這樣一個重要的歷史任務了，再也不宜拖下去了。根據我們2004年調查研究的十幾個市和縣的情況，應重點解決以下10個突出問題：
1.建立最低工資制。我國大部分農民收入很低，而且數量太大，形成勞動力無限供給的局面。使民工在勞動力市場上處於絕對劣勢地位。又由於我國工會不能發揮應有作用，民工更處於無助狀態，這使得雇佣他們的企業主，特別是私營企業，展現了資本主義初期對待雇工的殘酷性，資本的本性在法律、監督、管理、制約等因素基本缺位情況下表露的淋漓盡致。如深圳雇佣民工幾百萬，10年來GDP和財稅收入連年大幅增長，市民收入也連年大幅增長。但民工10年只長工資68元人民幣，平均每年6元多錢，如考慮到物價上漲因素，實際工資是下降的，並且物價上漲指數雖不多，但對民工卻很高。因為降價的小汽車、電子產品等民工不用不買，但這些高價值的商品很大程度上拉低了物價上漲指數，而上漲幅度最大的食品等才是對民工影響最大的商品。廣東東莞等珠三角地區大體如此，廣東的情況也映照了其他雇佣民工較多的沿海發達省市。即使2004年11月份我們剛剛調查結束的河北省清河縣也大抵如此，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清河縣雖未改市，但其城鎮化工業化的發達程度比河北省一些縣級市強的多，全世界40%以上加工後的羊絨出自清河。清河開發區有一批較大規模的私營企業和外資企業。除此之外，鄉鄉鎮鎮，村村戶戶大都在做與羊絨加工相關的工業活動以及和銷售相關的流通活動。在清河較好的企業中，工人工資每月600元左右，這是想方設法私下和工人交談的結果，而企業管理人員則告訴我們800元左右，這個工資水平是10年來都沒有什麼變化的。而工人每月投入的勞動時間則相當國家規定的兩倍，也就是說一個人干兩個人活。600元月工資實際上就變為300元月工資。在清河開發區一家最大的羊絨梳理工廠中，工人的工資也是這個水平，這是一家美籍華人開的外資企業，實際是清河私企老闆，前幾年辦了投資移民去美國的，該人在美國買的別墅價值400萬美元。他仍靠在清河的這個廠向外國出口羊絨賺錢。他對工人剝削的這種殘酷性是和資本主義初期的資本家並無二致的。據說這還是一家待遇最好工資最高的企業之一。在我們實地考察的清河勞動力市場上(這個市場是清河縣勞動局的一個重要政績)，民工等待僱主，小時工資是1.3元至1.4元(管吃、住)，工作內容就是梳理羊絨。我們在廣州花都區和番禺區調研，這都是珠三角最富的地方，餐飲等一些行業的服務員月工資仍在400元至500元左右，與10年前沒有什麼變化。只有在花都區皮具製造企業雇佣的技術性較強的工種，並且是熟手月工資可達1000元左右。皮具生產和銷售是花都區的一個重點行業，大量企業從事生產加工。
山西省近兩年因煤炭價格大幅上揚，煤老闆都賺了厚利，但據我們2004年夏季在山西的調查，煤礦一線下井工人(幾乎都是民工)工資只增30%左右，煤炭價格卻比前幾年增高二、三倍。以至山西每年在京、滬、青島等地買商品房達百億以上，不少北京等地房地產商跑到太原開展銷會。山西私營企業煤礦和鄉鎮以及村集體煤礦(絕大多數已由私人承包)工傷事故頻發，百萬噸煤死亡率高於美國等發達國家100倍，因此，一線井下工人的風險是很大的，這些小煤礦設備落後，勞動強度十分大，勞動環境十分惡劣，而他們的工資中很少體現這些因素。
2004年出現的所謂「民工荒」是個無稽之談，其主要原因在於黨中央國務院2004年提高糧價減免稅費以及風調雨順，農業收益增長，間接拉動民工工資要求上揚，但企業主已習慣享用十幾年不長工資的中國農村廉價勞動力，對鄉間發生的新變化，對黨中央國務院新的農業政策不瞭解，才大叫雇不到民工，他只要提高工資水平怎麼會雇不到民工？只要工資提高到高水準，連發達國家的洋工人都雇得到。竟有新華社記者發出報導說，現在民工工資已在千元，但因一些農民懶，所以出現「民工荒」。
2004年秋季以後幾乎所有新聞媒體都大量報導農民增收600個億，但都沒有說明這是毛增收而不是純增收，即600億被漲價的生產資料吞掉多少億沒說。曾有個別媒體稱2004年增收的錢被生產資料漲價吞掉三分之二，但不久這種說法徹底不見了。到處都是增收600億的宣傳，但即使600億是純增收，每個農村人口平均也就60多元，也是一個很有限的數。但這就對民工工資上揚起了明顯拉動作用，一些農業大省外出打工的民工因糧食漲價回村種地，而土地已轉包，於是出現很多要地糾紛。這說明提高農業效益，使務農增收，對改善民工工資狀況會產生有力的拉動作用。
