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新中國辯》(簡稱《辯》)一文的作法，對共產黨來說是反面文章正面做；對他批的對象《誰是新中國》來說，是正面文章反面做；將二者合起來，從實質上來說，則是打著紅旗反紅旗。這裡可有二解：一是打著紅旗真的就是目的，反紅旗只是事與願違的客觀效果，即毛澤東常說別人而最後落到自身的「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二是打著紅旗是手段，反紅旗才真正是目的。後者可以說是大陸文人的生存之道。就連名望如巴金者，他說他為了說一句真話也要配上幾句假話。看來，事實竟是這樣，也真是這樣：說假話可以掩護著真話出籠，就等於打著紅旗作護身符；而說真話就意味著反紅旗，或者說紅旗就要反你，總之是很冒險的事情。至於說，「辯」文作者的悶葫蘆裡究竟裝的是什麼藥？讀者好像是在審視一個沒打開的西瓜，只能是隔皮斷瓤，帶有猜謎的性質。而筆者則是這樣判定的：「辯」文不論從何種意義上說，都是打著紅旗反紅旗。因此，我寫這篇讀後感，就是在此前提下，謹持被動態度，不再另起爐灶，只是就窩下蛋，做一點兒 「點破」的功夫；差別僅在於是從第一種意義上點破還是從第二種意義上點破而已。
「辯」文把它的30萬言，「摘要」歸結為三句話：「近兩年，一本20世紀90年代末出版於美國的所謂「歷史專著」－－《誰是新中國》（英文書名：《Which is the New China－－Distinguishing between Right and Wrong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在網上悄然瀰漫，雖然沒見出現「熱炒」的火爆場面，但炮製者辛灝年的自我遊說，黎安友（Andrew J. Nathan）等鼓吹者的推波助瀾，以及一群不明真相者的輕信傳播，早已鬧得沸沸揚揚，甚囂塵上。他們或是心懷叵測，或是別有用心，或是對歷史無知，用荒唐與謊言為帝國主義的『和平演變』政策，編織著誘人上當的陷阱，麻醉和毒害著心靈純潔的中國青少年學生，特別是在海外留學的中國青少年學生。同時也為中國近代史研究與教育，投下一顆毒氣四散的煙幕彈，在網路世界造成極大混亂，引起中國人民的極大憤慨和強烈不滿。」
從三句話的總精神中可以破解出：作者是一位《誰是新中國》一書的聲嘶力竭的義務推銷員，盡其所能地確證該書所展現出的三大特點：內容的真實性衝決中共建築的謊言大壩；傳播的廣泛性震撼人心，也震撼了共產王朝的統治根基；風格的創新性使它在諸多歷史專著中獨樹一幟；以及書如其人，從書中透露出作者人品方面的兩個特徵：屹然挺立與清正廉潔。
讓我們來看看：「辯」文是怎樣用「欲蓋彌彰」作為打著紅旗反紅旗的具體手法，對《誰是新中國》進行明貶實褒、明抑實揚、明拒實迎，而凸現其三大特點的？
一，內容的真實性衝決中共建築的謊言大壩
最根本的是，從內容上講，《誰是新中國》是以翔實的史實、無可反駁的邏輯、精確無誤的語言、實事求是的態度、標示出一個顛扑不破的真理：「中華民國是孫中山先生倡導的共和革命所創建的新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專制復辟所帶來的舊中國」，從而使自己的立論立於不敗之地，從而也把中共永遠釘死在「開倒車的反對共和革命的專制復辟」之歷史恥辱柱上。
我們不必追問：《辯》文的意圖是要使中共從恥辱柱上解脫下來，還是要在「批判」的幌子下，切切實實地宣揚《誰是新中國》所揭示的真相和真理，因而把中共釘得更牢？但是，我們很高興他能大量地引證原文，讓大陸讀者一瞻原著風貌。
在《誰是新中國》的「內容簡介」中，我們看到，鼓吹者有大言不慚的如是地說－－
