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這個夢想似乎越來越遙遠。尤其是中國的普通民眾，現在幾乎看不到生存處境改善的希望，不安定感與對未來的信心缺失越來越嚴重（消費者信心指數） 如果看中國的新聞，有兩類新聞幾乎是每天必有而且並非侷限於某地某區域的事件，這就是國內民眾此起彼伏的維權鬥爭與礦難，而礦難實際上也牽涉到民眾的基本生存權利。所有這些，都突顯了一點，即中國社會出現結構性緊張，而這種結構性緊張又緣於中國人缺乏經濟權利。說得通俗一點，就是中國的經濟雖然高速發展，但底層民眾從中受益不多。這一點成為許多普通中國人想不通的一個問題：為什麼經濟增長率這麼高，我們卻不能從中受益？
其實，中國的改革還是使一部分人從中受益，這部分人就是中國金字塔形社會結構中居於頂端及接近頂端的中上部階層。問題在於，在中國社會當中，居於金字塔結構底部的底層人群過於龐大。
一、中國的金字塔社會結構與結構性緊張
這裡先解釋一下結構緊張這個詞。在社會學中，最早提出「結構緊張」概念的是美國社會學家默頓。他認為，所謂「結構緊張」（structural strain ）是指這樣一種社會狀態，即社會文化所塑造的人們渴望成功的期望值，與社會結構所能提供的獲得成功的手段之間產生了一種嚴重失衡的狀態。比如，某一社會，佔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過於強調金錢、致富的重要性，而與此同時社會所能夠提供給人們的掙錢手段又不多，這時候，社會就處於一種「結構緊張」的狀態，默頓認為，這時社會矛盾、犯罪、衝突就會激增（Merton，1938）。而此時此刻的中國，就處於這樣一種狀態。
我首次使用「『金字塔型』社會結構」一詞，是在1994年發表於《東方》雜誌的「中國社會的貧富差距」一文裡，這篇文章後來作為《現代化的陷阱》一書的第五章。我用這個詞，是試圖描述那種頂層呈尖端狀，上層階級、富有階級人數很少，中間階級呈過渡狀，而下層階級數量龐大的社會結構。到了2000年，我再次在「中國社會結構演變的總體性分析」一文中使用這個詞。但我都是將城鄉人口放在一起分析，指出中國社會居於金字塔底層的人口高達社會總人口的83％，中產階級11％多一點，中上層佔4％多，而上層只有1％左右。這種分析後來被中國社會科學院陸學藝主持的一項研究所否定，那項研究提出中國社會有十大職業分層，並得出中國社會是個「洋蔥頭」結構的結論。所謂洋蔥頭結構，其實與「橄欖型」或「紡錘型」社會結構同義，是指一個以中產階級為主體，而上層階級和下層階級比例都較小的社會結構。
2001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所做的關於中國社會階層的研究，主要以職業作為劃分階層的依據，問題是劃分階層的依據並不是職業，而是三個標準，一是經濟收入，二是職業聲望，三是社會地位。這種劃分才有實際意義。而以職業做為劃分階層的標準，肯定不妥，比如國家與社會管理階層，國家主席、省委書記與一個小科員均屬於這個階層，但他們之間的社會地位與聲望肯定不相等。經理階層當中，既有上千億資產的國有大企業經理，也有資產僅幾十萬元的小經理，這兩類人的社會地位也肯定不相等。這個所謂研究報告的要害是將職業劃分標準偷換成社會學中劃分階層的標準。這其實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
陸學藝主持的這項研究報告最近其實也遭到另一位學者李強一項研究的否定。他根據2003年的調查數據寫出一篇文章，叫做中國的丁字形社會結構，將中國城市與鄉村分別分析，認為城市裡是金字塔形社會結構，但農村的社會結構則比城市更為糟糕，呈丁字形，社會底層佔鄉村人口的95％以上。這就比我當年談到的金字塔結構還要糟糕。
目前，中國社會難於良性運行的原因在於：社會底層過於龐大，而且由於在文盲、半文盲率偏高的情況下，過早出現了知識型勞力嚴重過剩的問題，使得社會向上流通的管道嚴重梗阻，各社會群體之間的社會需求差別太大，社會交換難以進行。中產階級體面生活所需要的基本設施，在丁字型結構的下層群體看來都是奢侈的和可以利用來謀生的途徑。而中產階級認為迫切需要解決的生態污染，在底層社會成員看來卻不那麼迫切，因為對他們而言，活下來是首要問題，而活得好距離他們還很遙遠。
社會各階層之間之所以在社會問題上缺少共識，原因在於：中產階級的經濟權利得到了滿足，而底層社會成員的經濟權利卻處於缺失狀態。.cn )
二、中國人的經濟權利