但只靠農業增收拉動還不夠。還要制定最低工資，具有法律效力，強制執行。現在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制定了最低工資的法律法規，標準也是不斷提高的，根據國家經濟發展狀況一般幾年調整一次，並且廣為公布，人人皆知。十幾年前我就在美國看到飯館門前的招工告示，政府最低工資標準是寫在上面的。夏威夷大學校園內一些招工告示也是這樣做的。
有人說，現在制定最低工資標準為時尚早，條件不成熟。還有人說，現在需要完成資本原始積累，只有低工資才能提高資本積累的速度和效率。甚至還說，殘酷的剝削是資本原始積累階段必須付出的社會代價。這些都是典型的赤裸裸的資本家語言，或者是代表資本家利益的所謂學者的語言。100多年前，馬克思寫作「資本論」時，大概這些語言也沒少見，那時的資本主義世界裡，這樣的「論述」是很多的。但我們不是社會主義國家嗎？怎麼還能再演100多年前資本主義初級階段的歷史呢？況且在我們國家也演了20多年了。難道還要再繼續下去嗎？現在，許多私營企業主其實也就是資本家，他們大體上已完成了資本原始積累，許多合資企業或假洋鬼子辦的所謂外資企業(如上述我們調查的河北清河美籍清河人辦的羊絨梳理廠)也享用了20多年可以無限壓低的工資和不給任何保障福利的「超值」中國農村勞動力。這種盛宴吃了20多年也該散了。因此，加快制定國家最低工資法是應該作為能夠作為之事。不作為是不對的。再久拖不決就是不作為，就是對一個億的進城民工的蔑視和歧視。城市居民的最低工資法也早已應制定，可以合二為一，體現建立城鄉統一勞動力市場的原則。最低工資至少要高於當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3倍以上，因最低工資要養家餬口的，而最低生活保障是按人頭計的。
中國是個大國，幅員遼闊，各地生產力水平差異較大，因此制訂最低工資不宜全國一刀切，而且還要根據經濟增長狀況每幾年調整一次。全國可分八大區域或各省(市)自定，但要報國家審核平衡批准。公布後須嚴格執行，現在有些地方也制定了最低工資標準，但往往沒有嚴格執行，實際中甚至不執行。所以這件事的難點在於執行，不嚴格執行，既使制訂了最低工資法規也等同一張廢紙。
2.普遍違法強制超時勞動。一個億的進城民工，絕大多數被強制嚴重超時勞動。而且不付加班加點報酬，至少是不按國家規定付給加班報酬。如按現行勞動法規定的每星期 5個工作日，每個工作日八小時，再加上各種節日等休假。民工的勞動時間大體相當國家法定勞動時間兩倍。據我們2004年調查的幾十家企業，民工一個月只休息一、二天不扣工資，而且一天勞動普遍12小時以上。河北清河開發區的一家據說投資幾個億的大型羊絨紡織企業，管理人員告訴我們說工人執行3班倒，每班8 小時。但工人卻告訴我們每天兩班倒，每班12小時。管理人員告訴我們每星期天休息一天，工人告訴我們每月休息一天。據山西總工會調查45%民工一天休息也沒有(不扣工資)，中國一個億的進城民工所付出的勞動時間，如按國家勞動法規定，則需要2個億進城民工承擔。只要嚴格執行國家關於勞動時間的規定，就可以再解決一個億的進城民工就業問題。由此中國農村剩餘勞動力問題也就可以一舉解決了。因為據2003年的中國政府就業白皮書說法，目前農村剩餘勞動力還有 1.5億。但如按我們分析，中國農村年齡較大婦女一般都是做家務勞動和從事家庭養殖等副業，基本不存在轉移問題，也不屬剩餘勞動力，但統計上她們是做為成年勞動力統計的。
馬克思經濟學的理論著作《資本論》深刻的分析了100多年前資本家是如何拚命延長勞動時間以榨取更多剩餘價值的，中國民工大多數不懂馬克思關於絕對剩餘價值和相對剩餘價值生產的理論，雖然該書是「工人階級的聖經」。但是機關幹部們大多數都懂。特別是在經濟學界，很長時間以來人們認為馬克思關於絕對剩餘價值生產的理論過時了。因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早已嚴格執行了8小時工資制以及5天工作制，也就是每週40小時勞動時間，而且最近這些年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工人勞動時間已減至不足40小時。