《誰是新中國》一書是在對世界近三百年歷史進行全新探討和深入剖析的前提下，對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一個總回顧和總辨析。它所建立的理論體系，所揭露的歷史真相，不僅從理論與事實兩個方面，對新中國－－ 中華民國，一再遭遇國內外形形色色專制勢力反撲和顛覆的艱難歷史，予以了清晰的論述；還對中國共產黨在蘇俄的長期命令和直接指揮下，對中華民國實行造反和奪權的行徑，及其在革命的名義之下，於中國大陸全面復辟專制制度的事實，予以了明確的論證；特別是它對一系列重大歷史問題所進行的澄清，不僅是對中共史學界和思想界的嚴峻挑戰，而且是對費正清中國現代史觀的深深責難。
《誰是新中國》一書在對中國現代歷史作了極為嚴謹的辨析之後，指出，辛亥之後中國民主過渡的艱難反覆歷程，與歐洲前專制國家的民主過渡歷程並無二致，為民主過渡的必然歷程所使然。這對於提高中華民族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昭示中國民主統一的前途究竟何在，及其與中華民國前途的關係，無疑具有重大的意義。
本書高屋建瓴、氣勢恢宏，但又深入淺出、說理綿密。既具有發人深省的理論魅力，又具有冷峻沉雄的論辯風格。作者在初稿完成後，曾應邀在北美一些著名大學和各地僑界作系統講演，其所一再產生的轟動效應，已經預示著這部嶄新的「中國現代史辨」，將使讀者和學界矚目
據炮製者辛灝年在自供狀中說，為了這個所謂的「真話和真情」，「一九九四年三月，本書作者懷揣著一個明確但是危險的答案，一個歷經十數年不為人所知的痛苦研究才獲得的重大成果，和數十萬字已經整理好的研究資料，離開了故土，告別了親友，來到了異國他鄉，為的是要在一塊自由的土地上，來完成他的著述，來回答歷史的種種詰難，來證明－－誰，才是真正的－－新中國。」
我們又在《誰是新中國》的「祖國大陸友人歷史學家謝幼田教授序」中，看到這樣的說辭－－
辛灝年先生的著作是理的匯聚。
辛灝年先生的著作是情的凝結。
…………
中國人，中國知識份子在毛澤東時代的遭遇，不是在那裡的血淚中浸泡過的人，永遠不能體會其中那地獄般的苦境。毛始終把知識份子作為革命對象的九種人之一，用一切手法要知識份子在「靈魂深處鬧革命」；睜眼對世界的看法，閉眼對人生的領悟，翻書對歷史的見解，心靈對藝術的追求，一切一切，都被這個新式的、超過秦始皇的皇帝所規範。不接受規範者，就要受到商鞅式的刑法處置……
辛灝年先生從文學家變成了歷史學家。他以發奮之情，盯住了中華民國史。
他發現中華民國史是一堆糊塗賬。
他發現，中華民國的曲折成敗，在於「革命與復辟」，在於「專制和民主的反覆較量」。找到了這個立足點，他就好像突然站到了一座高山之巔，去俯瞰腳下奔來眼底、又衝向未來的滔滔歷史長河。
他的筆就像拍岸的驚濤聲，在謳歌、讚美、肯定；在譴責、批判、否定。他的筆，描繪出了許多早已蒙塵的大量史實畫卷，找到了現實的許多來龍去脈。
這就是呈現在我們面前的－－辛灝年先生的歷史巨著。
與此同時，我們又在《祖國大陸文友作家鄭義先生序》中，看到這樣的話語－－
這是一部傑出的歷史學著作。
它的出現，將對中國的精神和現實造成震撼。
一九九四年春，辛灝年隨身帶著這部書的提綱和資料，孤注一擲，從中共軍警眼皮下冒險闖關，登上飛向新大陸的飛機。直到起飛，直到飛機躍上萬米雲空，心情才開始平靜。我的生活中也有類似場面，體驗著屈辱與正義衝突。雖然是近二十年之老友，我所瞭解的僅是小說家高爾品，而非歷史學家辛灝年。而且勇氣和學說究竟是兩回事，道德勇氣並不等同學說價值。閱罷初稿，方如釋重負：一部將改變中國歷史的著作正在誕生。
…………
