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就是瀋陽法輪功學員李偉勛，曾因堅持修煉法輪功被中共多次關押，並於2002年1月初飽受中共惡警殘酷的折磨，造成四肢不能動，口不能語，不能進食。當其已奄奄一息時，經家人和友好人士千方百計的營救，保外就醫。在此期間，還有四名警察對她進行24小時監控。「保外」期間，李偉勛成功脫離了監控並輾轉到了泰國並申請了聯合國難民身份。
今年7月，美國國會很有影響力的眾議院司法委員會主席James Sensenbrenner寫信給負責接納難民的美國國務院，敦促國務院認真處理法輪功學員申請難民的案例。國務院也回信說將盡快辦理。
2005年9月21日，在聯合國難民署和美國政府及其它非政府組織的幫助下，李偉勛來到了美國，結束了幾年的顛沛流離的流亡生活，終於獲得了自由。
近日記者採訪了李偉勛女士，請她詳細介紹了自己在被迫害及被營救的過程中的親身經歷。
記者：能請你介紹一下得法修煉的經歷嗎？
李偉勛：我是在1996年春有幸與法輪大法結緣的。我9歲就患了類風濕症、氣管炎、心臟病、腦供血不足等多種疾病，特別是我結婚生育後，病情更加嚴重，腰、胯、腕關節腫痛，睡覺翻身都要人幫助，三伏天不能開窗，不能睡涼席，還要蓋被子，藥物在我身上已不起作用。我孤助無望，苦苦掙扎，痛不欲生。然而在得法和修煉後，這些折磨了我三十多年的病痛消失殆盡。法輪大法博大精深的法理，神奇的功效，在我身上得到了驗證。我心態變得平和、安詳，我的家庭更和睦，婆媳間、姑嫂間、夫妻間和子女間，和諧而快樂，別有一番情趣。
看到我的變化，全家人都覺得神奇。不知不覺妹妹和兒子也煉法輪功了。婆婆從新加坡女兒家回來，跟著我聽了三遍師父講法錄音，99年7月19日我教她煉功，可第二天迫害開始了，婆婆就停下來了。
記者：99年7.20中共對法輪功鎮壓後，你曾三次上訪，四次被抓，能詳細談一談你第四次被抓，被折磨得全身癱瘓，後又死裡逃生的經歷嗎？
李偉勛：2002年1月13日，我所在的法輪功真像資料點被暴露，我與幾位同修被綁架到了瀋陽鐵西凌空派出所，四天四夜不許睡覺，審問資料來源和相關人員。
為抗議綁架，我開始絕食，因為我沒罪，所以拒絕回答他們的審問，警察就用書卷成軸打我的頭、臉；將我背銬在椅子上，提起銬著的雙臂向上拉，手銬卡在肉裡，滲出了血；用皮鞋跟踩我的腳趾來回碾、踢我的腳踝關節、小腿骨；用一寸粗的鐵管打我的小腿骨，我咬緊牙關，挺著就是不說話。
第二天他們換了兩個打手，說不打我，但要折磨我，他們讓我蹲下我不服從，他們就用雙手掐住我的肩膀、脖子，往下按我。看我還不蹲，一個揪住我的衣領往下拉，一個在後面踹我的小腿，見我仍不蹲，其中一個大個子打手，用骼膊肘猛擊我的脊椎和頸椎。
當時我感到整個胸腔都被震開了，隨著一次又一次猛擊，我的頭「嗡」的一下，隨即栽倒在地。接著他們硬拽著我的衣領拖著我，逼我做蹲的姿勢，我已無力站起，雙腿麻木失去知覺，癱倒在地上。
記者：在這樣的痛苦中，你是怎樣承受過來的呢？
李偉勛：當時我的注意力沒想著疼否，我只想著我是一個修煉的人，我所做的一切沒有錯，是法輪大法給了我新生，我不能做絲毫對大法與同修不利的事。當時我深深的感到，強大的正信、正念威力在支撐著我。