因此再用馬克思經濟學中的絕對剩餘價值理論去說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工人受剝削的狀況，就顯得有些勉強了。但不曾想到，馬克思的這個理論在21世紀的中國私營企業、合資企業、外資企業那裡喚發了生命青春。重讀《資本論》，再去理論聯繫實際，從而感受到馬克思就是在說中國私營企業最近一些年來正在發生的事情，而且說的那麼貼切，那麼真實，令人拍案叫絕，而中國的一些所謂經濟學大腕，天天在那裡為私營企業評功擺好，從不為如何改善在私營企業裡受到殘酷剝削的民工境況說上一句話。恩格斯的名著，長篇調查報告《英國工人階級狀況》說的是100多年前英國工人階級的種種情況，對照我國的民工現實，真是何其相似乃爾。
中國境內一切企業都應當嚴格遵守勞動法規定的勞動時間，加班加點要加倍以至多倍給付工資。政府的職能部門以及人民的執法部門坐視不管，熟視無睹已多年了，工會形同虛設也多年了，在這個重大的問題上該有所作為了。
我們在清河調查時，和勞動與社會保障局局長座談得知，她丈夫原是一鄉鎮黨委副書記，後下海辦羊絨製衣廠，為私營企業，工人勞動時間也是大大超過勞動法規定，但這位勞動局長認為很正常，她又怎能去檢查其他企業執行勞動法呢？但這位局長的說法和做法確很正常，因為清河縣以至全國都如此，所以你也責怪不得清河的勞動局長。
採用計件工資制的企業是否好一些呢？與計時工資的最終效果是一樣的。企業主把計件的工資量規定得仍使民工一個人干兩個人的活，才可以得到一個人的工資，而且計件往往更殘酷，使幹活慢一點的民工付出兩倍勞動時間後，也得不到一個人的平均工資。
僅僅以勞動時間這個問題衡量，私營企業主守法的很少，大部分都是違法戶。現在大量改制的國營中小企業也和私營企業差不多了，較好的是一些外資大企業以及合資大企業。港資與台資企業，特別是其中的勞動密集型中小企業，無論是獨資還是合資也都和大陸的私營企業相近。
3.勞動環境和勞動保護問題。進城民工大多在苦、髒、累崗位勞動，這與他們綜合素質低是有直接關係的。但他們仍應受到國家勞動保護法規的保護，但實際上沒有。部分民工勞動環境十分惡劣，這種狀況已延續多年了，地方政府的相關職能部門基本不管，民工也沒有能力訴諸法律，因為中國法院收費相對太高(相對於中國人的收入水平)，律師又質次價高
，民工怎麼能打得起官司。我們的新聞媒體常常喋喋不休的勸告民工拿起法律武器，維護自己權益，他們的浮淺說教令人十分生厭。但幾乎沒有主流的大報大刊大電視臺指出中國工會形同虛設，其職能嚴重扭曲，基本不能在維護民工合法權益上有所作為。但他們現在卻在積極動員民工入工會以便收取會費。
應當說，部分企業的民工勞動環境是達到國家要求標準的，極少數私營企業的勞動保護條件甚至不亞於大型國營企業。但大多數私營企業以及部分國營企業和部分港資、台資、外資企業問題相當嚴重，民工勞動環境十分惡劣。2004年我們調查的河北、山西以及發達地區的廣東珠三角的私營企業勞動環境普遍很差，勞動保護基本沒有。有些企業的車間中，我們在裡邊僅停留十幾分鐘就難以忍受，但民工每天十幾小時在其中勞動，甚至在其中吃飯，本文前邊說到的河北清河開發區的一位美籍清河人開的也是清河最大最先進的羊絨梳理企業，車間中飛舞的絨絮濃度從兩米之外見不到人，一米之外看不清人。廣東花都的皮具工廠和河北白溝附近的皮具工廠一樣，工人均在甲醛等有毒物質濃度很高的車間中勞動。山西小煤礦的勞動環境更是十分惡劣，而且隨時都有生命危險。國家衛生部曾組織隊伍進行過較大規模調查，對象為100萬在企業中勞動的工人。調查結果發現，煤矽塵、石棉、雜訊、鉛、苯、汞等，在工人勞動場所中的濃度或強度，均超過國家衛生標準幾倍、幾十倍以至幾百倍、上千倍不等，而我們的國家衛生標準有些是許多年前制定的，現仍在執行。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企業的現行標準差距不小。即使如此也普遍不能達標而且極其嚴重的超標。大多數私營企業無防塵、防毒設備和措施，如土法開採的小煤礦，使矽肺病發生率急劇上升，有些民工僅二三年就患上矽肺病。有些工廠車間嚴重污染的環境造成民工皮膚、內臟、神經系統嚴重損害。一些危害十分驚人的職業病，20 世紀50年代已基本杜絕或發病率大大降低，但最近這些年在私營企業以及改制後的國營中小企業、鄉鎮企業中又大大氾濫起來。到2001年底，我國累計發生塵肺病人數已相當於世界其他所有國家塵肺病人數的累計總和，職業病已經成為我國一個重大的公共衛生和社會問題，並嚴重影響經濟的發展和工人生活質量的提高。