無論公開演講或私下交談，辛灝年先生都一次再次強調，倘若沒有大陸學者反思歷史在前，他的成就是難以想像的。此乃肺腑之言。因為無論這個時代在權力與金錢的交相誘迫之下已經墮落到了何種地步，總有人秉承著「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的古訓側身戰鬥，辛灝年無非是其中之一。因此，本書既是辛灝年的著作，也是中國大陸知識份子群體智慧的結晶。
黎安友扯出「正名」的破旗，以售其姦，大肆宣揚西方的所謂「民主」，為孫中山先生的叛徒、人民公敵蔣介石及其代表的腐朽沒落階級，搖旗吶喊，招屍還魂。黎安友在《誰是新中國》的「美國友人黎安友教授序」中寫道：
雖然他的著述基於非常廣闊的研究，是一部十分嚴肅的學術著作，但辛先生對於主題的處理卻體現了一個具有獻身精神的愛國的中國人，而非僅僅是一個獨立學者的風格。他希望能夠識別那些在二十世紀中國歷史舞台上曾幫助推進民主進程的演員們，和那些曾破壞與阻止民主進程的演員們。要做到這一點，首當其衝的便是像孔夫子所說的「正名」。即：什麼才是民主？辛先生不相信像「民主專政」這樣一個自相矛盾的概念－－他認為這只能是純粹的獨裁。相反，他認為孫中山的思想才是民主的思想。辛先生把自己與那些具有中、西傳統的現代中國歷史學家們，那些總是譴責蔣介石遺棄了孫中山價值的歷史學家們區分了開來。甚至辛先生還爭辯道，正是蔣介石與無數反對者的鬥爭，才保全了民主和民主的艱難進程。雖然後來他輸給了共產黨，那是因為孫中山和他自己的錯誤策略所致。當然，最根本的失敗原因，還是由日本侵華戰爭所造成。
辛先生獻身於寫作，卻不是一個活動家。他認為知識份子的任務是指明真相，從而使得自己的人民、特別是年輕人，能夠推動這個國家在未來走向正確的方向。
讀者諸公不要以為黎安友會真的相信辛灝年的連篇鬼話，認為「曾掙紮在生活裡，卻堅持自學和寫作」的辛灝年，「不僅成了一位作家，而且成了作家中的一位學者」，「一方面努力鑽研和解讀現有的研究著作，並設法去接觸、瞭解和收集那些不准許公開的歷史資料；一方面懷著興奮的心情，熱切地關注著中國大陸史學界和民間，因偶然的機遇所發動起來的歷史反思潮流，及其新成果；一方面又為著揭開歷史問題的癥結，而對他在年輕時代曾獨自學習和研究過的西方思想史、特別是近代歐洲民主革命和共產革命的歷史，以及它們對於中國國民革命和中國共產革命的影響，進行了獨立的再研究和再探索」。「從此，他開始了對歷史真相的探求」，「終於能夠把他的思想用於寫作上」，「任何事情都不能阻止他要把自己所發現的歷史真實寫到紙上以公之於眾的使命」
否！黎安友未必相信辛灝年就是一個「治學嚴謹」的歷史學家，也未必相信《誰是新中國》就是一本史料翔實、論據充分的「歷史專著」。但是，黎安友相信一點，那就是，辛灝年和他的所謂「傑出的歷史學著作」，有了美元這個「堅挺的後臺」，完全可以使本已處於混亂的中國思想戰線，更加混亂；使迷惘西方的某些中國年輕人，更加親美！
「辯」 文大篇幅地引證了正面的意見，這些意見就是《誰是新中國》一書內容的主乾和基本的精神，至於說，作者差三隔五加入的罵大街式的旁白，很像是「摘要」中提到的「煙幕彈」我以為他是把煙幕彈投向共產黨的，可別讓它掩住你的耳目。這一點，讀者務必加以注意。如能把它當作慣例，就無需再處處提醒了。這時，我似乎覺得他是第二種意義上的打著紅旗反紅旗。試看，能否從下例中得到驗證？
《誰是新中國》的主旨是確立孫中山先生創建的中華民國是新中國。