回想在大陸的風雨歲月，我那時心很靜，什麼都不多想，但思維很清晰。哪怕走在喧囂的大街上，我也覺得自己好像獨自在曠野裡，溶在其中，很高大……那種境界，那種狀態是很難用語言描述的。記得我在給省政府的信中說，《轉法輪》是叫人按真善忍標準做好人的，真善忍是宇宙的特性，明白了真理的人們，是會為其舍命而不足惜的。
第三天他們又換了兩名公安局的打手，其中一個一見我就說：「鐘恆傑就是我打死的。」另一個補充說：「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殺。」鐘恆傑是和我同住一區的法輪功學員，2001年被迫害致死，公安對外誣陷他是自殺。
打死鐘恆傑的凶手粗暴凶狠的將我拽到他跟前，左右開弓打我耳光。面對殺人凶手，我已將生死置之度外，內心格外平靜。我靜靜的看著他。修煉人的正念是有威力的，在生死關頭更顯神奇。當時空氣凝固了，四周靜極了，凶手的手停在了半空，落不下來。
記者：那你後來是怎樣從監獄裡出來的呢？
李偉勛：輪番的折磨失敗後，2002年2月9日他們下發逮捕通知，要給我判刑。我拒絕簽字，檢察官說：「不簽字也判你。」事後得知，他們對我缺席判處了16年監禁。起初我想在法庭上為自己做無罪辯護，但我轉念一想，我不應該承認他們強加給我的非法關押，監獄不是好人應該呆的地方，我應該出去，我要出去告訴更多的人，法輪功是冤枉的，法輪功是教人修煉做好人的。
在當時中國那種黑暗的環境下，能從監獄裡出來的唯一途徑就是保外就醫。由於在看守所的長期迫害，2月17日我的上肢開始不能動了，渾身還長滿不知名的疙瘩，刺痒鑽心。20天後我的雙腿也不能動了，手腳腫得發亮，幾天後我牙關發緊，不能說話也無法進食，人陷於昏迷狀態，醫院下了病危通知。為推脫責任，這時瀋陽市610才批准我保外就醫。當親人把皮包骨頭，只剩一副骨架的我抱上車時，我知道自己終於活著出來了。
其實我所經歷的只是中共迫害法輪功的一個縮影，而且與許多法輪功學員所受的迫害相比，我所經歷的不算最嚴重的。而且在這場迫害中，對人的精神和心靈上的摧殘要遠大於對肉體的折磨。
記者：能談一談你為什麼覺得這場迫害對精神的摧殘更甚於對肉體的折磨嗎？
李偉勛：在這場迫害中，中共混淆著是非善惡，並企圖用謊言、變異的邏輯、人的倫理和親情逼迫人放棄自己的信仰、良知和做人的準則。那種對人心靈上的摧殘是剜心透骨的。
記得在我第三次上訪被抓時，被拉到遼寧省駐北京辦事處地下室，那些警察每天晚上吃喝完了，就拿我們尋開心，用各種方法折磨，背吊、蹲馬步等，男學員被打的更慘。有一對法輪功學員是新婚夫婦，當惡警折磨丈夫時，把妻子叫去，讓她聽丈夫的慘叫聲，還問妻子有何感受。這是何等的卑鄙。
99年11月，由於上訪，我被押回到瀋陽市大南收容所。記得那天哥哥和我先生攙著白髮蒼蒼的母親出現在收容所裡，我驚呆了。看著老淚縱橫的媽媽，我的心顫慄著，媽媽說：「伏（我的小名）啊，寫一個吧，咱好回家，聽話！」我忍著眼淚對媽媽說：「媽媽，我沒做錯什麼，不能寫。」
「媽給你跪下了！」我趕忙托著媽媽的手臂說：「媽媽，不要這樣，我煉功身體好了，心也開闊了，這您是知道的，媽媽，我做的都是合法的，違法的是他們。」媽媽最後流著眼淚離開了，望著媽媽的背影，我的心在滴血…… 怎麼會是這樣？一個政黨，利用手中權力來違背憲法，反而威逼百姓在良知與親情之間做出抉擇，這是何等的殘忍無道！