衛生部可以調查，但沒能力管？應該誰管？現在需要不需要管？應該不應該管？有一種論調說，這是資本原始積累必經的階段，必付的代價。從辛亥革命後的民國到新中國成立，半個世紀戰爭連綿不斷，除8年抗日戰爭外，其餘皆為內戰。日本所以敢於侵略中國，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因為中國的內戰，國家工業化城市化(工業化的載體是城市化，因此這是一件事物的兩個側面，而不是兩個不同的命題。同時做為第三產業載體的城市化，總體上說，也要在工業化的基礎上才能生成發展)積累的資本大部分被內戰搞光，導致國家實力弱，才使得日本來犯。為抗擊日本又傷亡3000多萬人民，損失了大量財富。即使如此，新中國成立時也還是有了一個薄弱的工業基礎，並非完全的「一窮二白」。到改革開放時，經過30年的積累，中國已奠定了工業化城市化的初步基礎，雖然這期間有太多的失誤，但所謂的資本原始積累已經完成，現在正不斷發展壯大的私營企業(包括一些國企中小企業改制後而形成的名為股份實為私營的企業)，需要再去完成一個大規模的資本原始積累階段嗎？21世紀的中國能夠允許靠無限的壓低工資、無限的延長時間、惡劣的勞動環境以及空白的社會保障等等手段，去完成幾乎和100多年前資本主義初級階段一模一樣的充滿著血腥和殘酷的所謂資本原始積累嗎？21世紀的中國難道能夠允許一批不想搞好全體人民所有的國營中小企業，只想以轉制的方法，空手套白狼地侵害企業職工幾十年積累的血汗資產，以便去完成他自己要做資本家所需要的所謂資本原始積累嗎？
4.民工住房問題。改革開放之初我國城市居民人均住房僅4平方米。到20世紀80年代末也不過六、七平方米。真正較大幅度改善是從20世紀90年代後期開始的。可以說，十幾年前我國城市居民大多數都是貧民窟水平，現在也有一部分仍是貧民窟水平，他們不是進城民工而是居住在這種所謂的貧民窟幾十年甚至幾代人的城市居民。京、津、滬三大城市直到今天也仍存在這種貧民窟，更不要說其他大中小城市了。一些人常常擔憂農民進城不走就會形成貧民窟，據說他們看了印度和拉美一些國家的貧民窟，怕我國城市出現這樣的貧民窟。其實直到今天所謂的貧民窟仍存在於幾乎中國每一個城市，但是數量越來越少了，這正是改革開放的成就，正是中國發展的證明。北京城裡小胡同中的四合院也稱大雜院，幾十戶人家一個院，人均幾平方米，沒有現代衛生設備如抽水馬桶，也沒有現代廚房以及其他現代公共基礎設施。滿院子堆放的各家各戶的生活物品其實就是垃圾水平，舊時代這可能是一戶人家住的一所不錯的四合院，但新時代由於人口劇增就變成了大雜院，也可以叫做北京風味的貧民窟。再看天津市，僅僅10年前上百萬人居住的地方就是貨真價實的貧民窟，其惡劣的居住水平絕對不遜於世界上任何一個大城市的貧民窟。隨著天津市危改工程進展，才有越來越多居民改善了住房條件。因此可以在大、中、小城市建設民工經濟適用房，每間20平方米左右，若干戶共用的廚房和衛生間，在稅費和土地等方面給予儘可能多的優惠，每套幾萬塊錢，這就是民工新村而不是貧民窟。改革開放初我國城市大部分居民也還都不具有這樣的住房條件。按中國的城市規模劃分標準，20萬人至50萬人為中等城市，50萬人至100萬人為大城市。20萬人口以下為小城市或鎮。100萬人口以上為超大城市。首先在大、中、小城市建設民工經濟適用房，超大城市緩行。購買這種房要設定一些基本條件，如中學畢業，有一定的技術專長，有較長時間在城市企業打工的經歷，並且選擇只生一個子女，一定要抓住涉及民工切身利益的主要問題設定其選擇一個子女的政策導向，以使中國人口盡快做到零增長。城市實行一個子女政策已經20多年了，至今全國人口每年增長1000多萬，只要20年就多生3個億，再過20年又要多生3個億。一些專家測算中國人口達到16億時就會做到零增長，依據在哪裡沒有見到。明明是20年多生3個億，卻總在宣傳少生3個億。
民工賺的錢大部分積攢起來在家鄉村中建房，上述這個辦法就是引導民工不要在村中建房，而改為在城鎮買房，從而加快我國城鎮化水平，創造更多服務業就業崗位，並為民工向市民轉變提供必要前提條件，從而為他們騰出村中宅基地和承包地創造前提條件。從而為一些村落的逐步消亡創造前提條件，而不是在擴大和複製500萬個自然村落。中國帶著500萬個自然村落是不可能邁進現代化的。