創業不易，守成更艱難；歷史重任落到了在內憂外患中繼承先生遺志、捍衛辛亥革命成果的蔣介石先生的肩上。蔣先生的歷史功勞，人皆曰：一北伐，二抗日；我獨曰：此乃第二位者也。第一位是什麼呢？是把孫中山先生對蘇俄及中共的認識提升到一個堪稱真知灼見的更高水平。孫先生只看到列寧開的一張「廢除沙俄對華的一切不平等條約和特權」的空頭支票，而沒有機會看到它為繼承沙俄特權而進行的軍事侵華戰爭及中共「武裝保衛蘇聯」，而不是「武裝保衛祖國」，而卻是「武裝背叛祖國」。蔣先生從對蘇俄的考察和對中共打交道中，如毛澤東所說，經過去偽存真、去粗取精、由此及彼、由表及裡的製作功夫，把對蘇俄和中共的認識，由感性認識提高到理性認識，至今為越來越多的人佩服其真知灼見，並為今後的反共復國(新中國)大業指明道路。這裡不能不提一句連毛澤東也只得承認的話語，這就是「社會帝國主義」和「俄國亡我之心不死」。
蔣先生被共產黨刻意歪曲得面目全非，大陸史學家做了很多正本清源的工作，我們從恢復「中山艦事件」的真相說起
辛灝年正是這樣「謠言世家的子弟」，他用造謠和謊言為人民公敵蔣介石塗脂抹粉，樹碑立傳，但卻使中國人民更加認清了蔣介石人民公敵的「廬山真面目」。
我們不必去花費大量的篇幅，敘述那些早已為中國人民所熟知的歷史事實，在這裡僅舉一個「中山艦事件」為例，看一看辛灝年這個「謠言世家的子弟」，是怎樣的無法自圓其說。辛灝年在《誰是新中國》裡，對「中山艦事件」做了這樣的說詞－－
「中山艦事件」是國共兩黨第一次公開的大衝突，也是孫中山先生逝世後，國民黨對蘇俄與中共「挖心戰術」的第一次公開大反擊。由此國民黨乃得救，由是共產黨則注定了它在一九二七年失敗的命運。是故，國民黨稱之為「蔣中正救黨」，共產黨則從此對蔣介石恨之入骨。
七十餘年來，國共兩黨對「中山艦事件」各執一說，中外史家更是莫衷一是。用相互指責的辦法既不能誠服眾心；用索引與考據的研究亦難使雙方黨人悅服。在中國大陸，中共歷史學家乃眾口一辭，以黨言為立言……在中國臺灣，隨著言論由小限制走向大開放，對這一歷史事件早已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但不論是國民黨的鐵桿忠臣，還是某些要「淡化歷史」的史家，他們對該事件的研究與判斷，仍然和中國大陸頗多區別。為此，筆者將根據國共雙方和兩岸史家對中山艦事件的看法，並從中山艦事件發生的歷史背景和歷史後果出發，以尋求歷史的公正結論。
辛灝年「尋求歷史的公正結論」，究竟是個什麼東西呢？我們來看他自己的註解。辛灝年在這一節的末尾寫道－－
總而言之，如果中山艦事件純屬蘇俄、中共和汪氏要「倒蔣」的共同陰謀，則這個陰謀卻逼出了一個「中國國民革命的正面效應」，達到了蔣介石能夠藉機反擊蘇俄僭權和中共篡權的目的；退一萬步而言，如果中山艦事件完全為蔣介石一手製造，則它無非是蔣介石在萬般凶險之下，為自衛救黨和保衛中國國民革命而厲行的一個手段，則同樣達到了反擊蘇俄僭權和中共篡權的目的。因此，不論中山艦事件事出何因，何人，它發生的背景與後果，都證明了這個事件的歷史效應是正面的，而非反面的；是正確的，而非錯誤的；是前進的，而非倒退的，是革命的，而非反動的；是中國國民革命抵制和反擊蘇俄及中共對它實行誘逼的第一次大成功。由是蔣氏的功績才理應為之一讚。
辛灝年雖然對「中山艦事件」莫衷一是，但他卻對蔣介石利用「中山艦事件」屠殺共產黨和革命人士供認不諱，而且公然把蔣介石這一反革命罪行，說成是「蔣氏的功績」。然而，事情並沒有就此結束，時至今日，辛灝年對「中山艦事件」仍然是「興趣不減當年」。
2002 年2月，中國大陸學者楊天石的《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一書出版，辛灝年之流如獲至寶。先是臺灣《傳記文學》2003年4月號發表署名段干木的《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置個人生死於不顧－－大陸一流學者為蔣介石翻案》的所謂「書評」。緊接著，辛灝年就在自己主編的《黃花崗雜誌》2003年第5期上發表了署名朱有道的《大陸著名學者痛說民族英雄蔣介石》一文。這一回，辛灝年之流仍然採取「謠言世家子弟」的造謠把戲，對楊天石的《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一書，進行 「斷章取義、無中生有、強人就己的『書評』」。