與一般民眾有關的普遍經濟權利有如下幾種：本人的工作權利、子女的受教育權利、以及作為基本經濟權利的社會福利，社會福利包括三種，養老、失業與醫療。而隨著中國經濟結構的轉型，受教育程度與就業權利二者之間呈正相關狀態，受教育程度越高，就業機會越多。而教育程度嚴重不足的城市底層以及農村人口，已經被中國現代化這輛列車甩下，成為被時代拋棄的人群。
儘管中國政府將人權標準解釋成「生存權」，並聲稱中國民眾的生存權已經解決，無需他國指手劃腳。但作為生存權利重要項目的中國社會福利制度卻表明，中國人民起碼的生存權利都頗成問題。
構成中國社會福利制度的有三大保險，即養老保險、失業保險與醫療保險。
（一）正在迫近的養老保險危機
按國際標準，中國在2000年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目前60歲及其以上老年人已達1.3億之多，佔世界老年人口的1/5，佔國內總人口的10.2%。超過目前法、德、意、日、英的人口總和。在這樣一個老齡化社會當中，老有所養應該作為政府維持社會穩定的戰略考慮。
但中國顯然還未做好準備。兩項指標足以說明中國養老保險正面臨嚴重危機，第一是參保面過於狹窄；第二則是政府積欠的養老金日益龐大。
1、養老保險的覆蓋面到底有多大？
中國養老保險的覆蓋面到底有多大？這是一個不易弄清的問題，中國政府提供的統計數據就是造成這種混亂的根源。根據中國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發布的數據，早在1996年6月底，中國已有76.9％的職工和94.7％的離退休人員參加了社會保險。以此看來，養老保險制度已經初步構建成功，但才三四年過去，就有消息稱中國政府積欠了職工大量養老保險金。
2005年6月22日，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理事長項懷誠（前財政部長）在一次演講中公布：截至2003年底，全國參加基本養老保險的人數為15,506萬人，佔總人口的12%，佔城市人口的30%。
但更大問題發生在農村。主要體現為兩點：一是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覆蓋面小， 參保人口只佔農村人口的6.03％，二是保險保障水平過低，人均保險金一年才477元。有人指出，目前開展農村養老保險的大多是比較發達的農村地區，參加養老保險的人也幾乎都是農村的富裕居民，而未來養老將會面臨困難的不發達農村地區和貧困農村居民卻無力投保，這種「保富不保貧」現象是中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一個死結。此外還有2.5億農民工也沒有養老保險。
2、養老保險金的缺口到底有多大？
政府積欠城市職工的養老保險金是個已經存在多年的問題，而且積欠的規模越來越大。項懷誠對此曾給過兩個數據，一是積欠了1萬億，但在2005年6月26日在賽瑟研究中心的演講中提到，中國積欠養老保險金高達2萬億元。我這裡只採用1萬億之說，是因為2萬億之說僅在一處出現。
上述數據說明，政府積欠全國退休人員的養老金數量正以驚人的速度增長。從1997年到現在，中國經濟一直處於高速發展期，2004年GDP總額高達 136,515億元，全國財政收入高達26,355.88億元，支出為28,360.79億元，財政赤字為2,004.91億元。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尚積欠如此之多的職工養老金無法支付，這意味著積欠的養老金將是一筆無法清償的國家債務。
這種情況在中國被稱為「養老保險危機」。從養老保險金的狀況來看，從上個世紀90年代後期至今，全國企業養老保險金收入即使在「空賬運行」的情況下也收不抵支，而且年度赤字規模持續擴大，只能靠政府財政來補貼。資料顯示，2002年僅中央財政就向其補貼408．2億元。
（二）失業保險竟成了「勞動強勢者俱樂部」
在社會福利制度的三大險種當中，失業保險一直是個弱項，存在的問題主要是覆蓋面非常狹小，許多失業者根本不在覆蓋範圍之內。
中國的失業保險制度始建於1986年，其主要目的是配合國有企業改革和勞動制度改革。這一年，國務院頒布了《國營企業職工待業保險暫行規定》，明確規定對國營企業職工實行職工待業保險制度，參保單位因此亦以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為主。近年來，不少國有企業效益下滑、生產經營困難，對於失業保險費則能拖則拖，逐漸出現了許多欠費大戶。2004年，中國有1億584萬人參加了失業保險，失業人口高達2400萬人，但只有419萬人領到了失業保險。
