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學大師丘成桐點破中國學術的死穴

發表:2005-06-07 0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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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時報記者陳穎慈6月6日撰文譚建中攝影)一個沒有文化的國家,做不了好學問。能夠學貫中西、博古通今固然好,但是,如果一個民族摒棄自身的文化背景,擁洋為重,最終只會失去身份認同,變得高不成、低不就。菲爾茲獎(Fields Medal)得主、華人數學大師丘成桐指出,中國學術界所面對的,正正就是這個窘境。

丘成桐接受訪問的時候,談到中國學術界種種不良的風氣,歸根究底,所有問題都是源於1966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摧毀中國多年良好的文化傳統,大師給中國學術界點破死穴。

他解釋:「自那時開始,中國人的價值觀完全改變,是非觀念和道德操守遭到扭曲,以致現在的學生和學校變得唯利是圖,這種文化氣候,是中國難以孕育一流學問的最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父母崇洋的心態,也令孩子失去深厚的文化根基。丘成桐指出,中國許多父母都希望子女做一個黃皮膚黑眼睛的西方人,結果是中西文化都學不好,他更以「二不像」來形容這個現象。文化上的缺失,影響尤其廣泛深刻,以致中國的學術界,出現以下種種流弊。

「中國的學生,唸書的目的,只有兩個,要麼能夠賺錢,要麼當官,他們普遍有一種學而優則士的想法,認為只要當官,就可以過舒適的生活,所以,中國的學生,做學問達到一個地步,足夠令他們找到一份安定的工作便會停下來,他們追求的東西只此而已,對學問根本沒有熱誠。」丘成桐概嘆,在中國,真正有心鑽研純科學的人實在不多,跟外國的學生真心以研究為目標相比,實在相去甚遠。

名牌大學只唯利是圖

除了部分學生以金錢挂帥外,有些學校的態度也是唯利是圖的。某名牌大學的代表和一些中國官員曾經到哈佛大學取經,然而,他們問的問題,叫丘成桐感到非常失望,他說:「中國的大學一心只想賺錢,他們問哈佛大學如何圖利,但當我告訴他們辦學不能賺錢的時候,他們表現得相當失望。」

對於中國教授的質素,丘成桐也不敢恭維:「即使是國內名牌大學老師的質素也沒有保證,許多老師只懂討論第三流的問題,學生不會鑽研出第一流的學問。」

除了質素差劣外,有些老師也沒有做好本份教好學生。丘成桐舉了一個很經典的例子:「哈佛大學數學系有一年錄取了一個全北京大學最優秀的學生,當我們向北大核實學生的身份時,北大全數學系26個最資深的教授也不知道,最後一直問到副教授才能確定這個學生的身份。」丘成桐後來發現,有些老師教學生,原來從未見面,也不相往來,這倒是聞所未聞的稀奇事。

丘成桐又批評中國只重量、不重質的風氣:「只著重宣傳生產多、數量大,領導便會高興。以學術界為例,有些大學的教授,一人帶著30個博士生,誤以為教導愈多學生表示自己愈有能力,但結果是全無質素可言。在外國,一個教授只會帶著2至5個學生,但是那些學生很多都會成為大教授,這就是質素。」

除了教授迷信數字外,就連大學與大學之間,也在進行數字的角力。他說:「全國有500多個科學院院士,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以至各省的重點大學往往以院士的多寡去量度學校的質素,提拔人才的時候,又以那位教授在某個場合講話最多為標準。中國人就是缺乏自信心,才會這樣量度自己。」

北大清華令人很灰心

中國最著名的大學,以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為首,一個國家有高質素的大學,固然是好事,但是,丘成桐卻指出,北京大學的勢力範圍,遍及全中國,當中的派系鬥爭,反而窒礙了學術界自由的發展。丘成桐直言:「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對中國其他大學的打壓,令人很灰心。」

「我認識中山大學的一位學者,他對數學的認識,已經達到世界一流的標準,但是由於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對他的打壓,令他的地位連邊也沾不上,充其量只是在廣州有一點名氣而已。」丘成桐概嘆,「這種社會風氣令學者覺得學問不是最重要的。既然單靠阿庾奉承便可以得到重用,為何不抄小徑?」

