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上不起學」早就成為民間社會一種共識，但官方對此似乎一直未有過明確說法，這種反思的缺席對深受高學費之害的公眾感情是很大的傷害。無疑，遲來的撫慰也是撫慰，此次張保慶代表教育部對學費做出面對現實的評價，對公眾是一種安慰－－可我們看到，在學費問題上，張保慶延續了「自我清白假設」和「矛頭外指」的批評風格，即只顧批評別人而迴避自身應承擔的責任，把「上不起學」的板子打向了學校亂收費。
現實真是如此嗎？教育主管部門真可以瀟灑地超越「上不起學」的歸咎嗎？同日一則新聞對教育主管部門這種卸責姿態是一種絕妙的反諷－－一個在成都艱難求學的農民工子女無奈地問：我上得起的學校，為啥都是「非法」的？
新學斯的第一天，作為農民工子女的廖文好不容易進了一所民辦學校，學校教室雖是些廢棄的廠房，但廖文還是覺得比老家學校的條件要好－－可沒上幾天學校就被封了，封的理由是這所學校沒有任何辦學手續，屬「非法辦學」。可她根本交不起那些公辦學校的學費，面臨失學的她無奈地問：我上得起的學校，為啥都是非法的？－－從現實看，不僅是小廖文，很多交不起昂貴學費的人心中埋著同樣的抑鬱。
為什麼窮人上得起的學校都是非法的 －－這個問題的另一面是：為什麼合法的學校，窮人都上不起呢？這一個問題的兩種表達是多麼的意味深長！顯然，問題出在教育制度安排的不合理上，因為當下的教育政策在制度安排上本身是排斥窮人的，所以窮人能上得起的學校，自然都是非法的。「合法」與「非法」的界定，是一種制度最本質的價值核心。
而誰制訂了這種教育政策呢？是教育主管部門。
基本的正義理論是，因為弱者的權利相當脆弱，所以制定一項政策時，要首先考慮到這些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只有給他們預留了充分的生存空間，又增進了整體社會福利，這樣的政策才是正義的。依此，在上學問題上，最現實的是，教育主管部門要通過制度設計力挺一切能讓「窮人上得起學」的組織形式：對那些「合法」的，政府要通過加大政策支持來延續他們的積極性；對那些「非法」的，政府要通過修改法規或促其規範的途徑寬容他們的存在。
一個「代表老百姓利益」的教育法規，有什麼理由拒絕社會為窮人提供上得起學的機會呢？不規範，可以助其規範；辦學條件艱苦，公共部門可以施以援手；不合原有法律，法律是可以修改的，在很多窮人上不起學的現實中，豈能輕易以「缺一張辦學許可證」的名義封停一所「窮人交得起學費」的學校？窮人上不起學，教育主管部門本身就難卸其責，窮人好不容易找到一所上得起的學校，又被以非法之名關停，這是錯上加錯。
合法的學校窮人上不起，窮人上得起的又不合法－－教育部門難道不應該深刻地反省這樣的教育政策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