除了國有企業與部分集體企業之外，有三大群體不在失業保險覆蓋範圍之內。一類是外資企業與私營企業的員工；第二是國有企業的「下崗職工」，儘管「下崗職工」是事實上的失業者，但中國政府的承諾是要到2007年以後，國企職工失業後才能直接進入失業保險範圍。所以從「下崗」狀態進入領取失業保險金，中間還需要等待好些年頭。第三類則是初中、高中畢業之後，從未在國有企業或集體企業有過就業經歷的失業青年。這一群體被勞動學研究專家和社會學家們稱為「新失業群體」，雖然現有資料沒有關於「新失業群體」總量的精確數據，但在已有的一些小范圍調查中發現，在一些中等城市中，「新失業群體」的絕對人數已經超過「老失業群體」。
儘管中國的失業保險金非常低，甚至不足以維持失業者家庭的基本生存需要，但因為許多在非國有企業工作者及農民工等需要保障的弱勢人群被排除在失業保險之外，所以，中國國內有研究者將失業保險稱之為「勞動力強勢群體的俱樂部」。
（三）失敗的醫療保險體制改革 醫療保險的覆蓋率甚至比養老保險還要低。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的統計數據顯示，到2003年底，參加全國醫療保險的人數僅佔城鎮人口的20％，而農村只有不到10％的人口能夠享受到合作醫療的保障。
儘管佔全國人口20％的城市居民號稱享受著中國2/3的醫療衛生資源，但一項調查顯示，城市人口中還是有五、六成的老百姓應該看病卻不看病，大約三成的老百姓應該住院卻不住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看病太貴。每年中國「兩會」期間，不少「兩會」代表都提出提案，希望政府解決公共醫療體制中的嚴重問題。
而農村的情況就更悲慘。1978年中國改革以前，農民的醫療保障主要依靠合作醫療體系。改革以後，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對農村合作醫療體系採取放任自流的態度，合作醫療覆蓋面很快就由1980年的69%驟降到1983年的20%以下，到1986年只剩下5%，全國農村大多數村莊的合作醫療都解體、停辦了，村衛生室（合作醫療站）變成了鄉村醫生的私人診所。農民失去醫療保障後，由於醫藥費用支出的增長大大快於農民收入的增長，生病後普遍處於缺醫少藥的狀態。從1990年到1999年，農民平均純收入增長2.2倍，而每人次平均門診費用由10.9元增加到79元，住院費用由473.3元增加到 2,891元，分別增長了6.2倍和5.1倍。農村中因病致貧的農民佔貧困戶的30%至40%，有的地方甚至高達60%以上。即使在經濟發達、富甲一方的蘇州地區，仍有20%以上的農民無力治病。
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已經持續了20多年，但從1991年到2000年，中央政府撥出的合作醫療經費只是象徵性地每年500萬元，各級地方政府的配套資金也是每年500萬元，全國農民分攤下來平均每人每年約1分錢。這區區1,000萬元人民幣（約合120多萬美元）的合作醫療費用用於解決10億農民的醫療保健，連杯水車薪都談不上。
也正因如此，中國國務院發展中心才在一個關於醫療保險的調查報告中總結說，在同等水平的發展中國家中，中國醫療費用在GDP中所佔的比例相當高，但是醫療的公平性卻在世界上幾乎是倒數前幾名之內。因此「中國醫療保險體制改革基本不成功，醫療衛生體制市場化是個錯誤」。
三、發展經濟的目的應該是改善中國的人權狀態
但上述被納入社會保險體制內的還不是中國最悲慘的人群，另外還有一個龐大的底層貧困人群。截至2003年底，全國領取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的人數為2,247萬人，月人均領取58元，折合7美元。 無法設想一個人如何依賴這7美元維持生存。
中國目前號稱GDP總量世界第二，正將上千億金錢用之於軍備現代化，以美國為趕超目標。而中國政府更是在宣稱要建立和諧社會的同時，每年將數百億金錢用之於建立警察隊伍與旨在監控網路的「金盾工程」，完全無視人民的基本經濟權利。如此現實，讓人不由得發出疑問：這種經濟高速發展除了支撐中國政府的威權統治之外，對改善中國人民的生活狀況到底有多大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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