先讓我們來看一看「謠言世家子弟」辛灝年之流的所謂「書評」，看他們是怎樣地「斷章取義、無中生有、強人就己」。「書評」如是說：
近年來大陸史學界中有識之士在「再現歷史本相」方面有了振聾發聵的創建。中國社科院近史所研究員楊天石教授推出的《近史探幽系列》，便是撥亂反正的佼佼者。他從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保存的蔣介石日記、美國哈佛燕京學社圖書館藏有的大量胡漢民晚年往來本刊函電以及日本外務省檔案縮微膠卷中發覺，在大陸以往的史學著作中「許多人物面目走形，許多事件雲遮霧繞離真理過遠」。
…………
中山艦事件 蔣公蒙冤七十五年
（七）中山艦事件七十多年來，一直是中共醜詆蔣公的一個重要話題，所有的大陸歷史教科書都說「一九二七年三月十八日蔣介石命令海軍局調派兩艘軍艦開赴黃埔聽候調遣，海軍局代理局長兼中山艦艦長、共產黨員李之龍率艦於次晨到達黃埔。廿日凌晨，蔣介石以中山艦『有變亂政局之舉』宣布戒嚴，逮捕李之龍」。然楊天石教授以大量史料，包括中共元老包應僧、陳公博、張國濤等人回憶錄、季方報告、黃珍吾報告、歐陽鐘報告、陳孚木回憶錄等等查明，蔣公根本沒有給海軍局或李之龍下過調艦命令，矯蔣之令的是黃埔軍校駐省辦事處主任歐陽鐘，幕後主使人是西山會議派、廣州市政委員長伍朝福、孫文主義學會這三方面，而歐陽鐘的後臺是其叔、孫文主義學會骨幹、海軍官校副校長歐陽格；是「歐陽格與王柏齡定計，一面唆使侄兒矯令，一面向蔣公謊報李之龍謀叛，其結果便演出了震驚中外的中山艦事件」。事後，蔣公查出事涉歐陽格，即下令逮捕，一九三七年歐被蔣公下令處決。事發時，蔣公日記表明，他以為系汪精衛擺佈與陷害，欲讓李之龍出動中山艦綁架他。事件真相大白後，蔣汪之隙已成，且綿延十一年，其間蔣汪時分時合，最後導致汪氏投敵叛國。（編者按：楊教授在這裡可能因不便揭露蘇俄和中共的幕後行徑，而只能將策劃中山艦事件的責任點到歐陽等人為止）。
人們不禁要問：辛灝年一干子「文化掮客」，為什麼寡廉鮮恥到連起碼的職業道德也不顧，厚顏無恥地公開造謠？其險惡用心只有一個，那就是通過網路時代媒體傳播廣泛而迅速的特點，造謠生事，歪曲和篡改作者原著，把作者拉下他們的渾水，讓作者「跳到黃河也洗不清」，以分裂中國知識份子隊伍，實現他們「和平演變」社會主義中國的罪惡政治目的！但是，有著清醒頭腦的中國知識份子，從未上過他們的賊船，成為實現他們罪惡政治目的犧牲品。《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一書的作者楊天石，不得已奮起反擊，給 「謠言世家子弟」辛灝年之流當頭棒喝。楊天石在《關於拙著〈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光明網•博覽群書》2003•10•07）中義正詞嚴地駁斥道：
先是臺灣《傳記文學》4 月號發表段干木先生的「書評」，評論我的《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一書（以下簡稱拙著）。該文題為《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置個人生死於不顧－－大陸一流學者為蔣介石翻案》，此後，美國《黃花崗雜誌》第5期又發表《大陸著名學者痛說民族英雄蔣介石》一文，署名香港朱有道，而內容則與臺灣《傳記文學》所刊完全相同。由於段干木（朱有道）先生的「書評」斷章取義，強人就己，並且借題發揮，進行政治攻擊，已經超出了「書評」的範圍，並且嚴重歪曲了我的著作，其後，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又對我進行惡意誣陷，我必須據理駁斥，以正視聽。「余豈好辯哉，余不得已也。」