人治觀念強,是中國的文化特色之一。丘成桐指出,在這種文化氣候底下,中國的學術界欠缺一個公平、公開的人才提拔機制;同時,學生的發展空間也受到很大的限制。

丘成桐說:「在中國學術界最有影響力的,主要是院士,他們的平均年齡約70歲,雖然他們已經沒有擔當最前線的領導工作,但是國內學生的研究方向,仍然得以這些人的好惡來決定,假如他們不喜歡你的研究方向,你是做不成的。」

研究員只顧討好上級

中國的研究員,精力都花在討好上級之上,對知識的渴求,似乎只是次要。丘成桐說:「在中國做研究的顧忌實在太多,對於相同的問題,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研究方向,並沒有高低對錯之分,但是,中國的學生永遠不敢跟老師唱反調。」

人治觀念過重造成的另一個結果,就是出現任人為親的情況。丘成桐說:「在中國,提拔人才的所謂「機制」,已經成為提拔自己親信的工具。在美國,只要你有能力,20多歲已經可以當上大教授;但是在中國,假如你不是博士或領導出身,即使你有能力,別人也會藉機打擊你。」丘成桐當上史丹福大學數學系教授那一年,他才25歲。

理論科學的研究,是發展工業的基礎,對一個國家的長遠發展來說,相當重要,這就是丘成桐對理論科學的評價。他指出:「歐美幾百年來鑽研理論科學,根基深厚,有利發展任何工業。然而,中國卻沒有這個深厚的底子支持。」

但是,丘成桐認為,中國政府有關部門看不到理論科學的重要性。他說:「中國投放在理論科學的教育經費實在太少,研究理論科學本來就是最省錢的,就以數學為例吧,根本不需要什麼機器,研究一個數學的題目,所需經費很少。」

然而,由於理論科學的價值,不能立竿見影,所以往往容易被人忽略。丘成桐指出:「理論科學就好像禮、樂、射、御、書、數,在中國文化中也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但是,你說這些東西有沒有用呢?」丘成桐強調,禮、樂、射、御、書、數建立的,是無形的文化資產,同樣地,實用科學必須建基於理論科學之上,才能夠站得住腳。

由於對理論科學缺乏長遠的眼光,加上部分學校亦有「做大做多」的傾向,所以有關部門願意花百萬元(人民幣,下同)興建教學樓和教師宿舍,只因為這些都是別人看得到的東西。

然而,丘成桐批評,沒有軟體的配套,硬體做得再好也無用武之地。他曾經到訪清華大學的圖書館,發現大學的圖書經費,相當缺乏。丘成桐概嘆:「別說一般大學,就連國內的名牌大學如清華大學的圖書館,也找不到數學界的期刊。」

丘成桐指出:「研究任何一個科目,期刊都是不可或缺的東西,但是,領導層認為期刊只是一本薄薄的小書,售價卻要數千元,他們認為不值。期刊能夠將第一手的資訊帶給你,但是他們卻看不到期刊的重要性,所以大學也得不到這方面的經費。」

丘教授的一個心願

丘成桐有一個心願,就是希望幫中國強大起來。這些年來,他先後為香港中文大學數學研究所、晨興數學研究中心及浙江大學數學研究中心籌集資金逾一億元。

文化大革命的摧殘,加上近代中國人對自身的文化認同不足,令中國做不了好學問。丘成桐概嘆:「外國人都來學中國的文化,漢學在日本也很流行,偏偏就是中國人看不起自己的文化,其實,文化修養對一個人來說,是十分重要的。許多中國人每每面對困境都會顯得手足無措,歸根究底就是文化修養的問題。」

對於未來中國學術界的發展,丘成桐很希望,中國人能夠珍惜自己的文化傳統,做好學問,因為只有解決最根本的問題,中國才有望發展世界一流的學府。然而,要改變中國人對自身文化的態度,要走的路,還多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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