給市民一些經濟適用房，而且大多數是100平方米以上的大戶型，這根本不是低收入市民應該住的房。而農民要進城市卻要買商品房，農民自然買不起，於是就有了多年春運億萬民工不得不拿出自己一年分分角角積攢的血汗錢去付漲價的車票款。給民工造的經濟適用房，除售外還可租，這是專為民工提供的廉租房，其中要有一部分專門為民工家屬探親用的短期廉租房，這是最起碼的人道主義和人文關懷。現在一些監獄都可以為探監的配偶提供房子，以體現人性化，以有利於感化犯人。為城市建設做出了巨大貢獻的進城民工難道不更應得到當地政府的這樣一點關懷嗎？讓民工從自己的切身感受中體會黨和政府的溫暖，他們才會從心裏生出對黨和政府的熱愛，這是比任何說教和宣傳更有力的。這才是真正的民心工程。黨和政府完全有能力做，也應該做這類工作，但直到現在沒有任何一個城市的黨和政府在做這樣的事情。建設和諧社會就應當從這樣的措施入手。
5.民工的養老保障問題。我們認為農民的社會保障制度建設，首先從養老保障一塊做起，並且首先從進城民工做起。首先在願意選擇獨生子女的青年民工中推行養老保障。國家財政和地方財政共同承擔養老保障資金的大部分，僱主企業承擔少部分，民工不承擔。但民工須以具有法律效力的手續承諾接受獨生子女。為他們徹底離開農村，進入城市，退出宅基地和承包田，完成從農民到市民的轉移提供前提條件，使其老有所養，根本改變他們把幾畝耕地和多生子女做為養老保障的傳統做法。而這部分青年民工的養老金要到幾十年以後才領取，財政沒有現行的支付壓力。
6.民工的醫療問題。20多年前的包產到戶改革後，農村合作醫療幾乎全部解體，農民重新陷入缺醫少藥的境地，直到現在仍沒有找到或沒有實施有效的解決辦法，而城市醫療體制改革的結果，卻是醫藥價格逐年大幅上揚，國家財政和地方財政支付的市民公費醫療開支也逐年大幅攀升。納稅很少的黨政機關及事業單位人員由廣大納稅人承擔著日益昂貴的醫療費用，一個億的民工為受雇企業和地方政府的財稅收入做出了巨大貢獻，但他們要從低得不能再低的工資中自我解決醫療問題，他們可以說是進不起醫院看不起病的。現在市民的一次感冒就醫平均開支醫藥費200元以上，一位民工一個月收入幾百元，他去得起醫院嗎。他只能自己買點藥或去價格相對低的「黑診所」。深圳只寶安一個區就有「黑診所」6000個，他們主要是賺進城民工的錢。享有公費醫療的黨政機關幹部級去黑診所嗎？我們這裡以深圳為例探討解決這一問題的思路、政策和辦法。
深圳人均GDP多年保持全國第一，財稅收入連年大幅增長，但幾百萬民工缺醫少藥。2004年經過半年的論證找出的解決方案是每月交醫保費15元，企業負擔10元，民工負擔5元。深圳財政一分錢不出。現在許多醫療單位雖然享受不納稅的公益事業單位待遇，但實際上已辦成了盈利單位，甚至是暴利單位。深圳的辦法最終決定於民工得到何種質量的醫療服務，決定於醫院開大處方、亂做昂貴檢查、賣貴藥拿大紅包幾成普遍現象的今日醫務界，對於標準不高的民工醫保基金，需要採用價格低而療效儘可能好的藥品，昂貴的檢查一般不能做，大紅包民工也給不起，這對他們的醫德是一個嚴峻的考驗。對於許多精心鑽研賺錢而不是鑽研醫術的醫生來說，他們對給民工提供的這種「低檔次」醫療服務是打不起精神的。
這裡的一個關鍵問題是民工的醫保基金政府財政要出錢。民工是職工隊伍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他們為當地財政收入做出巨大貢獻，為他們享受最基本的醫療服務出一點錢是建設公共財政題中應有之義。當然企業也應出錢，而且還是稅前出的錢，民工可以不出錢。也就是說由政府和企業共同負擔。而且政府職能部門要真正負起檢查監督醫療機構的責任，切實保證民工享受到基本醫療服務。
