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南方週末》報導，6月份高調亮相的兩家溫州財團（中馳、中瑞）近日徒生變數，兩家財團高薪禮聘來的總裁（中馳執行總裁王紹庭、中瑞總裁楊新泉）不過兩三個月就挂冠離去，而當地政商各界對財團的態度也在幾個月內大相逕庭，"財團"二字已成為人人避之惟恐不及的標籤。
兩家財團的總裁為何雙雙離去？報導稱總裁的離職源於董事會和經營層對企業經營理念的衝突。
「楊新泉形容董事會對經營層的方案採取 『抽象的肯定，具體的否定』的態度。儘管股東們屢屢強調『現代企業制度』這些名詞，合同也已寫明各自的責、權、利，但實際上他們視企業如兒女，始終無法割捨或者說不知該如何割捨控制企業的慾望。楊新泉與王紹庭名曰總裁，並無實權，以致後者曾經為一個廣告拍了桌子：『我堂堂一個總裁，連個十萬八萬的廣告都做不了主？』」事實上，不僅楊、王做不了主，財團的董事們也做不了主。中瑞是九個股東均分股權，中馳則是兩大股東各佔25％，餘下5家各佔10％。股權勢均力敵的結果正如王紹庭所形容的「誰都想說了算，誰都說了不算」。中馳辦公室裝修時，股東們為買哪種裝飾燈爭論不止，直到其中一個開著豪華奔馳買回一盞十幾元錢的燈做樣品。董事會於是不得不成為「清議會」。由於股權利潤都是吃大鍋飯，甚至有股東想方設法將財團的東西往自己企業撈。
股權平均帶來的另一個問題是經營層在關係微妙的股東間無所適從，即便是只有兩個大股東的中馳，王紹庭也不得不「給媽媽匯報，還要給爸爸匯報」。
董事會與經營層、甚至股東之間相互的不信任由此而生，並最終導致兩位總裁的辭職。
更有意思的是，兩家財團的資本也不到位。有董事曾提出每個股東拿出一筆錢放在財團，結果其他股東馬上表示等有了項目再說。
我原本以為在中國只有東北人最幽默，當我看到溫州財團的報導時，我才知道，原來溫州人更幽默。東北人用幽默來調劑生活，而溫州老闆們對待嚴肅的生意也不乏幽默。作為局外人，對此本可以哈哈一笑，而我卻感到了深沉的悲哀。
溫州一埠，商賈遍地。近幾年隨著民營經濟的勃興，溫州商人開始走向公眾視野，先是溫州打火機在歐美被指反傾銷勝訴，繼之以溫州炒房團一路北征，一時間溫州商人風頭無兩，直使粵商稍遜風騷。
細考溫州商人發家歷史，人們發現，這些「企業家」原本出生寒微，洗掉兩腿田泥就開始搗鼓小作坊，而後工廠越做越大，生意直做到了越洋跨海。有人說，「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也有人說，溫州商人兼具了猶太人的精明和吉普賽人以四海為家的胸懷。
但溫州財團目前的混亂至少說明，溫州商人的精明可能超過了猶太人，而胸懷與吉普賽人相比則弗如遠甚。溫州財團之所以出現，顯而易見的原因是以勞動密集為特徵的溫州實業利潤空間已經越來越低。於是，經驗告訴溫州商人產業資本必須聯合尋找出路。溫州財團成立的目的在於形成「以產業為基礎，以資本為紐帶，以金融為核心的企業集團」，以資本之力搏擊市場，換來製造企業的浴火重生。但溫州商人骨子裡卻還是擺脫不了做產業的思維框架。溫州老闆們白手起家做實業積累起來的經驗，對中馳和中瑞這樣為剩餘產業資本尋找出路而成立的公司已然失效而溫州商人並不自知。習慣了「你的錢是你的錢、我的錢是我的錢」的溫州人，要想運作現代意義上的財團短期內顯然是不現實的。
不客氣的說，溫州商人名為鉅賈實則仍是「農民」，小農意識不除難有更大出息。
郭沫若曾把四川人比喻為鵝卵石，溫州財團本來想將鵝卵石攪拌成混凝土，但作為粘合劑，黃泥顯然不是理想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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