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甲午戰爭前我們也有近三十年的經濟改革(洋務運動)。「中國近代礦業已開始用機器採煤，僅開平礦務局，至1889年年產量已達２４７，０００噸，有力地抵制了洋煤的進口。１８８２年輸入天津的洋煤為５，４００噸，到１８８６年便減至３０１噸。１８９０年，兩廣總督張之洞為了抵制洋鐵入口，開工興建漢陽鐵廠，至１８９３年全部竣工，該廠設備先進，擁有十個工廠，三千多工人，所生產的鐵除了供應本國外，還出口到美日等國。１８７９年，李鴻章在天津成立了電報總局，到１８８５年，沿海、沿江各省都架設了電線，總長度達到一萬數千里，連廈門、臺灣之間都架設了海底電纜。輕工業也在此期間得到大力發展。１８８０年，左宗棠創辦蘭州織呢局，成為中國近代紡織工業的鼻祖。同年，李鴻章也派人創辦了上海機器織布局，中國近 : 代紡織業從上海、寧波、鎮江、武昌等地向全國蔓延開來。１８８２年，廣州開始有了自來水，稍後，武昌、上海也相繼辦起了自來水廠。近代化的機器繅絲、軋花、造紙、印刷、製藥、玻璃製造等民用工業都得到了迅速發展。」
如果說中國改革開放二十年後，網上的一些同胞就感覺良好，躊躇滿志的話，那洋務運動三十年後中日的實力對比就更值得驕傲了，當時的清政府的歲入可不像今天一樣與日本有好大一段距離，而是日本歲入的1.5倍！我想有一個數字很能說明問題：１８７２年，李鴻章主持在上海建立了輪船招商局，這是洋務派創辦的第一個民用企業。招商局開辦僅三年時間，就為清政府回收了一千三百多萬兩白銀，這是「經濟改革」的成就，而相比之下，直到1894年，中日爆發甲午戰爭，日本政府的總年收入才八千萬日元。 軍事上呢？「１８８４年朝鮮「甲申事變」後，清政府設立海軍衙門，決定「懲前毖後，自以大治水師為主」。到１８８８年，北洋海軍正式建軍，裝備了七千噸級鐵甲巨艦 : 二艘、二千噸級巡洋艦五艘，加上其它大小軍艦，共二十多艘；南洋艦隊也擁有了二千噸級主力艦四艘，千噸級炮艦三艘；廣東、福建艦隊共有千噸級艦艇八艘。四支艦隊共計大小艦船八十多艘，這支龐大的海軍，居當時世界第四位。但這仍遠遠沒有實現李鴻章等人的理想，據他們設想，海軍主力艦要有二十四艘，而當時僅有七艘。八十年代開始，清政府還以巨資修筑了旅順、大連、威海、煙臺、吳淞、馬尾、黃埔等海防基地，裝備了最新式的克虜伯自動回轉射擊大炮，以及深水軍港、船塢等配套設施，旅大、威海、大沽等基地的營建，使中國擁有了當時遠東規模最大的軍港、船塢、炮臺防禦體系。僅在旅順一地，就裝備了數百門德國克虜伯大炮，成為世界著名軍港之一。
洋務運動期間，陸軍也開始過渡為專門抵抗外國侵略的國防軍，這是具有近代化意義的職能轉變。１８６２年李鴻章到上海後，命令淮軍向洋兵學習西洋槍炮和陣法，僅僅兩年多的時間，就把６，０００多人的淮軍擴充到五、六萬人，洋槍三、四萬支，炮兵六、七個營。淮軍從１８７１年開始改裝當時最先進的克虜伯後膛鋼炮，到１８８４年已裝備３７０多門。左宗棠所部湘軍從１８６３年開始建立洋槍隊，１８６７年進軍西北後，洋槍比例增加到六成。八十年代以後，全部用西洋槍炮武裝起來的湘、淮等近代化軍隊 : 已經遍佈東南、西北和南洋、北洋數省。左宗棠率軍收復新疆、馮子才在鎮南關大敗法軍等重大勝利，都是與清軍的新式裝備分不開的。中法戰爭中，出關作戰的滇軍主要裝備是毛瑟槍，另外還配備了哈乞開斯連發槍、克虜伯鋼炮等。陸軍不僅裝備改良，而且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西式軍事訓練。許多軍官都經過軍事學校的培訓，軍隊的素質得到提高。清朝政府能在甲午戰爭初期，迅速調集二萬多軍隊開赴朝鮮和鴨綠江邊，說明軍隊的機動性也能得到明顯改善。」