7.民工的培訓問題。一個億的進城民工平均文化水平，有數據說是6年，有數據說是7年，總之不夠9年義務教育水平。專業技能教育幾乎是空白，中國製造業整體水平不高，建築業質量不高與民工整體素質低緊密相關。當然還有其他一系列重要原因，。因此，從國家提升工業化和城市化水平的戰略高度看待民工的培訓問題就是十分必要的了。城市是什麼？其肌肉和骨架就是各種基礎設施和各種用途的建築物所組成。在其中承載著各種各樣的企業和居民。建築是性命關天的百年大計，許多製造業的產品也是性命關天的。但大量民工幾乎沒有任何正規的培訓，就走上工作崗位，即使好的建築材料也造不出好房子，況且再加上無處不在的假冒偽劣建築材料。改革開放以來大批建築物拔地而起，但再遇「唐山地震」恐怕會出現曠古未有，損失大於印度洋海嘯和唐山大地震的災難。這絕不是危言聳聽。建築等行業的民工培訓應像機動車駕駛員一樣。多年來普遍層層扒皮的工程承包、質次的材料，未經培訓的民工，不敬業不負責，馬馬唬唬甚至以權謀私的監理，這些就是廣為存在至今也沒有改變的現狀。把民工培訓為技術工人甚至是高級技術工人是一項十分緊迫的重要任務，這也為民工擴大就業門路，提升工資待遇創造了必要條件。
關鍵是如何培訓？一年培訓一百萬，培訓現在進城的一個億民工就要100年，而且未來還有越來越多的民工進入城市。資金從哪來？財政出有困難，企業出不願意，民工出不起。民工的培訓叫陽光工程，但中央和省下撥的培訓費到市、縣後也很難真正用到培訓事業上。山東省曹縣就是證明，搞假培訓騙上級財政培訓補貼款。類似這種做法在全國各地是很普遍的。貧困人口的錢敢騙，退耕還林的錢敢騙，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錢敢騙，培訓民工的錢當然更敢騙，所以由上級財政下撥民工培訓補貼的辦法不可取。現在幾乎所有企業對民工的培訓都是以「學徒」的待遇和方式進行的。現代意義的企業支付工資的繼續培訓幾乎是不存在的，民工的培訓只能走市場之路，民工自主選擇培訓學校和培訓方式，自己有內在的動力去努力提高素質提高技術水平。培訓只能是自費，民工用自己的血汗錢選擇培訓機構，才能優勝劣汰，使騙人騙錢的培訓機構出局。政府管兩頭，一方面全力維護民工合法權益，包括嚴格執行最低工資，嚴格執行勞動時間等，使民工實際工資收入提升。同時加大農民種地補貼，在全部取消稅費後按畝直補發到農民手中，使農民切實增加收入，嚴歷打擊假冒偽劣農業生產資料並嚴控價格。另一方面，對建築等行業設立上崗資格制度並經常的普遍的由政府職能部門檢查考核其真實技術水平，並不是只檢查證書，而要現場實際操作，不合格者要下崗，自行培訓提高達標的方可再上崗。這樣就使農民和民工提高了收入，民工的家庭是農民，農民增收了才有錢自費培訓學習，才可能取得行業資格技術水平，也才可能掙較多工資，另一方面嚴格的檢查考核，促使民工要學習以提高技術水平。
8.民工子女教育問題。民工夫婦共同進城才發生子女隨同進城受教育問題，已婚民工單獨進城務工一般不會帶子女，而由配偶另一方在老家村中照看並在當地就學。進城民工夫婦普遍多子女，而市民幾乎全部是獨生子女。我們努力方向應當是進城民工子女享有同市民同等受教育權利。城市的9年義務教育是要投入大量納稅人資金的。進城民工多子女享有與市民獨生子女同等9年義務教育以及收費較低質量較高的高中教育。這是一種新的不平衡或不公平。多子女多使用了教育資源，並使其晚年較多得到子女照顧。獨生子女較少使用教育資源，並使其晚年較少得到子女照顧，並且更重要的是這裡有一個計畫生育的導向問題，隨著城市化進程加快，如果多子女民工進城後都能享有與城市獨生子女同樣教育條件，就會使民工中獨生子女極為少見的狀況繼續下去。這使不堪重負的中國人口問題越來越嚴峻，每年人口增長1000多萬的局面難以緩解，中國人口零增長的前景渺茫，而這個問題的全部原因在農村和農民。一定要使進城民工子女在享有與市民獨生子女同等條件教育資源問題上，樹立民工選擇獨生子女的導向。這部分民工相當大一部分就是未來的市民，這是由城市化規律決定的。應當明確而毫不含糊的給出政策原則，這就是進城民工只能有一個子女享有與市民獨生子女同等的教育條件，這才能給進城民工以及尚未進城的青年農民，還有已進城未婚青年民工一個信息。這個重要的信息會成為促使他們選擇獨生子女的因素之一。對今後仍選擇多子女的進城民工及其全部子女均不能享有與市民同等教育資源。而只有其選擇獨生子女才可以享有與市民同等教育資源。這也是農民轉市民以後要享有與市民同等的待遇，市民選擇多子女是要受到嚴歷處罰的。
市民全部獨生子女是付出了巨大民族素質代價的。文化教育水平相對較高的市民獨生子女，文化教育素質相對較低的農民多子女，從整體上降低了民族素質，違反優生優育規律。如果在城市化發展中使大量農民多子女進入城市，實際抵消了市民獨生子女政策的作用，這與我國計畫生育政策總體目標是相逆的，這項即是人口政策又是教育政策，即涉及農村又涉及城市的重要命題拖延至今沒有給出政策導向，這是需要十分抓緊解決的。
