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良知的媒體這一次提醒我們－－那些我們故意要去忽視、去遺忘，甚至引為羞恥的數百萬性工作者，其實很多都是中國底層民眾中的母親、妻子。她們有著和我們一樣的人格、尊嚴、追求和愛。作為妻子和母親，她們的悲慘人生也必將深刻影響中國的未來。她們有著和我們不一樣的命運，只不過是因為一個因素－－貧窮。
這些性工作者，和作為凶手的那個民工一樣，都生活在這個社會最底層。實際上，這部分人口不是這個社會的少部分，而是這個社會的大多數－－清華大學社會學專家李強教授近期發表研究論文指出，通過對60餘萬人的抽樣，大陸的社會結構是「倒丁字形」，即人口的 64.7％處於下層，其餘人口階層呈柱狀分布。顯然，這種貧富差距正是「苟麗」式悲劇的直接緣由。
一部分人比另外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是一件正常的事情，即使貧富差距較大，也沒什麼大不了的。但如果先富起來的那些人剝奪了貧困者發展的機遇、堵塞了貧困者發展的路徑，那就會出大問題。貧窮不是罪惡，製造可持續的貧窮才是一種罪惡。而我們目前所面臨的貧困，恰恰就是這種結構性的可持續貧困。
農民問題專家李昌平認為，貧困源於主流社會設計的不合理制度，並例舉了導致農民和農村貧困的18種制度。如土地產權制度、財政制度、金融制度、社會保障制度、教育、醫療制度等等，都是在某種程度上將農民處於社會資源分配上不利的位置，也同時剝奪了他們再發展的機遇和能力。其結果就是財富的極度不合理分配－－目前我國10％的最低收入家庭財產總額佔全部居民財產總額的不到2％，而10％的最高收入家庭財產總額則佔全部居民財產總額的40％以上。
何況這種由制度設計所造成的差距是動態存在的。也就是說，那不是一個固定的差距，而是隨著制度的動能不斷增加，貧富之間的距離也會呈幾何級數擴大。如同一場沒有終點的比賽，只不過這是一場自行車和汽車之間的悲劇性賽跑。不同階層之間發展能力、發展機遇和發展環境上的差距每一天都在拉大。底層農民即使付出再多努力也無法改變自身的命運。
那些和苟麗一樣有著溫情幻夢的女子，在其還沒有進入到髮廊之時，她們的人生就已經是悲慘的了。苟麗和她老公分別掙到每月 300元或350元。顯然這無法維持一個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的基本生活。在一個商業社會中，每個人都必須要出賣一些東西才能交換到自己的生存。但他們有什麼可出賣的呢？想出賣自己的勞動力－－那不值錢；想出賣自己的知識－－卻早已因貧困無法享受到基本的教育；最後只能靠出賣自己的肉體和人格為生。賣淫、偷盜、搶劫，這絕不是一個普通人最初的愛好，而是在試過了所有其他路徑都被堵死之後的無奈抉擇。
我因此而理解這些由體制所造成的絕對貧困者的抉擇－－因為他們身無長物，只好賤賣自己的肉體、安全、尊嚴等代表了人類高貴特性的一切事物。而那些有幸沒有落到如此地步的其他階層，則用冷漠的靈魂面對這一切，並且時刻警惕著、遠離著那些絕對貧困者。其實，要拯救一個髮廊女，這個國家不需要《復活》中聶赫留朵夫高貴的自我犧牲，只需要給他們一個像其他人一樣平等的發展機遇。
(作者系華南師範大學教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