在１８９０年時，北洋海軍二千噸位以上的戰艦有七艘，共二萬七千多噸；而日本海軍二千噸位以上的戰艦僅有五艘，共一萬七千多噸。既使不能說清朝的軍力強於日本，也決不能說清朝的軍力弱於日本。如果我們想想今天的中日軍事實力對比，想想日本的八八艦隊，金剛級戰艦，宙斯盾系統，更不用提空軍的劇大差別。如果說我們2000年能達到小康，我問一句：我們何時才能達到像甲午戰爭時那樣的中日軍事力量對比呢？
近來一些文章，把一堆經濟數據堆起來，而且堆的很高興，就等著去東京大屠殺了。 且不說日本也會發展，中國發展到一定階段就不可能維持那麼高的增長率。我只是想問 : 我們以前是因為經濟的原因輸的嗎？如果我們對未來躊躇滿志的話，我只想知道為什麼我們以前在經濟、軍事實力都不亞於日本時輸給了它，而且輸的那麼慘。 甲午戰爭不同於鴉片戰爭，不是大刀長矛對抗堅船利炮的戰爭。我又一次打開那段屈辱的歷史仔細查看。是的，我們不輸在經濟實力，不輸在軍事裝備，更不輸在愛國熱情。清朝的普通士兵是很英勇愛國的。中日初次交鋒，日艦截住運兵船高升號，船上 的清兵寧死不當俘虜，用步槍還擊日軍，最後被擊沉，絕大多數士兵遇難。在隨後的平壤等戰役中清兵也拚死一戰，日軍往往要集中炮火和成倍的優勢兵力，才能攻克一個陣地。根據日軍的>記載：「大小炮彈連發如雨，炮聲隆隆震天撼地，硝煙如雲湧起，遮於面前。在如此激烈的炮擊下，原以為敵兵會立即潰散。然而，我軍前進一步，敵軍亦前進一步，彼此步步相互接近。此時，除使炮擊更加猛烈外，亦別無他顧。戰爭愈來愈激烈，乾坤似將為之崩裂。……」日軍損失慘重，中日的傷亡人數對比是基本相當的。
但我們還有一些敗類，如清軍統帥的葉志超。當日軍拿下平壤外城時，當日戰鬥就戰死１８９人，傷５１６人，清兵傷亡人數少於日軍。日軍所帶的彈藥、口糧都已用盡，在平壤城外冒雨露宿，處境極為艱難。葉志超卻喪失了抵抗信心，傳令放棄輜重，輕裝持械，趁夜而退。當時，大雨傾盆，清兵冒雨蜂擁出城。清兵混亂中不分敵我，胡亂放槍開炮，誤傷纍纍。經過整整一夜，清軍全部退出平壤，在混亂中死傷人數達到二千多，遠遠超過了在戰役中的損失。平壤戰役後，清軍全部退至鴨綠江邊，日軍於是完全控制了朝鮮。
在海軍上我們也並不輸於武器裝備與愛國精神。有關中日黃海海戰的參戰實力對比大部分人都看過，具體說來基本是雙方旗鼓相當，各有所長。中國軍艦共14艘，其中4艘因太小沒有投入戰鬥，參戰軍艦10艘共31000噸。日本海軍實際參戰12艘軍艦共38000噸。 中方勝在巨艦大炮，裝甲厚；「定遠」、「鎮遠」都是遠東數一數二的鐵甲戰列艦。日方強在速射炮多，火力猛。中方各艦管帶不少是由中國留學生擔任的，熟悉船舶。北洋海軍水兵也很勇敢，富於愛國熱情，士氣很高，並不亞於日本海軍。大家都知道致遠號在管帶鄧世昌的帶領下，彈盡艦傷之時勇撞「吉野」，不幸為魚雷所中，全艦官兵共252名壯烈戰死。可很少有人知到在同一場海戰中「經遠」號負傷後，管帶林永升(他是一個留學生)臨危不懼，操輪撞擊日艦。不幸，也中魚雷沉沒，全艦270人除16人獲救外，全部犧牲。
