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老百姓的接受角度來看，「每個月你要交多少稅？」，「你能算出你的一生大致能交多少稅嗎？」 這兩個問題對於大多數中國人來說還是一個模糊的概念，甚至很多人在回答自己稅費的問題時還有些諱莫如深的意味，幾乎每一個被採訪者都要求記者不要透露其真實的姓名。
難以量化的稅費
張先生是國內某證券類律師事務所的主辦律師，他每個月的收入由單位直接劃入工資卡中，他只關心稅後所得，單位也不提供稅費的明細。因此他自己並不清楚每月自己的納稅金額。而且他所在的公司還利用發票充抵、發放補助等種種方式進行避稅，且金額可觀。
持英國律師執照的吳先生在一家英國律師事務所駐京辦事處工作了三年，他知道自己大概月交稅1700元左右；工作了20餘年的北京某大學教務人員袁先生告訴記者，他的稅費要視當月情況而定，大概是幾百元，而對自己一生要交多少稅卻沒有一個概念；李先生是某知名地產公司總經辦主任，他的月收入大概在1萬元左右，每月納稅大致是1500元；武漢某報社的程小姐工作五年了，每月交稅約273元,大致是她當月收入的十二分之一，不久前因為自購房交稅兩萬元左右。
根據國家稅法規定，目前個人取得11類收入需要繳納個人所得稅，這包括工資薪金所得、勞務報酬所得、意外收入所得、稿酬所得等。其中工資薪金所得的涉及面最廣。
北京大學外國經濟學說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國體制改革研究會公共政策研究所副所長夏業良對《新週刊》說：按照我國的現有稅收制度，視每人不同的收入狀況，對於一個老百姓一生要納多少稅可以有一個大致的計算概念：如果你的收入每個月超過800元的個人所得稅起征點，那麼扣除800元後的20%(目前中國對個人所得稅的最高徵稅率為46%)就是你每月要交的稅款，由此可以算出一個老百姓一年大致要交的個人所得稅，在考慮到通貨膨脹等因素後就可以算出你一生大致要交的稅費，將這個數據與你從政府那裡獲得的公共服務相比較，如果是一個高效率的政府的話，那麼你所獲得的服務應該遠遠高於你所納的稅費。
夏教授給出的計算模式中，並沒有包括老百姓購車、購房等要交納的特種消費稅。工薪階層，他們的月收入大致在1000-10000元之間，正是這一部分人目前是中國納稅的主力軍，他們佔到了中國個稅交納的65%。
廖曾祥是四川某貧困縣廣播電視臺的記者，據他向《新週刊》介紹，目前在農村地區，在去年減免農業稅之前，他所在的縣城的每位農民在正常情況下，大致每年要繳納三四百元的稅費，但由於有些農民因為欠稅的罰款總共需交納的稅費可能會超過1000元。儘管現在農民的稅負沒有了，但對以往欠款的追繳可能還存在問題。廖的收入每月為680元，還沒有到800元的所得稅的起征點，交稅對於他來說還沒有過多的關心。在該縣城，像他這樣的公務員大概有8000多名，但收入夠得上交個稅的，大概只佔10%左右。
另外，目前有許多自由職業者游離於法規系統之外，根本沒有被統計到納稅人中。北京知名社會學者丁東先生也是這樣的自由職業者中的一員，「比如我出本書該交多少稅，這是看得見的，但還有很多時候老百姓究竟要交多少稅並不清楚。至於我自己一生要交多少稅，我根本量化不出來。」他說。
所有人納稅，還是富人多納稅？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副所長劉尚希認為，看待稅負的高低不能就稅論稅，不能孤立看稅收佔GDP的比重。他在此間接受媒體的採訪時談道：「目前我們經濟發展處於黃金期，是體制改革的轉型期，很多方面都需要政府花錢，比如三農方面的直補、教育方面的力度加大等。如果不和政府的公共服務聯繫起來，孤立看稅負輕與重，我認為意義不大。」
