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大學贈送給宋楚瑜的小篆書法，是黃遵憲寫給梁啟超的詩《贈梁任父同年》：「寸寸河山寸寸金，侉離分裂力誰任？杜鵑再拜憂天淚，精衛無窮填海心」。顧秉林「侉」(kua）字不會念，電視直播演講一結束，網上立即一片罵聲。
有的嘲笑「二十八個字被此校長讀得磕磕絆絆，洋相百出」，有的批評他把向宋楚瑜贈送禮物說成「捐贈」禮物，「如果說一個物理學家不認識篆書還可原諒的話，那麼連『贈送』和『捐贈』都分不清就是個天大的笑話了！顧校長丟盡了清華大學的臉」；也有的說「人家送禮給你也不懂得說謝謝」。
或許譏笑比理解容易。顧秉林在世界矚目的舞台上竟然「失語」或「錯語」，不是他身邊校務人員是否失職，或者顧秉林一個人文化修養的問題。顧秉林在1957年反右時期上小學中學，1965年進入清華工程物理系，在文化大革命沒有結束前從清華畢業。
在我們今天看來普通不過，必讀的文學名篇，在政治紛擾的年代有著完全不同的定位。如何待人接物、與人相處，與一個正常時代的標準並不一樣。中國的政治動盪對一整代人教育的破壞，影響可能是到今天才更為明顯的。
這一代人即便在文革之後在科學技術領域的研究上有所成就，但小學至大學教育基本上在政治運動中完成是無法繞開的事實。這段歲月所錯失的基礎國學知識、人文教育，是在文革之後也難有餘力追回的－－他們須要追回的已經很多很多。
一個大學校長所謂的「出洋相」，我們可以為他找到各種各樣解釋的理由，但是這一代人現在正站在各個部門各個單位的領導位置上，甚至是國家的領導崗位上。
儘管這一代領導者是知識化、專業化了，然而這樣的訓練背景，如何影響他們的思維方式、眼界與觀念，以致影響許多決策和決策的過程，影響今天和以後的中國，我們固然不該一概而論，卻也不能完全沒有擔憂。
網上的嘲諷總帶一些酸氣，但或許也因為失望所致。這當中折射出許多中國人對中國作為一個文化大國的期望，也反映了他們對一個中國大學校長的合理要求－－一個理工科出身的校長行政方面能力是否特別強，科學研究方面的成果是否傑出，他畢竟是一個大學的校長。
主掌一所大學，需要的不僅是一個技術官僚，或者一個科學家，而是一個本身有相當的修養，能夠從完整融通、從「人」的角度去進行思考、培養學生的教育家。而在許多中國人看來，這個過程中，中國傳統文化的這一環節不能缺失。
文革的那一代人始終會過去，我也選擇相信那個時代的荒誕不會重演。但是顧秉林的這次事件，不是為我們提供一則痛心的笑話，而是也在提醒我們一些當下教育的問題。
一個社會在發展的時候，往務實的路上走，對科學技術的渴求，使到擁有專業技術的人才比接受博雅教育者更容易受到矚目、引起重視。他們的成就更容易被量化，更快獲得證實。誠然，社會極需要科學家，極需要技術人員，但是教育更需要完整。
如果完全瞭解了太陽、大氣層以及地球之運轉，卻錯過落日的霞暉，對個人來說只是一種缺憾，對社會而言，卻可能是一個嚴重的失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