我們輸在哪裡？我們輸在制度的腐敗。像慈禧老佛爺，要做壽，要搞慶典，修園子；反正國家的利益在她的私人利益之下，北洋的經費她可以任意取用，揮霍，而使北洋艦隊老化，無錢按原計畫購新艦，連吉野也因此又中國定造艦變成日本艦。甲午海戰旗艦「定遠」更是因年久失修，開炮竟震塌艦橋，讓整個艦隊失去指揮。還有一幫清朝的軍需官腐化墮落暗飽私囊，購來一些低劣的炮彈甚至教練彈充數。因此雖然有多次日艦中彈，卻未見炮彈爆炸。我不明白為什麼這些也是同胞的中國人這麼有「膽量」，直到今天還有人敢在假藥，工業酒精兌酒，修橋上玩這些勾當，他們沒想到這是人命關天的事？清庭還是「威嚴」的。葉志超，方伯謙之流全被斬首，就連沒勸葉志超的將領也被誅殺。然而他們造成的損失卻再也補不會來了。問題是在這種制度下，再強調愛國，還是會有葉這樣的人官路亨通，還是有個誰也管不到的老佛爺，把一人，一家的利益放在國家利益之上。縱觀甲午戰史，葉、方這樣的人還不算太多，北洋艦隊的官員們還沒「都爛掉」。我不知要是大多數官員都開始發霉，發爛又會怎樣。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葉之所以能爬上具有決定性的清軍朝鮮統帥的位置是因為他謊報牙山勝利。這種「大膽」作風讓我吃驚難道就不怕被揭穿嗎？我不明白我們這個民族哪裡出了問題，直到近百年之後還有人敢慌報各種信息，甚至畝產萬斤。面對歷史我默然無聲。
從小時候老師就教我甲午戰爭的失敗是因為清政府的腐敗。我沒認真想過這句話，直到今天我重溫歷史。我在想，如果我們已知歷史，如果時間再重給我們一次重新來過的機會，我們還是不是必負於日本？既使重來一次，我們還是必輸！我在內心痛苦地承認。任何一個史學家都知道：甲午的命運在明治維新與洋務運動兩種不同的變革興起時就已種下。既使我們能僥倖獲得一二次的戰術勝利，也難逃最終的戰略失敗。 如果是經濟，我們可以強國；如果是軍事，我們可以強軍。但如果是制度的腐敗，我們又將何去何從？既使先讓我看過歷史真相，再把我送回到甲午戰爭三十年前，我放聲高叫：「不維新變法，既使三十年後經濟，軍事都不弱於人也會被打敗」又有幾個人能相信我這句話？
1895年2月，甲午戰敗，議和，割地賠款。 1895年4月中旬，和日本簽訂《馬關條約》的消息傳到北京，一個叫康有為的人為後世中國知識份子的政治運動方式定下基調，那就是聚眾請願。他聯合起18省的舉人，發動了史無前例的「公車上書」。他是冒著被殺頭的危險幹這件事情的。這一點，他看得很清楚：「舉人等……不避斧鉞之誅，犯冒越之罪，統籌大局，為我皇上陳之……」
他舉著如此開頭的「上清帝書」，帶領著600名舉人，浩浩蕩蕩向著都察院進發。書中向皇帝陳明：「近世日本勝我，決非其將相兵器能勝我也......」並提出了4項請求：「下罪己詔鼓天下之氣，遷都定天下之本，練兵強天下之勢，變法成天下之治。」他沒有因請願被殺，光緒皇帝聽從了他的意見，開始變法維新。1898年9月僅僅歷時百日的變法改革觸及到老佛爺與保守派的權力與利益。血腥鎮壓開始，有人引刀向頸，悲壯豪邁。但最大的幾個頭子(康，梁)得到通風報信，在外國的庇護下逃亡。此後雖然他們還常評價時政，以元老身份發布看法，但在歷史上他們的聲音已經可以忽略不記。