茲依歷史事件先後，從幾個方面揭示「書評」的歪曲，同時說明拙著的真相。
一、關於中山艦事件。拙著旨在還原歷史真相，澄清各種謬誤不實之詞，揭露此次事件雖發端於西山會議派的挑撥離間，但蔣介石的所作所為有其必然性。
中山艦事件發生於1926 年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當年3月18日深夜，黃埔軍校駐廣州辦事處主任歐陽鐘聲稱，「奉蔣校長命令」調艦。共產黨員、時任海軍局代局長的李之龍即派中山艦及寶璧艦應調。但是，當兩艦由廣州開到黃埔軍校後，卻發現並無調艦之事。20日晨，蔣介石下令逮捕李之龍等共產黨員五十餘人，佔領中山艦，包圍省港罷工委員會，收繳工人糾察隊槍械，監視蘇聯顧問。此後，蔣介石在許多場合，即聲稱中山艦的調動，系李之龍「矯令」，目的是將他強行綁架到莫斯科，屬於共產黨和蘇聯方面的陰謀，而1949年以來大陸歷史學家則普遍認為，調艦命令為蔣介石所發，是蔣的陰謀。事情的真相如何，一直是個謎團。
拙著根據大量紮實、可靠的資料指出：1、中山艦駛往黃埔並非李之龍「矯令」，它與汪精衛（當時國民黨的左派領袖）、季山嘉（蘇聯顧問）無關，也與中共無關。多年來，蔣介石和國民黨部分人士一直大肆宣傳的所謂「陰謀」說顯然不能成立。2、蔣介石沒有直接給海軍局或李之龍下達過調艦命令。因此，所謂蔣介石下令而又反誣李之龍「矯令」說也不能成立。 3、中途加碼，「矯」蔣介石之令的是黃埔軍校駐廣州辦事處主任歐陽鐘（拙著115∼116頁，以下僅注頁碼）。其原因在於國民黨右派想「拆散」當時廣州國民政府的團結局面，挑撥國共關係，「使共產黨和蔣分家」（121頁）。拙著特別著重指出：就蔣介石誤信右派謠言來說，中山艦事件有其偶然性；就當時國民黨內左、右派的激烈鬥爭和蔣介石的思想來說，又有其必然性（127頁）。「蔣介石和左派力量爭奪領導權的鬥爭必不可免，即使沒有右派的造謠和挑撥，蔣介石遲早也會製造出另一個事件來的。」（129頁）
拙著關於中山艦事件的論述大體如上。但是，在段干木（朱有道）先生的「書評」中，卻專門寫了一段「中山艦事件，蔣介石蒙冤七十五年」，作為拙著為蔣介石「翻案」的有力證據之一。這是嚴肅的科學態度嗎？
…………
六、結語。通過上述分析可見，段干木（朱有道）先生的「書評」斷章取義，自取所需，強人就己，無中生有，嚴重歪曲了拙著的面貌。其各種觀點，均系「書評」作者的觀點，與拙著無關。「書評」還有一部分政治攻擊的內容，相信明眼人均能看出，那是「書評」作者某種情緒的發泄，與拙著更沒有任何關係。拙著是實事求是的學術研究，讀者如有不同看法，可以提出討論以至撰文公開批評，這是有利於學術發展的正常現象。但是，連拙著都沒有讀，就惡意誣陷，借端煽動，就不能認為是正常的了。
盡人皆知，發生在上個世紀二十年代的「中山艦事件」，是一個早有定論的歷史事件，在這裡我們沒有必要加以贅述「中山艦事件」的始末。辛灝年之流大打「中山艦事件」牌，其目的也不是為了進行歷史的考證，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反共反人民。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出，辛灝年之流，為了達到自己歪曲和篡改歷史，替蔣介石及其代表的反動勢力翻案之目的，到了何等無恥的地步！但是，為早已成為歷史垃圾的蔣介石反革命集團翻案，並不是辛灝年的目的，他的目的是通過為蔣介石反革命集團翻案，達到否定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人民革命的歷史，從而在中國實行他們的所謂「民主」制度，即在中國全面復辟資本主義制度。