他認為，目前很多人感覺到稅負過重，是因為我們的稅負負擔不均衡。從整體上看，負擔不太重，但是集中在一部分裡頭，這部分人就覺得稅收比較重，比如內資企業明顯感覺稅負重了，而外資企業就不會感覺稅收負擔重；工薪階層會覺得稅負重，而富裕階層就不會覺得稅負重。
對於普通的工薪階層來說，稅負是否真的過重了，排除種種統計方式不談，目前中國對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是800元，而這個標準是在1980年代制定的， 「25年都沒有改變，這是對老百姓收入的不負責任。」夏業良對記者說。在1980年代，中國的人均收入為40元左右，而現在已經提升了20倍不止，有人提出將800元的個稅起征點提高到1200元，目前起征點的幅度太小，按照現行的起征標準，形成了「倒逼現象」，工薪階層反成了個稅繳納的主體。相對於高收入人群來說，這是不公平的現象。而全國人大代表、娃哈哈集團董事長宗慶後也在今年的兩會上呼籲，「應該盡快修改個人所得稅法。」他的建議是將起征點調到 1600元。
「到底是我們所有人來納稅，還是由目前的高收入人群多納稅？前者對於普通老百姓來說是不公平的，因為我們的社會是城鄉分離的社會，在農村地區納了稅的人們，並不能像城裡的人一樣享受到政府提供的福利。」夏業良對《新週刊》談道，「我認為，應該由高收入人群來納稅，而由政府提供的服務惠澤到社會的每一人。我贊成起征點提高，甚至可以提高到5000元。也有人問，那收入達不到5000元的還納不納？目前我們要求所有人都納稅並不現實，我贊成讓素質高、收入高的人群多納稅。這樣對於弱勢群體來說，比如一般的民工等如果沒有達到起征點，也可以部分享受到政府的福利。」
除了上述問題外，目前中國還出現了富人想辦法避稅，而低收入者卻難以逃稅的現象，這種原因一方面是因為政府對人們真實生活不瞭解，有些人的實際收入遠不止工資單上體現的那麼多，另一方面納稅的環境也不樂觀，「當然是不想交啊。」做房地產的李先生對記者說。像李先生這樣交得不心甘情願的心態是普遍存在的。
夏業良認為，我們目前的稅收政策是否合適，建立的一個公共財政理念是否合理，應該取決於國家的制度環境，如果這個環境是高腐敗的，老百姓就越不想納稅，過去中國政府是責任無限的政府，現在是有限的。因此政府應該自律，政府的權力應該受到限制。
「如果我們納的稅都用於提高公眾福利，提高教育水平那我們沒得說；但如果我們納稅的一個相當多的數量都變成了官員的輪子的話，那就有些不合理了。」丁東對記者說，他認為，目前作為老百姓沒有渠道對納稅用途進行監督是一個政治不文明的表現。「我的稿稅目前是比較高，但我更關注的是我們納的稅怎麼用了？現在是個官就有專車，滿街跑的公車，汽車錢、油錢都來自我們的稅費，而我們所得到的公共服務是否是優質的呢？」
夏業良認為，政府目前提出的預算對於老百姓來說並不透明，政府的預算、決算報告普通老百姓可能不會看到，即使看到，沒有一定的專業知識也看不明白，於是就懷疑政府將這些稅收用於買車、買房，所以各級政府有必要將財政公布。
此外，也有人指出目前政府的臃腫和龐大是中國稅負較高的一個重要原因。夏認為造成普通老百姓對現行稅收制度難以接受的癥結在於：地方政府對大戶的特權豁免，首先是對腐敗的豁免。一些地方政府對帶來投資的大戶不敢得罪，對他們在很多地方減免稅收，而這種行為如果說嚴重了，就是違法的；其次是富人們自律不夠。如果我們認真清查這些富人的偷漏稅行為會有很多應該為此坐牢的，但政府對此卻是無為。最後現行政策規則的不完善也是導致部分人能夠鑽空子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