1900年是偶然還是必然？群眾愛國主義被借來作為慈禧低抗列強要求變法壓力的工具。義和團興起。結果不說也罷。 十年之後， 1911年，該來的日子終於不可避免的到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被教科書和美好說詞的掩蓋背後，辛亥革命不是為了自由民主，不是為了富國強民，也不是為了三民主義，更不是為了驅除韃虜。而是因為政府與民間一場經濟糾紛，一場鐵路權益的爭執。清朝終於滅亡了。它不是亡在孫文的自由民主手上，而是亡在缺了孫文的藥而無法治的腐敗。孫文和他的黨人前仆後續，卻沒一次成功。但大廈終於塌了，裂縫是從最下層開始的，舉戈反擊的人中又有幾人有著孫文的理想？這是一個大革命的時代，民主與憲政被唐而皇之的抬上了舞臺，成為最激動人心的口號。但這場革命的起源與性質，將最終決定它與之再次失之交臂。
二三十年代，中國軍閥分爭，內亂不止。這一天不是源於公車上書，不是源於辛亥革命，而是源於戊戌的血跡。1931-1945 第二次中日戰爭爆發。我不知戊戌變法除了六君子外，死了幾個人。但死幾個人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於戊戌喋血的意義。也許在當時，以及以後的十幾年裡沒人看出戊戌血腥對清朝命運的最終影響。但現在的史學論述都已看到這個清晰的意義：「戊戌變法的失敗，已經斷絕了中國在清王朝後期用和平變革方式實現君主立憲制的可能性，清政府以十分「激進」的手段對付變革，「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康、梁等被迫流亡海外。當清政府連「體制內」的改革者都不能容忍，把他們推向「體制外」時，一場社會革命便難以避免了。」菜市口的斬殺是個信號，如果譚嗣同的血白流了，如果能真正忘卻這個事件倒是中國的大幸。
可惜他的血沒白流。也許沒人會刻意銘記這個事件，但它的象徵意義卻會被每個人都記住，從此不再會有公車上書。當下一次危機出現時，一切都晚了。如果說戊戌喋血前人們還有希望，戊戌喋血之後就只剩下失望了。
當1898年之時，清政府還有消化的能力，引導的能力，控制的能力。等武昌起義之時，它一點討價還價的能力都沒了。一個權力的崩潰，另一個權力還不能有效建起，這時的改革是極艱難的，失去統一的政令與權威，破舊立新談何容易？當正常的「遊戲規則」無法建立時，剩下的只有暴力、陰謀，或其他。天祐英國，天祐日本，但我族卻如此不幸。亂大清者非孫文，軍閥割據之禍首亦非孫文，更非孫文的民主理想。可惜很少有人懂這層道理，就像很少有人真正明白俄國現在為什麼會亂。其實看看俄國，看看羅馬尼亞，當派去鎮壓的軍隊扭轉槍口時，已標誌了一個王朝，一個威信的徹底滅亡。 也許他們正在上演著一個我們演過的故事。只是希望他們在新權威建立之後能完成必須的社會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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