「辯」文引證三人(楊天石、朱有道、辛灝年)、兩刊(《傳記文學》、《黃花崗》)、一網站(光明網。博覽群書)的言論，洋洋灑灑，千言萬語，其實最要緊的只是楊先生的一句話：「蔣介石沒有直接給海軍局或李之龍下達過調艦命令。」這是最主要之點，最根本的事實，是事實中的「大者」。我想像楊先生說這句話的時候，腦中可能會出現孟老夫子說的那句話：「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特別是，其它所有的大量的關於因果的邏輯推理，都絕對地必須以它為「大前提」，否則，只能是鬼話連篇。楊先生又說：「1949年以來大陸歷史學家則普遍認為，調艦命令為蔣介石所發，是蔣的陰謀。」這和《書評》所述－－中山艦事件七十多年來，一直是中共醜詆蔣公的一個重要話題，所有的大陸歷史教科書都說「一九二七年三月十八日蔣介石命令海軍局調派兩艘軍艦開赴黃埔聽候調遣，海軍局代理局長兼中山艦艦長、共產黨員李之龍率艦於次晨到達黃埔。廿日凌晨，蔣介石以中山艦『有變亂政局之舉』宣布戒嚴，逮捕李之龍」。－－不是如出一轍嗎？中共竟能把「拙著根據大量紮實、可靠的資料指出」的「蔣介石沒有直接給海軍局或李之龍下達過調艦命令」篡改為「調艦命令為蔣介石所發，是蔣的陰謀」
這裡有一點必須一口咬死，絕對明確，是絲毫也不許打馬虎眼的：既然沒有調令，你這個共產黨員艦長李之龍擅自調艦，訴諸軍法，該當何罪？。換上任何一個統帥也不會比國民革命領袖蔣介石更胸懷磊落、鄭重嚴明！而共產黨竟寡廉鮮恥到連起碼的職業道德也不顧，厚顏無恥地公開造謠：「調艦命令為蔣介石所發，是蔣的陰謀」而這正如「辯」文所指出的：「同時也為中國近代史研究與教育，投下一顆毒氣四散的煙幕彈。」毒害了幾代中國人，至今仍是毒霧瀰漫。用系統的謊言掩蓋歷史的真相，把中國人民自己的民族英雄誣蔑為賣國賊，把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誣蔑為新軍閥、反動派，而把認賊作父、禍國殃民的大災星硬捧為大救星。害得辛灝年刨新中國的祖墳在中國找不到，還得到俄國和德國去刨。
讓我們來看看「辯」文是如何裝著窮凶極惡，對此義憤填膺，發出一系列破口大罵的吧！－－
我們不必去花費大量的篇幅，敘述那些早已為中國人民所熟知的歷史事實，在這裡僅舉一個「中山艦事件」為例，看一看辛灝年這個「謠言世家的子弟」，是怎樣的無法自圓其說。
人們不禁要問：辛灝年一干子「文化掮客」，為什麼寡廉鮮恥到連起碼的職業道德也不顧，厚顏無恥地公開造謠？
盡人皆知，發生在上個世紀二十年代的「中山艦事件」，是一個早有定論的歷史事件，在這裡我們沒有必要加以贅述「中山艦事件」的始末。辛灝年之流大打「中山艦事件」牌，其目的也不是為了進行歷史的考證，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反共反人民。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出，辛灝年之流，為了達到自己歪曲和篡改歷史，替蔣介石及其代表的反動勢力翻案之目的，到了何等無恥的地步！
