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初年，始有官話一說。想來朱元璋很不耐煩百官之間，用方言交流的纏夾不清，遂命人編纂《洪武正韻》，頒行天下。從此南方之人，如果遊學，做官，便開始有南方口音，北方腔調一說，或謂南腔北調。對於天下的南方人來說，南腔北調便是官話，當然並不侷限於當官的，好比遊學，徐霞客那樣的旅遊，商販，甚至於武俠、浪子和乞丐，少不得也要用南方口音，去說北方的官話，以求溝通。
但凡官話，都有推廣問題；《洪武正韻》以降，不肯講官話的官老爺，依然層出不窮。至雍正六年八月，皇上覺得事情還是有些不妙，特別是廣東福建這鳥語花香的兩省，問題很嚴重；於是嚴旨訓諭當官的，必須在任上說官話，以免「官民上下語言不通」。訓諭頒布之後，朝廷雷厲風行，還在廣東福建兩省，設立「正音書院」和「正音蒙館」，重點突出，對廣東福建讀書做官之人，進行培訓，幾乎像是現在的黨校，專門培訓幹部。
所謂正音培訓，無非是南方之人，學點北方的腔調；字正而腔圓，幾乎是遙不可及的事情。比如寧波話承古音，基本上只有平聲和去聲，聽起來像日語。寧波話為母語之人，再要去學正音，困難極大；好比蔣介石，東去日本留過學，南在廣州當過校長，貴為委員長，一輩子所說，無非是南腔北調的官話；準確地說，他是以寧波話為基礎，帶奉化口音，又染上一點上海腔的江浙官話。這種話，北方的軍閥聽而不懂，暗中估計是要跳腳大罵的。
江浙一帶流行的一句話，是「寧願聽蘇州人吵架，不願聽寧波人說話」，形容寧波話說起來舌頭之硬。四九年以後，寧波最早的官老爺，清一色是從山東過來的解放軍。寧波人不識北方話，經常張冠李戴。曾有解放軍數名反扭一犯人自街上過，有好事者問：所犯何罪？解放軍用山東話答道：「投機倒把」。第二天，寧波人中到處流傳，解放軍刑罰太嚴，「偷剪刀一把」也要被反扭抓走，於是噤若寒蟬，社會秩序為之大好。
寧波人經過多年之正音培訓，現在遇到一句鳥語不識的北方人，勉為其難，可以說點官話；自嘲的說法，叫做寧普話。寧普話是寧波口音普通話的縮略語，通常需要把舌頭完全調動起來，並使其打圈，再用臉部的幾塊肌肉進行配合，才能說出來。但是一個北方人和一個說寧普話的寧波人交談許久，緊張而滿頭大汗的卻是北方人，因為寧波人累的只是舌頭和臉上的肌肉，所以感覺輕鬆；北方人卻因為要替寧波人感到累，反而緊張得出汗。
我初到北京，自是一口寧普話。第一次上街回來，對宿舍的同學宣布說：「我到農貿市場賣了十個雞蛋！」同學皆驚訝，以為我勤工儉學，兼賣雞蛋。蓋寧波話買賣不分，讓我困窘。痛下決心，向同宿舍北京同學苦習北京話，兩年有成，才知道學的不是北京話，而是北京郊區的順義話，口音和京郊青年農民相彷彿。習之再逾兩年，後舌音仍時有殘缺。一次嗓子發炎，竟至失聲；事後朋友問起為何久不聯繫，我答之：「我上段時間失身了」。朋友以為我慘遭愛情悲劇，心理扭曲，以致於公然宣布這等事情。
南方口音，北方腔調，關鍵在於後舌音之缺陷；想來人的全身器官之中，舌頭老得最快，一過二十歲，便學不到地道的語言；從此南腔北調，甚至是怪腔怪調。印度孟加拉等國，英語也是官方語言，但是相對於所謂的牛津英語來說，也不過是南腔北調而已；印度英語，永遠聽著古怪，也和舌頭之發育，大有關係。瑞典人說英語，幾乎每句都是往上升的語調，很像山東口音；丹麥人的英語，卻是先升後降，好比吹喇叭；種種口音和腔調之不協調，遍佈世界。
南腔北調，多少也是一種文化衝突；文化衝突，通常先衝突在舌頭，再衝突在腸胃；衝突之激烈，幾乎不可調和。但是從文化傳通角度來看，文化衝突的是硬幣的一面，另一面，恰好是跨文化傳通帶來的不同文化之交流和融合。南腔而北調，多少也融合了南北兩方文化，形成了跨文化的優勢；韋小寶的輝煌人生當中，大大地得益於他的南腔北調，甚至於他那幾句顛三倒四的俄語；話翻過來，我一直覺得，一個上海女人，帶點南方口音的普通話，軟軟的腔調，遠比一個字正腔圓的北京女人說話，要好聽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