然而對人精神上最大的摧殘就是所謂的轉化了。一個法輪功學員在監獄中被所謂的轉化了，放出來後不久他就明白過來了，他對我說：「那時的我就像一個空殼，生不如死。」我聽到後非常的震撼，至今想起都禁不住流淚。一個人之所以是人是因為他有人的精神，沒有了人的精神、人的意識，那就是行屍走肉。而這所謂的轉化就是用酷刑和謊言逼迫人放棄自己的精神。也有法輪功學員承受不住這些精神上的摧殘而被逼瘋的。
中共一切殺戮人、扭曲人靈魂的手段，和在幾十年政治運動中積累起來的整人的經驗，全在對法輪功的迫害中集中體現出來了。比如他們長時間的不讓人睡覺，直到你神智迷失，目地是在精神上拖垮你，再用謊言欺騙和酷刑折磨逼你放棄自己的信仰。
而這種精神上的摧殘也不光是針對法輪功學員的，所有的中國人可以說都是受害者。記得在99年7.20鎮壓以後，沒有人敢和法輪功學員說話，也沒有人敢在公開場合談論法輪功，難道他們都不明是非？不是的。在中共幾十年的洗腦中，很多中國人已經對良知和正義麻木了，就像那個動物一聽到鈴聲就想吃東西的條件反射一樣，中國人一聽到政治運動就產生巨大的恐懼，人的是非善惡的標準在這種恐懼中已經變得不重要了，人的正常的心智都扭曲了。
我在保外就醫出來後，家裡人都知道如果我身體恢復了還會被抓進去的，爸爸竟然說，那你就去服刑，服完刑再出來。我聽了真的很難過，有哪個正常人會願意自己的親人在沒有犯罪的情況下受牢獄之苦呢？爸爸做過檢察長，在那樣的環境下心靈被扭曲到了這種成度。
記者：在對你的迫害中，你的家人是否受到了株連？
李偉勛：自從我進京上訪被抓後，我的家庭便沒有安寧之日。單位裡我被開除黨籍、失去了工作、沒有了工資。我被作為典型，像文化大革命一樣，在公司廣播站面向三萬多員工，批判了我一週，發紅頭文件到各部門、各分黨委、黨支部。我丈夫和我的好幾個親屬都與我在同一公司，我能想像得到這種文革式的大批判對他們的心理壓力。我丈夫受到了極大的精神壓力和株連，經常被找去談話，讓他做我的「思想轉化工作」，在外他頂著壓力極力維護我，回到家裡強忍著痛苦，精神上的承受到了極限。
街道、派出所經常派人到家裡騷擾，節假日、敏感日更無遺漏。婆婆被告知：你兒媳婦煉法輪功，你們就是反革命家屬。年邁的婆婆時常被嚇得尿褲。我們不得不將婆婆寄居她女兒家，我也被迫回娘家寄居。他們連孩子也不放過，到孩子讀書的學校去騷擾，孩子在學校裡被監視，幾年來在電話裡都不能叫我一聲媽媽。就這樣，好端端的一個家庭被拆散了。
在我保外就醫逃出來後，我的家人卻遭到牽連，無端受害。當天我的嫂子被抓到派出所審問，骼膊被街道辦事處主任打傷，到晚上才把人要回來。而後他們追查至娘家、哥哥家、丈夫妹妹家等，所有的親戚家都搜查了，還派六人將娘家及哥哥家監控起來。
後來為了躲避迫害，我到一個遠親家住，一天表哥家孩子的同學來家玩，表哥以為是便衣警察，驚恐萬狀。看見表哥那恐慌的表情，我知道我只有離家出走，流離失所了。
其實我的家人所經受的也只是千千萬萬法輪功學員的家庭的縮影，這場迫害所波及的又何止是上億的法輪功學員，他們的親屬也都受到了各種形式的迫害和株連，千千萬萬個家庭被解體拆散。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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