讀者會發現，在「罵人」上也是可以「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的，同時也都會看透，誰才是這個被罵為「謠言世家的子弟」，一干子「文化掮客」，為什麼寡廉鮮恥到連起碼的職業道德也不顧，厚顏無恥地公開造謠？歪曲和篡改歷史到了何等無恥的地步！等等等等；當之無愧的受主？非他也，乃把歷史篡改得面目全非的中共也。你從這裡就可以看出，凡是罵辛灝年的話，都是罵共產黨的，同時你也無法不感嘆作者打著紅旗反紅旗手法之純熟！
尤有甚者，「辯」文說的「盡人皆知，發生在上個世紀二十年代的『中山艦事件』，是一個早有定論的歷史事件。」問題在於，「早」在何時？是在楊先生的「拙著」發表之前嗎？如果是這樣，那麼，下面罵的「辛灝年之流大打『中山艦事件』牌，其目的也不是為了進行歷史的考證，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反共反人民。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出，辛灝年之流，為了達到自己歪曲和篡改歷史，替蔣介石及其代表的反動勢力翻案之目的，到了何等無恥的地步！」就是罵在楊先生身上，這也正好是楊先生自己指出的「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又對我進行惡意誣陷。」的內容。如果楊先生站出來說：「在這一點上，我就是要替蔣介石翻案！」這是既合事實又合邏輯的。也是站在歷史的唯一正確方面進行的撥亂反正工作。至於說「拙著特別著重指出：就蔣介石誤信右派謠言來說，中山艦事件有其偶然性；就當時國民黨內左、右派的激烈鬥爭和蔣介石的思想來說，又有其必然性（127頁）。」即便楊先生這個主觀推斷是100%的正確，也只是對事態發展的預測，也不能代替，更不能否定當下這個鐵的事實。而激怒那些「別有用心」 的極左頑固派的，就正是這個鐵的事實。這既是如同破案掌握到鐵證如山，又像抓住了陰謀家的魔爪；任極左頑固派因為被刨了祖墳而驢踢馬跳、咆哮如雷，我們就是要，咬定鐵山不放鬆，立意原在破案中；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南西北風。歷史終於還了蒙冤75年的蔣公以清白！氣死蒼蠅未足奇。
楊先生對《書評》的態度，也不能說是公允的，難道曹雪芹能對《紅樓夢》的書評或「見淫」、或「見排滿」……橫加指責嗎？更何況朱先生的《書評》對於「拙著」來說並不離譜呢！再者，到什麼程度就算是「強人就己」，其界定也是無法衷於一是的。我敢這樣說，在古今中外的所有書評中找不出一篇不塗上評者主觀色彩，即一點兒也不強人就己的文章。不信嗎？遠在天邊，近在眼前，大作即為本地風光。但我們完全理解楊先生是出於「余不得已也。」的處境。至此之前，在《書評》提到「中共黨史與理論權威胡喬木生前讚譽《中山艦事件之謎》一文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具有世界水平』的著作，『路子是對的，要堅持這樣走下去』」的時候，《黃花崗》雜誌加編者按：「這在楊天石教授雖為『不得已』，在胡喬木則為再一次有心誤導，以為中共開脫歷史罪責。」楊先生在這裡證明，《黃花崗》編者先前指出的「不得已」，實在是有先見之明。另一條按語：「楊教授在這裡可能因不便揭露蘇俄和中共的幕後行徑，而只能將策劃中山艦事件的責任點到歐陽等人為止。」我認為，遲早有一天也會被證實是有先見之明的。
經《誰是新中國》證實的一個最本質的真實，就是證實了共產黨的所有作為都是為了、同時也是實現了的一個目的，就是復辟舊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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