9.拖欠工資與民工參加工會問題。全國總工會已要求各地方及企業工會吸收民工入工會，但民工交了會費，工會能為民工解決什麼問題？謀求什麼利益？現在民工入工會並不積極，因為工會不能維護民工最起碼的權益。如拖欠工資，一些人要民工通過法律渠道解決，也就是到法院起訴，提出這種建議的人完全脫離了實際，似乎不是中國人，中國的法院收費很高，律師收費很貴。民工如何有能力打官司呢？即使總理出面說話，全國拖欠民工工資至今大部分仍未解決。許多地方政府搞政績工程，拖欠工程款，做這種失信於民的事而不加追究，更得不到懲處。因此建議中央國務院要明確各級政府及其職能部門在這個問題上要負什麼責任，工會要負什麼責任。拖欠的工資不但要給付而且要賠償利息損失以及為索要拖欠工資付出的各種費用和時間等代價。或者鼓勵民工為討要拖欠工資而舉行罷工。100多年來世界各國工人都是在為提高工資而罷工，民工為討要拖欠工資而罷工，是低得不能再低的民主權利了。特別是非國有企業拖欠，我們不能自覺不自覺的站在資本家立場上壓制民工罷工，要民工自己花錢到法院維權，是資本家或其走狗給民工出的主意。是給法院創收的辦法。民工只能得到沒有最低工資保護的低工資，還被拖欠，哪裡還有錢去交法院的訴訟費呢？哪裡還有錢付律師呢？我們也應當鼓勵民工為提高工資而舉行罷工，這是世界各國勞動者普遍享有的最基本權利，社會主義中國的勞動者反而不能享有嗎？一定要開放報禁，新聞輿論監督是最省納稅人錢的最有力最廣泛的監督。全國各地拖欠工資的事實具體案例就會被全國各地各種媒體曝光，使那些不講誠信欺騙百姓的官員、企業及各色人等在光天化日之下接受良心的檢驗和輿論的譴責。全國總工會及地方工會應通過新聞媒體逐月公布所欠數據，地方和企業的名稱和其責任人的名單也要公布，使他們切實感受到輿論的強大壓力而自省。
10、鐵路春運漲價。鐵路漲價帶動公路、水運等公共交通漲價，因此鐵路是漲價基礎和源頭，這不是單純的漲價向題，而是抬高了民工進城門檻，由此減少了他們融入城市化工業化的機會。無限壓低的工資還被拖欠，角角分分積攢的。一點血汗錢再被漲價吞掉一塊，天理難容。鐵路漲價聽證會的理由幾乎全是歪理。更有梁小民、顧海兵這樣的教授不但為漲價評功擺好，最近顧海兵寫文章說鐵路漲價要100%才到位，真是黑了心肝。鐵道部說春運賠錢，因超載壓壞了火車，漲價收入不夠修車費用；顧海兵說因為漲價少春運車票才緊張，漲價到位就不緊張了，因為買票人少了，這才是市場經濟規律；梁小民說，不漲價我國鐵路事業難以發展就會更加緊張，等等。這些令人難以置信的「根據」。鐵路系統大量超員超編，不向社會招工，變成內部人子女就業的大容器。春運期間運民工的列車超員到下腳的地方都沒有，還說賠錢？鐵路壟斷經營，卻用市場經濟價格調節供需的理論來「論證」？高成本黑箱運營，還欺騙全國人民說不漲價不能發展鐵路事業？抓住春運期間一個多億民工回家的剛性消費黃金時段狠殺一刀，這就是中國壟斷企業的嘴臉！鐵路職工年年漲工資，卻要靠從年年不漲工資的民工血汗工資中挖出一部分。所謂主流的官方的學者就敢說這些兒童都不信的「理由」愚弄公眾。我們建議：春節期間鐵路不漲價，從而公路等也就漲不起來，每年給民工1-2次半價探親鐵路車票，春節以外時間均可使用，相當學生的半價票，以此引導部分民工錯過春節探親，如選擇農忙探親，一舉兩得。
Summery: Based on field research,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untryside Labor Force Shift (shift of rural labor) and Urbanization Process. This paper considers the 30 years befor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o be an undeveloped coordination stage and the 20 years after reform and opening up to be a preliminary coordination stage. And now we should put forth effort to solve the ten outstanding problems on the way to mature coordination stage: Setting up the minimum wage system; Eight-hour work day; Working environment and Labor Protection; Peasant worker housing; Endowment insurance for peasant workers; Medical insurance for peasant workers; Training for peasant workers; Education for children of peasant workers; Protesting delays in paying peasant workers their salary arrears; Traffic fee for peasant workers going to down town. This article also thinks that for most of the peasant households, their farming business have already bankrupted. How can they maintain simple reproduction for the large-scale farming industry? How can such a large number of farmers in China make a living? The main reason is that there are over 200 million peasant workers working in the urban area or in the township business. These people bring the income of about 1,000 billion Yuan annually to peasant households. That』s the real power to support Chinese agriculture and peasants』 life. To establish an harmonious society and solve the problem of」Rural economy, rural development and rural demography」,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immediately for problems such as unrestricted low salary for peasant workers, boundless long working hours, terrible working environment and the blankness of working labor insurance.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fast development of economy remarkably enhanced China』s Overall National Strength. Even if the tax increasing degree in 2005 is a little lower than that in 2004, the total amount of tax income is still expected to be about 3,000 billions. Therefore, we have already had the ability to establish a comprehensive relatively-low-level social security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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